国民党来了，我们厂变成国家厂，一开始招工我就进厂了，那年我十六岁。这以后工作条件稍为好一点，一天工作十个半小时，比日本人的时候少掉两小时，工资也提高一点，涨到七八十元，每个月分四次发工资，5号、12号、19号、26号会准时发，工人也开心一些。但有两点和日本人时候是一样的，一个是拿摩温还在管我们，另一个是工人还要每天带饭去。后来物价涨得很厉害，国民党怎么也压不住。工人工资本来就少，也没什么积蓄，为了保值，工人有点小钱也去换小小的金戒指。
我们厂也有地下党，有时组织大家罢工，有时组织大家“抢饭吃”。那时工人上班都带饭，拿摩温也自己带饭。厂里有个职员食堂，他们不用带饭，而且吃得很好。有一天，有人在车间里大叫：“小姑娘，快点去吃饭呀！”于是大家都不干活了，拥进食堂抢到饭菜就吃，其实人多饭少，也抢不到多少东西吃，只不过人多一些造成闹哄哄的群众场面。当时也提出涨工资，工厂不同意，我们就开始罢工。一般有人来说“明天大家都不要来上班”，第二天工人就都在家里了，大家心还是挺齐的。但过段时间厂里来人叫，我们又去上班，过几天又罢工，就这样有时罢工有时开工，最长的罢工持续了几个月。
1949年解放以后，我们厂改称国棉十厂，不晓得怎么搞的，后来听说浦东也有一个国棉十厂，我们厂就改成国棉九厂了1945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负责接收日伪在沦陷区的纺织厂及事业单位。1946年，原同兴二厂改称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十纺织厂。解放初改称国营上海第十棉纺织厂，简称十棉，后又改为九棉。参见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纺织工业志·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毛主席、共产党来了，我们的日子就更好过了。每天工作只有八小时，当时的口号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学习，八小时休息”。工资增加了，物价也没有乱涨，工厂设了食堂和浴室，我们上班不用带饭，还停机半小时让我们吃饭。技术作了改进，一个人也能做“穿头”，就不会和别人闹矛盾了。抄身制度一解放就取消了，但有的人拎不清居然还偷东西，如布机间有人偷布出去被发觉，然后开小组会教育，这时不会开除工人了。工人舒服多了，共产党真的蛮好的。
我被送到上海时本来讲好要给我读书的，最终养父母没让我念书，所以长大了一个字也不识。解放初叫工人都去上夜校，实际上学习并没有八个小时，一般是中班上班前学两个小时，早班或夜班下班后学两个小时。老师姓白，叫什么名字记不清楚了，长相就像他的姓，长得白白胖胖的，年龄四五十岁，说话很斯文的。老师上常日班，早班下班时他等在教室，夜班上班前他也来了，所以三班的工人都可以教到。我们那时上课没有书，就发两张油印的讲义，大家看着讲义跟老师念。夜校还要考试，老师出点题目，我们在下面考。
照道理一个班级有四五十人，但那时有许多人逃课。很多工人并不想学习，因为觉得认字没用，当时有句俗话说：“不识字好吃饭，不识人头难吃饭。”白老师人蛮好的，我们工人一直不去读书，他就来车间捉，有时走过来拍拍我，说：“老师傅，你昨天也没来，今天要来的哦，不好不来的，读点书总归有好处的。”被他逼得没办法，我就只好再去读书，因为我们读不好，他也有责任的呀。那些喜欢读书的工人，也有读得很好的，我算不喜欢读书的那一类，但考试考得还可以。现在我能看看《新民晚报》，基本都是那时在夜校学的，儿子一直开玩笑说我是“红砖大学大学生”。
我和丈夫认识是靠人家介绍的，那时大家都很封建，不会自己找的，解放不久我们就结婚了。男人周钜嘉是个心思很活络的人，这里干干，那里干干，杭州、山东都去过，工作也干过很多，就是定不下心来。他家蛮困难的，有五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大，他爸挑个担子走街串巷卖酱油，一边走一边喊：“酱油要？酱油要？”那时我生父还在乡下，他们家也是余姚人，他爸爸和我养父母还是亲戚，老一辈商量好就让我们结婚了。婚后我们仍然住在养父母家，那以后我才不用把工资交给养母。后来养父跌了一跤，脚摔坏了，年纪又大，也卖不动鱼了，也就不工作了。当时正是公私合营前不久，所以他也没有养老金，听说熬到公私合营的话就能拿到退休待遇了。所以那以后养父母就靠我赡养，我的工资成为全家唯一的生活来源。
1960年前后三年，上面说因为自然灾害粮食很紧张，家里常常吃番薯泡饭，大家都吃不饱了。养父长得很高大，肚皮也大，他放开吃饱，我们三个女的就要饿肚皮了，所以养母要他和我们分开吃饭，即养母和我及我女儿一起吃饭，养父自己一个人吃。他没有收入，又没有医保养老金，蛮作孽的。最后他死在困难时期，那年他七十三岁。他走时，上海人还不太接受火葬，但因为那时家里没钱买棺材，只好让他火葬。
20世纪50年代口述者与女儿
人家介绍老公的父亲到耐火砖厂工作，他就一直在炉子间烧锅炉。可能做这个工作灰吸得太多变成肺病，后来被认定为工伤，所以他很早就退休了。他的退休工资很低，家里就主要靠我赚钱。而且那时男人都不干家务的，家里所有的家务一直都由我承担。
1966年，养母也走了，那年她七十七岁。当时正闹“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要“破四旧”“破四旧”为文革口号，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6月1日由《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所以棺材、纸钱全都不好买，养母也只能火葬。我男人年轻时还是蛮能干的，他拎着两个骨灰盒回到乡下，准备跟亲戚商量葬在乡下。一开始他还不好意思，到了乡下不敢进亲戚的门，很小心地叫他们出来，说有事要商量。亲戚倒很大方，说： 我们不在乎的，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好了。最后跟人家商定，把他们的骨灰埋在人家的山上，他们也是余姚人，总算叶落归根了。早两年，我还去上过坟，路很难走，现在可能连坟都找不到了吧。
“文革”刚开始，厂长等领导都被斗争了。工会主席徐杏妹解放前是地下党员，曾领导我们罢工、“抢饭吃”，这时也被批判了，还被人殴打。有天上班，我们看到她躺在雪地上已经死了，不知道她是自杀还是被人推下来摔死的。以后她女儿还到厂里吵，也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工厂还照样开工，生产没受到什么大的影响，只是上班前下班后都召集工人开会学习，大家都要背《毛主席语录》，上班前还要到毛主席像前鞠躬，右手拿本《毛主席语录》，一面挥一面说许多话，比如说：“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一起唱语录歌。
“文化大革命”最不好的是要小孩去农村插队落户。女儿中学毕业，照政策本可以留城，但因为受爸爸的影响，也被动员下乡。街道往往来一大帮人，还在我家门口敲锣打鼓，所以听到远方传来锣鼓声，我们就吓得心里“扑扑”跳。我那时还挺能说的，就和他们讲理，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总归无法和政府对抗，只得同意送女儿到安徽插队。我知道，那时招工、上学都得经过政治审查，她这一走就不能回上海了，所以我心里特别难过。知青都从彭浦火车站出发，那里原来是货运车站，临时搭了一个大棚子。一进去看到许多人抱着亲人哇哇哭，真是惊天动地，比火葬场的哭声还凄惨。火车一开，我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觉。6月送走女儿以后，夜里我常常睡不着，总是出现幻觉，似乎总看到女儿在乡下吃苦，不久身体就垮掉了，到10月只好拍电报把女儿叫回来照顾我。就从那时开始落下病，一直到现在都得吃安眠药。女儿在乡下种地，粮食不够吃，也没有粮票，买米就特别贵，也没钱买，而且安徽当时也不产大米，知青和当地人都吃山芋、芋头等杂粮。听说她在那边饭都吃不饱，我就特别难过，看到小儿子狼吞虎咽吃饭，就忍不住说：“你开心咧，饭少吃点好吧，你姐姐在安徽饭都没有吃呢！”每年秋收后女儿才能回上海，而女儿回到上海仍然是没有粮票的，当时人戏称知青是“来没有粮票，去没有钞票”，她在上海的几个月里只能大家省吃俭用一起共渡难关。
有一次，我早上7点去上班，就被拉去开会了，因为前一天下班时我逃掉了，这时只好补听早上会。平时上班太累，开会时我一直闭着眼睛打瞌睡，后来听说曾有人拿着大纸头在台前举着，上面写着：“周阿翠，厂门口有人找你。”当时我没看见，散会以后人家才告诉我，我赶紧奔到门口一看，原来是刚上小学的小儿子，他睡在长椅上，已吐得一塌糊涂。儿子从没来过这里，也不知道他一个人是怎么摸过来的。我赶紧带他去看医生，诊断说他得了急性肝炎，街道、医院还来了不少人，帮家里消毒，等等。这个时候最苦了，大女儿已到农村插队落户，男人又住在公婆家里照顾两位老人，不大回来，家里一个帮手也没有。小孩住进医院，我也没空陪他，他太小了，送去吃的他也不懂得吃，就藏在那儿，晚上上厕所不方便，他就尽可能白天上厕所，晚上少喝水。我只好拍电报要女儿回来，女儿回来就去医院看望，弟弟哭了，姐姐也哭了。女人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真不容易。
我一直在国棉九厂工作，工资是每月77.8元。解放后我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虽然我工作产量不太高，但产品质量很高，从来没有出过坏件，所以三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一次奖了三斤绒线，一次发给我一个脸盆，还有一次发了一百元奖金，发奖时蛮开心的，激动得心里怦怦跳。
20世纪90年代口述者与孙子在一起
1979年，女儿从乡下回城，为了让她进厂顶替，我就退休了，那年还不满五十岁。也在那一年，儿子考上大学。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家越来越好，儿子当上高级工程师，孙子也考上大学，找到很好的工作。因为我退休早，退休工资不多，这几年加了几次，才刚过两千五百元，但孩子们对我很好，晚年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