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营纱厂养成工管寿香女士口述史
【口述者】管寿香
【访谈/整理者】庄妤上海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硕士研究生程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访谈时间】2011年11月12日、18日，2012年1月17日，2013年3月6日【访谈地点】管寿香家【整理者按】管寿香，1931年生，浙江黄岩人。1947年到中纺一厂工作，1981年自上海国棉一厂退休。
一、 老家旧事
我是浙江黄岩人，因为一个村子的人都姓管，所以老家所在地叫新桥管，现在叫新桥镇。我们这一带的市镇轮流开“市日”，市就是乡村集市，当时周围的几个镇是轮流开市的，不会放在同一天，比如今天是新桥管的“市日”，明天就会是别的地方。新桥管的市日是三、八，也就是每月逢三逢八（初三、初八、十三、十八、二十三、二十八）这里就会有集市，大约十天开两次集市，而有的地方还有十天三市的呢。市日时，周围乡镇的农民和商人都肩挑船运过来，什么样的买卖都有，有时家里来了亲眷，正好这里不是市日，为了买肉、菜，还得跑到别的镇上去，当然以前在乡下走几里路不算什么的。
镇上有条十字街，我们家是商人，在当地没有田，当时农户都不住在街上，而街上的商户一般都没田。我爷爷是开中药店的，店面就在这条街上，记得药店也不大，就两间平房。老早开药店的人都要做郎中的，给人搭搭脉再卖药，也忘了他是怎么给人看病的。六十年前哪有那么多人会去看毛病，农民生病一般都不看医生的，有点不舒服就按土方自己弄弄，比如拉肚子就喝点杨梅浸酒，或者把萝卜叶子甩在屋顶上让它打几天霜，老人说这也可以治毛病，以前乡下就靠这些土药。所以在乡下，做郎中并不怎么受尊重的，和你们的想象很不一样的。
因为爷爷开着店，原来家里经济状况还可以的，住一幢上下两层的木造楼房。印象中楼上有三间，楼下有两间，在当时房子还算比较好的。药店在较热闹的街面上，而我们家住在街的里面一点，但离药店很近。父母和爷爷住在一起，还有一个没结婚的娘娘。而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已经败落，自己的药店开不下去，爷爷只好在别人家药店做伙计。听说我家败落主要是因为爷爷吃上了鸦片，看来瘾头很大，记得他那时已经很瘦了。另外也因为药店曾遭贼偷，一天晚上店里装贵重药的蜡瓶、瓷瓶等都被偷掉，药店就彻底破产了。
父母去上海时，我只有四五岁。大概过了三四年，爷爷就过世了。爷爷一生病，家里就没有经济来源了，爷爷就写信给父亲，叫他寄点钱回来，但一直没有回音。不久，爷爷就过世了，他的坟造在山里，当我们从山里办好丧事回来，父亲寄来的钞票才刚刚到。原来那时已经和日本人打仗，通信都没保证，交通也不方便，父亲一直没收到爷爷的信，后来一天之内连着收到三四封信，还没拆开他就感到出事了，得知爷爷毛病已经很严重，他赶快寄钱回来，但还是没赶上。在乡下这叫“回山转”，意思大概是棺材买好钱才寄到家，这是很遗憾的，所以我至今记得很牢。
那时办丧事都很简单，死人装在木棺材里，棺材还要临时停一段时间才能安葬。穷人家在自家田地的角落搭一个稻草三角棚，用来停棺。有人穷得没衣服穿，连死人的衣服都要，到了晚上会有人来撬开棺材，把尸体上的衣服脱下自己穿，或者拿去卖掉。他们也会去盗墓，不过不是偷金银珠宝，而是偷衣服。盗墓贼一般都是同村的人，他知道哪家有人过世才能去偷，我外公的衣服就被人偷掉过。当时实在是太穷了，大家也不会觉得奇怪，衣服被偷掉，再换件旧的就是了。也有的人家死了人，尸体用席子卷一卷，就丢在路边让收垃圾的人收掉。
爷爷过世后，日子就更苦了。我们家本来就没田地，有阵子只得变卖东西买粮食，甚至把家里的楼房也卖掉了。爷爷老早还在南街买过两间矮房子，原来租给人家，这时收回来自己住，那里比较冷清，但还好有玻璃窗，光线可以透进来。我和妹妹跟奶奶搬过去，一间睡觉，在另一间烧饭吃饭。因为老家比较偏僻，东洋人没打过来，所以我们没有逃难。听父母说，日本人在的时候上海米都买不到，上海人都去“轧户口米”轧户口米为上海俗语。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的粮食供应极度紧张，政府令市民按户口人数到指定米店购米，市民都十分饥饿，米店一开门，人们蜂拥而上，人挤人争买“户口米”，就叫“轧户口米”。，一听说哪个店有米卖，大家都去买米，人太多太挤，等半天有的人可能还是拿个空袋子回家。
父亲有时寄钱回来，那时寄钱也很不方便，不能直接寄，还要托人带来。比如老乡到上海来做生意，父亲把钱托给他，再写信回来告诉我们委托的人和地址，我们再跑几里路过去拿。而且拿钱也不那么容易，跑到那里，那人总是说货还没有卖掉，现在没钞票，我们拿他没办法，只好求他多少给一点。比如父亲托他带十块钱，他并不会一下子给你，总是每次只给两块、三块，要跑好几次才能拿到这笔钱，真是很辛苦。娘娘年纪大了，往往会差我去。有一次，我跑了几里路，到那里他只说一句话：“这两天没钞票！”我还是小孩不懂事，一下子也不知该说什么，结果只好空手回来，这明显是欺负小孩。又有一次，我是跟奶奶一道去的，倒招待我们吃了顿很简单的饭。有时天很冷，我还跟着奶奶走很远路去要，虽然这笔钱没有多少，但真是很难讨，让我们很难受，所以到现在印象还很深。
奶奶个子蛮小的，我的身形就很像她。奶奶、妈妈和娘娘都是小脚，她们的脚背弓起老高，到我这一辈才不缠的，而妈妈和娘娘当中都放过脚，所以她们的脚要比奶奶的大一点，但也已经变形了，一般的鞋都不能穿，到上海以后，她们只能到小花园鞋店去买那种尖头布鞋。奶奶很能干，会很多手艺，她会抽蚕丝，还会加工土绢，领些活回家干，赚点小钱养家。那时自己织的土绢很硬，她有办法把它弄软以后再染色，家里没开作坊，也没有什么工具，染好的绢没地方晾，两个女人各拉一头不停地晃，过一会就干了。她和左右邻居很合得来，邻居们说她煮的五香豆很好吃，经常进来你捞一把我捞一把的。
那时小姑娘读书很少，但我们家住在街上，就和农民不太一样。爷爷做郎中自然识字；奶奶常念佛经，经上的字都认识的；爸爸读过私塾，文化还蛮高的；娘娘大概也在私塾读过书；妈妈原来不识字，嫁到我家后常在药店里帮忙，药方多看看也慢慢认识不少字，所以家里的男男女女都多少有点文化。那时办学校的都是地主、商人，新桥管有钱人也蛮多的，有几个又有钱又有文化的人办了一个小学。人家都对奶奶说：“要让小姑娘读书，她父母都在上海，将来肯定要出去的。” 奶奶也主张让我去读书。本来都要收学费的，但我家算是困难户，托到一个管家族的远亲，靠他和校长的交情才让我免费去读。当然这样的情况并不多，因为当时农村的穷人家根本不会让小姑娘去读书的，我们新桥管比较文明，在当地已经算很好的啦。
学校的名字记不起来了，一进大门就是操场，还蛮正规的，班级也不少。记得那里原来是个破庙，当中被打通，门口也改造过，烧香的地方一点都没留。我们校长思想比较进步，有一天，我看到他把庙里的菩萨敲掉，用绳子绑住头硬是扳下来。他娘听说以后，无论如何不让他再敲，所以殿里的十八罗汉没敲掉，就堆在一间空屋，再用木板钉住门口。听说那个校长解放初就被镇压了。我在那个学校读了四年书，后来生疟疾常常发烧，休学以后就不去了，直到解放后我才有机会再读夜校。
今年我还和几个姊妹回过老家，新桥镇现在变化很大，老家已经没什么人，我家的老房子也没有了。老家要造个管氏祠堂，我和阿弟还捐了点钱。
二、 养成工生涯
1945年日本人投降，父亲将全家都接到上海，我和大妹妹、祖母跟父亲从浙江海门（现椒江）坐上小帆船，还带着铺盖，人多船小非常挤，睡觉的时候头也抬不起来，还要坐三四天，这段路程真的很苦。船开到上海十六铺码头，出来一看，哟，这里的房子怎么这么高呀！
我家在曹家渡租房住。那是石库门房子，进门就是天井，楼下有前客堂间、后客堂间，还有前后厢房，扶梯后面是灶间，灶间上面是亭子间，从扶梯上去有前楼和后楼，上面还有三层阁。房间都很小，最大的也不过十多个平方，一幢石库门房子当然不算小，但都有好几家人住在里面，只住一家的很少。父母住在客堂间，后客堂间由另一家人住，我们姊妹几个和奶奶只能睡三层阁。上三层阁要爬小扶梯上去。你们现在看到的石库门房子都是比较好的才留下来，那时石库门房子的阁楼楼梯都很陡的，根本不像现在的大扶梯。有的房子在扶梯的半当中有一扇小门，人要侧身猫着进去。我们家上阁楼的楼梯并没有扶手，记得就把一条粗绳子用钉子钉牢，我们上下时可以拉拉手，老人小孩都走惯了，好像也不觉得危险。那幢房子没有马桶间，马桶就放在母亲床边，我家还算好，在马桶前安了一个木门，而有些人家用块布遮一遮就算了。房间里放一张桌子，吃饭、做家务全都在上面，全家人吃喝拉撒在房间里都解决了。
我刚从乡下出来时已有十六岁，但当时听不懂上海话。父母都很忙，也不会带我们出去玩，所以我平时也不出去，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就像两三岁的小孩。1947年，听说中纺一厂正在招养成工，我就去应聘了。许多小姑娘挤在门口，招工的人先拿一根竹头量身高，太矮太高的人都不要的。招考还有年龄限制，只要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反正当时也不看户口本，我实际是十七岁，但因为长得比较矮小，少报一岁就通过了。他们看看我的样子，再拿本书给我看，可能还要识点字，但要求不太高，不用识太多字，识几个字就行了。而且还要测视力，视力表就和现在的差不多，再拿个表测听力，放在我脑袋旁，听到的话就指个方向。招考还蛮严格的，几百个人去报考，一道道要刷掉很多人，最后只招了我们十个人。不过每个月都会招一批，加起来也招进不少。
这个厂在长寿路胶州路口，前门是长寿路，后门挨着苏州河，一条条船从苏州河上过，把棉花送到后门，然后通过一个个车间，从前门出去时已是一匹匹成布，而且工厂的大门两边分为两路，南北两部都各有纺部和织部，两路同时清花、纺纱、织布，等于有两个厂，你说这个厂得有多大。从棉花织成布，要走许多道工序，比如在清花间把棉花打成条状，大概有筷子那么粗，再送到粗纱间加工成粗纱，我们细纱车间再把纱拉细，有二十四支、三十二支、六十支三档，支数越高线越细，还要经过筒子间、经纱间加工，然后才送进布机间织布，最后在布房间验布。布织出以后，再送到印染厂印成花布，或染成色布。老早日本人在上海造了很多纱厂，这个厂原来也是日本人开的，听说当时叫内外棉十三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纺织厂的原名为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第十三、十四纺织厂。1951年改称国营上海第一棉纺织厂。，日本人投降以后，日本人的工厂都被国民党政府收归为国营，当时叫中纺一厂。
原来的老工人都是互相介绍进来的，而我们都是一批批考进来的。我们叫养成工，开始只在细纱间有养成工，后来粗纱间也招了不少。养成工算学徒，老工人有一条方边的饭单和一顶帽子；而我们养成工的饭单是圆角的，白帽子上有一条红边。养成工还发给一件工作服，是黄黄的卡其布两用衫，但不发裤子和鞋的。我们一进厂就有个工号，老工人的编号是四位的，我们的编号是五位，养成工做满两年，编号才和正式工人一样排。我记得很清楚，养成工时我的编号是19024，第三批招进的养成工从20号排到30号，所以我排24号；养成工做满以后，工号换成2376，这两个号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工号并没有写在工作服上，但自己要记牢的，因为发工资时要报工号的，而且我们厂江北人多，不少人就叫“小三子”、“小六子”，光报名字要搞不清楚的。一进厂，拿摩温对养成工不叫名字，都叫工号的，就像叫犯人一样，而工友之间也相互叫工号。记得那时有个邻居也在我们厂做养成工，她是60号，我们相互间叫来叫去都是叫“24号”、“60号”，弄到后来我妈也叫她60号，真是很好笑，现在已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这“60号”。等到养成工做满，我们的饭单就和老工人一样了，而且那时大家都相互认识了，也不再叫工号，开始叫名字。
我被分在细纱间做挡车工，一直就做二十四支细纱。厂里派下两个拿摩温来教我们，总共只学两个礼拜左右，应该说学会很容易的，但同时要看住那么多台车就很难了。拿摩温年纪也不大，但她不会对你客气的。有一次，我没结好线头，她随手拿起一个筒子就打我的手，还责骂说：“你的手是怎么生的？就是弄不好！”不过其他时候还好，戳一下头、骂一句笨蛋也就算了。听说日本人办厂的时候童工还要苦，到国民党国营厂的时候已经文明一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