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小品文的兴盛，可以算是中国古典散文的最后一次重要变化，这一变化中包含了一些趋向现代的因素。作为新文学运动重要理论家的周作人在1926年就说过：“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 ”（《陶庵梦忆序》）他的意思是晚明小品在古代与现代文学之间，有着衔接和过渡的意义。上世纪30年代，由于周作人、林语堂诸人的鼓吹，一度出现了晚明小品热。虽然，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也存在争议，但晚明小品的新变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何为小品文
“小品”原是佛家用语，指大部佛经的略本，明后期才成为一个新的文类概念。今存有明末书商陆云龙编选的《皇明十六家小品》。
从字面意义而言，小品文不过是指短小有趣的文章，没有清晰严格的标准。因此，广义的小品文可以追溯到很远，《世说新语》可以算是较早的名作，苏轼的短文更被认为是晚明小品的不祧之祖。但把它作为一个新的文类概念来提出，则有特殊的背景。那就是在明代晚期出现了一股反对思想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与之相关联，“公安派”（以湖北公安人袁宏道及其兄宗道、弟中道为中心）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性灵说”，其宗旨是强调文学应该自由地表达真实的情感。而提倡小品文正是这一文学观的体现。如袁中道评价苏轼的文章，就说：“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答蔡观察元履》）所以，小品文的理论旗帜是“性灵”，它和唐宋古文的旗帜“道统”有针锋相对的意味。从文章面貌来说，大致晚明小品体制通常比较短小，文字喜好轻灵、隽永；多表现活泼新鲜的生活感受，讲究情绪、韵致；偏重于思想的机智，而避免从正面论说严肃的道理。它并不专指某一特定的文体，尺牍、游记、传记、日记、序跋等均可包容在内。
人世辛酸
小品文常常被看成是闲适情趣的表达。但由于这一时代的文人大多很敏感，闲适姿态的背后往往有人世辛酸的感受。主要生活在明中叶的徐渭，是开晚明小品之先声的人物，《皇明十六家小品》把他列为第一家。尺牍《与马策之》言：
发白齿摇矣，犹把一寸毛锥，走数千里道，营营一冷坑上，此与老牯踉跄以耕，拽犁不动，而泪渍肩疮者何异？噫，可悲也！每至菱笋候，必兀坐神驰，而尤摇摇者，策之之所也。厨书幸为好收藏，归而尚键，当与吾子读之也。
这是徐渭晚年在宣府做幕僚时寄给门人的一封短札，文字随意而精警，极生动传神地写出了他在落魄生涯中的悲苦心境，同时也显示出不甘寄人篱下的个性。
徐渭是个天才类型的人物，却一生潦倒，死后几乎湮没无闻。正是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偶然读到他的文集，大为倾倒，四处宣扬，才令徐渭声名鹊起。他还专门写了《徐文长传》，称赞徐渭虽屡遭不幸，却永不肯俯首向人，故诗中“匠心独出，有王者气”。这就是晚明文士格外欣赏的文学品格。
袁宏道本人入仕途颇早，却不耐烦做官，他在尺牍《丘长孺》中，用自嘲的口吻述县令之苦：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喻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在一连串尖刻的譬喻中写尽低级官员的苦恼，也活脱显示出一个爱好自由的文人与官场不相适应的个性。
袁中道的文章文字很明快，大抵性情流露，能打动人心。如《寿大姊五十序》中的一节：
龚氏舅携姊入城鞠养，予已四岁余，入喻家庄蒙学。窗隙中，见舅抱姊马上，从孙岗来，风飘飘吹练袖。过馆前，呼中郎与予别。姊于马上泣，谓予两人曰：“我去，弟好读书！”两人皆拭泪，畏蒙师不敢哭。已去，中郎复携予走至后山松林中，望人马之尘自萧岗灭，然后归，半日不能出声。
此处述因母亲早亡，大姊被托给母舅家抚养，年幼的姐弟们分别时恋恋不舍，彼此相怜，十分感人。
梦萦西湖
个性舒张的要求在社会环境中得不到满足，这使晚明文人把精神转托于山水与日常生活的情趣，因而在小品中产生大量的也是占主导地位的自我赏适、流连光景之作。袁宏道《西湖》
一文中写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这是把西湖当作女郎来依偎了。
明末王思任的散文具有特异的语言风格。用语尖新拗峭，意态跳跃，想象丰富机智，并富于诙谐之趣。如《小洋》
中写景：“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鹅毛霞，俱黄金锦荔，堆出两朵云，居然晶透葡萄紫也。 ”极见灵秀之气。下录《天姥》：
从南明入台，山如剥笋根，又如旋螺顶，渐深遂渐上。
过桃墅，溪鸣树舞，白云绿坳，略有人间。饭班竹岭，酒家胡当垆艳甚。桃花流水，胡麻正香，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妇。过会墅，入太平庵看竹，俱汲桶大，碧骨雨寒，而毛叶离屣，不啻云凤之尾。使吾家林得百十本，逃帻去褌其下，自不来俗物败人意也。行十里，望见天姥峰，大丹郁起。至则野佛无家，化为废地，荒烟迷草，断碣难扪。农僧见人辄缩，不识李太白为何物，安可在痴人面前说梦乎！……说山水极为灵动。又像“老山”、“嫩妇”之喻，对映成趣，表现出作者诙谐的性格。王思任是在清兵攻破其家乡绍兴时绝食而死的，文字的机敏和个性的强烈自有一种微妙的关联。
张岱被推举为晚明小品文的集大成者。他天资聪颖，性情放达，对生活享受非常讲究，但明亡后却长期隐居深山，甘于艰苦。张岱的散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完成于清初，都是忆旧之文。一方面，“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陶庵梦忆》序），心绪是颇为苍凉，但着眼处仍是人世的美好、故国乡土的可爱。如《西湖七月半》记杭州市民每逢七月半齐聚西湖赏月的习俗，写各色人等大多意不在赏月，熙来攘往，有炫耀富贵的，有欣喜好奇的，有卖弄风情的，有装疯卖傻的，有故为矜持的，无不显着些可笑，又无不显着些可爱。而调侃的笔调里，流露着作者对故国与往事深刻的眷怀。另一篇写西湖的《湖心亭看雪》则别是一种清冷的调子：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
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平日俏丽而繁华的湖山此刻被白色的雪同白色的雾气所笼罩，成为一个素洁而宁静的世界。作者于夜晚乘小舟独往湖心亭，却见已有二客对坐，于是举杯同饮，挥袖而散。很短的文字，写出富于诗意的自然，人间意外的邂逅，与深有意味的孤独。这里面似乎蕴涵着某种哲理性的东西，但小品文不是用来讲大道理的，张岱只是静静地描绘那人生的片刻，而令读者有会于心。
中国古代的戏剧又常称为“戏曲”，因为它是一种歌剧，核心内容是用曲子来演唱的。
戏剧的文本被列为文学史的内容来讨论。但从写作的本意来说，戏剧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提供给人们阅读的。它的艺术魅力需要在舞台上得到展现。一段虚构的故事，演示着人生的欢喜与悲哀，演员和观众沉浸于其中，共同叩问生命的本相以及它的可能。演出的只是“戏”，但有时候它却异常地激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