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还是十岁左右的小学生时，被告知社会上的每个人都隶属于一个不变的阶级。而其中，乡间的我们那时还没怎么见过的工人阶级，在台阶的最上层，农民为第二，农民中又以贫农仅次于雇农排列第二。南方山村中的孩子，大多属贫农出身，因此见了少数中农以上成分家庭的孩子不禁趾高气扬。一天早自修，大家自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终于有同学问出了那个大家平素常常想到的问题：
“老师，那我们属于什么阶级？”
一个让我们目瞪口呆的答案被抛了过来：
“你们是学生，学生应该属于小资产阶级。”
我们贫农出身的孩子，竟然会变成千人骂万人踩的“资产阶级”？尽管“小”！那一瞬间，我们都愤怒了。终于，一个最勇敢的同学挺身而出：
“如果我们是小资产阶级，你便是大资产阶级！”
二十多年后，当我站在平壤仰视标志着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手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思想塔时，脑海中莫名其妙地浮现出了这件事。
上古时期的中国，除了现实的政治权力控制者外，还有一种人可以与其分庭抗礼，那就是“巫”。巫是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他拥有知识，同时拥有与上天神秘沟通的能力。我们可以说那个社会是分权的。而一个分权的社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民主的特征。现在我们读《尚书》、《左传》、《国语》甚至《战国策》，其民本思想触目皆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称为“古代奴隶民主制残余”。可是经过历史的淘洗，尤其是战国之后，中国从此不为上天再留可与现实统治者平等抗衡之地位，一个实用理性的社会被构建出来。现实利益成为压倒一切的根本利益，宗教被放逐出日常以外。
这种转轨，于中华民族日后的发展，是福是祸，难以断言。但是知识分子肯定是多挑上了一副重担。原来人类的生活，永远包括理想和现实两大部分。人类的知识，本也分成为理想和为现实两大类型：后者提供现实生活的有效知识，如农业、气象、医学、军事、社会组织等等；前者则包括何谓幸福、何谓真理等价值判断。在许多地方，这两者的责任可由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分担，但在中国，由于后者被放逐，便注定只能由同一类人来承载。
问题只在于，这副重担是知识分子注定难以挑起的。为什么？人挑重担，必须得有一副好身板，知识分子承受历史重任，也需要有可凭恃的依靠。他们衣食充裕，以闲暇时间研究世界，本该提供科学知识以及理想信仰。而在现实世界中维护信仰，宗教界人士有上帝可以依靠，西方古代“法”所以是“自然法”，那都是背靠上帝的意思。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生活于一统皇权以内，其私人财产甚至生命又从来未被尊重更不设保障，一举一动须仰承现实统治者的鼻息，又有何力量抵抗专制君主雷霆之怒？
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知识分子可谓举世无伦。他们只凭着一腔正气和一团信念，与巨大的现实政治权力周旋抗衡。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也不是天生不满现实社会的正常运作，他们只是觉得现实社会的运作需要符合一个正义的理想。偏离这个理想太远了，他们就要抗议，要呼吁，要行动。至于那个正义的理想在何处，现实社会中并无踪迹，那只存活于他们的心中。
作为掌握现实权力的统治者们，如用较为长远的眼光看，对知识分子也能容忍甚至一用。因为他们也知道，较合于天道的统治必然更为久长。问题只在于，政治永远只能依附于肮脏的泥土，如果脱离了泥土，自然要成为空中楼阁，因此理想不得不让步于现实。而来自人心的种种罪恶诸如贪婪、怯懦、妄为、邪欲等等，随时都在驱使运作政治的人们。他们有时仅仅为了心中的一丝满足，也不惮对抗一下自以为是的天道。而对这种胆大妄为，短期内也不会有什么惩罚，除非正好发生日食、地震什么的天象示警。在这样的背景下，无神论的鼓吹有时反是助纣为虐：如果免除了神秘的报应，那些现实权力的掌握者们更又有何忌惮？缥缈的天与道混为一体，正是知识分子可怜的凭借。自汉至清，中国社会便在这样一个强弱判然的模式中运作。一方面，是现实权力的掌握者们；另一方面，是匍匐于这个权力之下的亿万小民。而读书人借助于知识、道德与信仰跻身于权力阶层，其中的少数坚强者一边参与治理，一边遵循理想，以天和道与统治者周旋。
但是，惟有宋代，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岁月。自元代始，历代统治者开始打压知识分子，尽管明太祖重用刘伯温，清朝开国也重用范文程等人，但那都是无奈之举。一到大权独揽、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便露出本来面目，以政治权力向理想开战，甚至不惜贬斥经典《孟子》，皇帝同时兼做圣人，将理想和理论阐释权收归自己手中，宣布文人为“名教罪人”（钱名世），据说还让读书人专收破铜烂铁（杭世骏）。除非王纲解纽、天下大乱，知识分子可以凭一己之才一展身手；一俟海晏河清，知识分子竟然还不如放马南山之军旅，战战兢兢如月明星稀时之南飞乌鹊，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也如风中饿鸦，甚至衣食不得暇给。为何历史越是发展，中国的读书人境遇越是悲惨？这是我青年时期对单线式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幼稚疑问。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难题依然盘踞于我胸中，萦怀难去。知识分子竟然要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有正当的存活理由。那么，如果没有工人阶级，那么他们是不是应该放诸四裔、投畀豺虎、全民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当然，知识分子有他自身的特别弱点。直截地说，他们并不适宜操控现实权力。不能因为读书人对治国良策有研究，对万世太平有憧憬，就把政治权力交到他们手中。宋代士大夫的权力不小，但未必干下多少好事，就是最好的历史教训。当然，这也不是说一个社会就应该将他们置之度外，相反，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中，最受尊敬的应该正是这些思想者，因为他们是社会之导师。“真正称得起民主社会的英雄人物，不是那些武人和政治领袖，而是像杰斐逊、霍尔姆斯、杜威、惠特曼等等导师人物，以及其他一切给予人民以见解、方法和知识的人。”（悉尼·胡克语）。至于政治家，只是为人民服务的仆人。人民之所以要尊崇政治家，最强有力的理由往往是他们不受权力的诱惑，而是顺从人民的意愿，即使他们知道人民是错误的。
这又回到了中国的老问题：知识分子凭什么抵御现实的政治威权？
无论如何，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无所凭恃的情形下，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历史重担。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司马迁、王安石、黄宗羲，可以列出一长串思之让人神颤骨惊的名字，他们的努力当然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们的身体和诸多皇帝重臣同样灰飞烟灭，但是他们的精神却垂范千古！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书，在我看来，大抵写的就是这么一些故事，这么一种精神！
更确切地说，这部书，作者选取了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用苍凉和带有深情的笔法，勾勒出了一幅三千年中国历史的厚重大写意画卷，主题其实并不能用简单一两句话限定下来。然而细读一遍后，给我最突出的感觉却是看似驳杂的内容中，作者真正力图表达的，或者说着力的重点，应该正是上文中我提到的这种精神：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一代接一代薪火传承，永不消沉的对现实社会的责任感。面对强权，他们始终不屈不挠地努力，呼吁、抗议、行动，试图将社会朝着理想中正义、和谐、温情、大同的方向引导——纵然了无凭恃，纵然无人理睬，纵然无济于事，纵然焦头烂额、纵然刀锯加身！
这种悲壮而宝贵的精神，庶几可以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来概括吧。
作者郑骁锋先生，是我的同乡。家乡永康，近年经济发展迅猛，排进了全国百强县前五十位。但由于曾经穷困多年，文化土壤自显稀薄，文化成果与经济远远不能匹配。近来忽见郑君文字，流畅老到，颇有思想，惊喜于近年文化之进展。因此愿为其文作序，并热忱推荐给广大读者。
2006.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