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威胁。目前中国虽然比美国弱，但中国仍是大国，军费日增，军队日强。中国曾经与邻国打仗，现仍与她的邻国存在着诸多领土争端，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更不断宣示自身的主权要求，还向危险国家出售核技术和导弹等武器，并在台海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会变得越来越无节制地追求其军事目标，而亚太地区目前又尚没有健全的安全机制，因此对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无法控制。
政治威胁。中国缺少民主，法制不全，共产党威信下降，意识形态出现真空，官场腐败严重，收入两极分化，社会秩序不稳，存在出现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可能性。一旦社会失控，中国动荡将威胁到全球安全与稳定。
经济威胁。用购买力平价法和中国经济增长率计算，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排列世界第三，21世纪二三十年代将升至世界第一。中国贸易保护主义和不按照国际规则办事，不仅将成为比日本还要难对付的竞争对手，而且还将破坏现有世界经济秩序，严重威胁美国和西方利益。
文明威胁。由于冷战结束，今后的冲突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中国的儒家文明是一种落后文明，目前正在联合富有侵略性的伊斯兰文明共同向西方先进基督教文明发起进攻。这一有关文明威胁的观点，也是我们上面提到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主要代表观点。
2001年，随着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西方“中国威胁论”也在花样翻新，原来的“中国威胁论”遂变异成以下一些主要观点：
（1）作为主要晴雨表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都被中国吸纳（多达80%），从而使亚洲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原来吸收外资最多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失去了继续复兴的宝贵资金。
（2）中国拥有廉价的劳动力，亚洲各国市场里充斥了中国以“倾销价格”出售的各种家用产品。近些年来，“中国产”商品已进入到某些本来西方国家才拥有的高科技领域。中国产品大规模的“入侵”，加剧了东亚、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的整体价格水平的下跌，世界正因中国经济的扩张而通货紧缩。
（3）近年来，原来一直被世界公认为“质量差”、“人员难以管理”、“不赚钱”的中国企业，似乎一举成为“高质量”和“低成本”的代名词。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以及工商管理水平的迅速提高，亚洲乃至世界掀起了一轮将生产基地迁移到中国进行重组的浪潮，这次浪潮是一次从原来的来料加工到电子零部件、模具、铸件，甚至高新技术产业的“片甲不留式的转移”，其规模之大，令世人瞠目。
（4）如果生产基地向中国转移的速度照此发展下去，那么，亚洲各国的就业机会将被大量剥夺，企业竞争力将大大削弱，甚至作为投资方的企业在中国的存在感也将下降。更重要的是，亚洲各国国内工业空心化趋势正在蔓延。
所有这些观点可以压缩成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任何产品在中国都可以以更低廉的成本生产出来，那么，今后亚洲国家将靠什么维持生计？如果这种担心是正确的，进行调整或许是个痛苦的经历，因为中国崛起正威胁着亚洲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的存在，中国崛起将造成比1997-1998年那场危机更严重的“第二次亚洲危机”，危机的时间也将更长。
总之，从20世纪90年代初最早出现的“中国威胁论”至今，国际上各式各样的论着、报导可谓连篇累牍，它们风助火势、火助风威，以讹传讹，并迅速得到了以英美等主要西方国家的随声附和，并生发开去，在中国周边的亚太邻国产生了心理上的“威胁效应”。于是，中国不发展是“威胁”，中国发展了也是“威胁”；中国成长了是“威胁”，中国“崩溃”了也是威胁；中国横是威胁，竖也是威胁。在西方一些人眼中，中国无论怎么做，都脱不了“威胁”的干系。
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和中国崛起是否必然产生威胁，现在还言之过早。然而，“中国威胁论”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配合了一股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现实和未来发展构成了极大困扰。“中国威胁论”自出笼以来被一再炒作，被西方“讨伐”后的中国，给世人留下了“中国妖魔”的形象。中国的负面形象渗透到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与“中国威胁论”相关的一些小说和影视作品也相继粉墨登场。如有一篇小说就宣扬，因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扩张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华盛顿邮报》在一篇文章中竟称这部小说并“不是虚构”。在种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互动中，西方普通民众云里雾里，不识中国真面目。西方许多普通民众把被媒体和政客歪曲的中国当作一个“真实”的中国。据《华尔街日报》2006年4月公布的一份调查结果表明，接受电话调查的1500名美国民众中，约有60%的人把中国看作是敌对国家。（注解：《每周新闻》，2006年4月17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传媒以不负责任的“中国威胁”为借口，不断抨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反对改善同中国的双边关系，鼓吹对中国进行从经济、技术到军事上的全面“遏制”。于是，对中国威胁的宣扬成为美国媒体的一种时尚，它直接影响到美国政要的对华政策。
众所周知，在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诸多方面相互交往过程中给其它国家及其公众留下的综合印象，我们称它为“国家综合实力中的软实力”，国家形象作为一种可信度的标志对一国实施国际战略并最终实现其战略目标，将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关乎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也关乎它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形象重于生命”。然而，在西方媒体的轮番炒作中，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受到了不应有的严重伤害。
“中国威胁论”显然对致力于改善国际大环境的中国发展起到了此消彼长的作用，它不仅影响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制定，而且还扩展到中国一些近邻国家或地区，使这些国家或地区中的一些人以一种怀疑和恐惧心理来面对中国崛起，从而危害了与中国正常的双边和多边国家关系，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中国威胁论”的旗帜下，以美国为首的一些人与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一些人遥相呼应，互相利用，尽管双方利益不同，但在对“中国威胁论”问题的认识和传播上却颇为相似，目的也颇为一致，那就是不遗余力地“遏制”、“围堵”中国，损害中国名声，限制中国影响，危害中国周边安全，延缓中国发展。一句话，“中国威胁论”的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乐于看到、也无法接受一个强大统一兴旺的中国的崛起，因为这对于他们的新帝国主义全球战略意图不相符合，意味着世界上同时出现了若干个与他们战略性经济利益相矛盾的国家。
三、中国崛起的美国因素
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最不利于中国的莫过于来自中美关系。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新秩序遇到了以前苏联为首的新生社会主义阵营的抵制。在冷战结束前的40多年间的前20年，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和第三世界的出现，美国在国际新秩序中不仅不能一统天下，反而呈现受挫之势。但后20年力量对比则越来越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导致原苏联为一极的崩溃。在两大阵营对垒的冷战时期，中国曾相对独立于两极之外的超然地位赋予其战略上的重要性，在中、美、苏世界“大三角”的关系中，中国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平衡作用。
美苏对抗结束以后，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谋求建立和发展的对华关系战略考虑和基础已不复存在，美国不再需要在和苏联的对峙中打“中国”这张战略牌，因此中国在其全球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也遂被看低。美国认为，中国不但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样板”的作用，反而成了社会主义体系的“最后堡垒”。在中美经济关系大规模快速发展的表像下，隐藏着一种不断加剧的利益相斥性以及两国关系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客观矛盾。
美国不断加强同中国邻国和地区的外交联系，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1966年至1997年，华盛顿更新了同日本的军事联盟内容，加强了日本的作用，其中包括将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责任扩展到台湾海峡，自卫队同北约建立协作等；放弃削减在南朝鲜3.7万名驻军的意图，重申在朝鲜半岛上不定期的军事存在；改变了对中国以南国家的政策，同越南的关系正常化就是一个事实。所有这些外交举措，都可以被解读为美国试图寻找被用来对付中国的地缘政治力量，就像20世纪70年代美国利用中国地缘政治潜力来对付前苏联那样。近些年来，美国对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对北亚的蒙古、对南亚的印度生发出来的浓厚兴趣，也是处于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和围堵。
1998年9月，美国和日本达成协议，即合作建立反导弹防御系统，以保护日本岛屿和把台湾纳入美国军事行动范围的反导弹防御系统。这一动作引起全球特别是中国的广泛关注。美国采取这一措施，正是为了遏制中国力量的发展。
2001年，布什入主白宫后，一改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谓的“模糊政策”立场，声称要“做所有需要做的事”，“协助台湾自卫”，并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先进武器装备。
2001年5月，美国会众议院在“2002—2003财政年度外交关系授权法案”中，要求美政府在移交武器和防卫服务时应给予台湾“等同非北约重要盟国”的地位；美总统在美方官员与台湾举行军售会谈前30日之内应与国会就此问题进行磋商；美方每年至少应与台湾“副参谋总长“以上级别的官员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对台军售会谈。
2002年，美国《洛杉矶报》甚至传出美国国防部最新的一份核武行动计划报告中假想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时美军将不排除动用核武。（注解73，转引自“美在台海不排除动用核武？台湾舆论强烈反对”，《羊城晚报》，2002年3月12日。）2006年6月，国际上再度盛传美在台海不排除动用核武的消息。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最敏感的问题。美国对华政策的“接触与遏制”的模糊性，决定其不可能冒重回冷战危险去明火执仗地支持“台独”，破坏中美关系，然而，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发展，却突出表现为与美国全球战略的一种默契。美国要控制未来世界，其亚洲战略至少有两个基点：首先，遏制中国这个政治经济上的强大对手。其次，有效扼制日本。显然，无论在理论还是现实上，中国和日本两个经济巨人的崛起和存在，都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所不愿看到和接受的。台湾“独立”便正中美国下怀而达其最佳亚洲战略目标的选择，因为台岛一旦被美国控制，美国北可扼制日本，西可威摄中国大陆，南可牵制东盟10国。加之台湾经济发达，财源充足，有相当规模与水平的军事实力，在教育、文化及意识形态上又与美国有着长期密不可分的联结，美国几乎不需要花太大的经济与军力投入，即可实现其亚洲战略的意图。美国将台湾作为其亚太战略链的一个中心环节，可攻可守有一定战略回旋余地。
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曾试图让中国政府明确无误地感到：向中国施压从而接受美式人权和民主价值观和做法；阻止中国获得可能对美国优势构成军事能力的挑战；在中国领土上或在其它社会中强行实施美国法律；逼迫中国按照美国有关人权、毒品、恐怖主义、核扩散、导弹扩散的标准来实行国内外事务，又在生育、宗教自由等方面公开干预中国；对达不到美国标准的中国实行制裁；打着“自由贸易和公开市场”的旗号推动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商贸市场；从美国公司的利益出发制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项政策；横蛮地推动其在海外武器销售同时，阻止中国进行武器销售。美国又以其全球利益受到损害为由，在涉及到台湾、西藏、新疆等敏感的民族问题上进行干预。
在布什政权的领导下，美国与中国关系出现了“恶化和紧张”。与克林顿前政权把中国作为“战略伙伴”不同，布什政权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布什政府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最终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特别在美国前几年经济因“9。11”事件出现放缓甚至衰退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早对中国实力增长加以牵制，中美实力差距将意味着缩小。如果让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或更早时候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中国总体实力将可能超过美国，从而使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难以为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