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启蒙的艺术》展联想之三
中国早先的艺术，要么成教化，要么宣传国家理念，为意识形态服务，讲究内容和造型的中正，讲究造型基本功，秦俑汉俑就是最好的见证。唐以后，成为纯艺术，最明显的是绘画，成为个人性情宣泄抒发的渠道，成为个人世界观乃至信仰倾向的说明，比西方同类艺术倾向早一千余年。文人画产生后，中国画多了一层调侃的色彩，一种对正统的不逊，对主流的不屑，虽然不属于启蒙艺术范畴，但却不乏改革精神。
因了“启蒙的艺术”展览，中国、德国都掀起了一场宽泛的讨论，了解或不了解中国的德国人，了解或不了解德国的中国人，都纷纷上网发言，一时间讨论热烈。好！至少这表示人家对咱的关注。国家，一如个人，需要的就是关注。
德国著名周刊《时代》上面有一篇访谈，被访者是一位著名汉学家，原是左派，曾经对中国尤其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他说了一席话，不免让人深思。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在人后相互以善言善语相待，而是相反。”并点名指姓地说，当年一个中国大陆作家因高行建而不是北岛得了诺贝尔奖而喜不自胜，并情不自禁地将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读到此，我们不难从文中体会这位汉学家对中国文人的鄙夷。中国文人相轻由来已久，几乎是普遍现象，这是不可否认的，连皇家子弟也受侵染。古老文明如同旧衣裳，越是华贵，便越能藏垢纳污。旧衣裳需要洗濯，旧文化心理需要整理。启蒙是有必要的。
中国的文艺与中国文人分不开。但自从中国（儒家）文人被统治者纳入统治体制，中国文人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儒家系统中的文人，一方面纠结于精神优越却无法弥补的仆从地位，另一方面因精神失去独立而心理变得失衡，与统治者的一纸婚约不可避免地让他们身份尴尬——这原是封建统治者的高招、绝招，将文人拴了两千年！事实上，文人又何尝不在拴统治者呢？自由的文人早不复存在，自由的文人肯定遭围剿。自从儒家学说成为国家的理念、成为统治的全部根据和灵感，中国人树立教条、捍卫教条、排斥扼杀异见，都出自儒家文化系统，儒文化是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权力结构，一个庞大妻妾体制——中国文人体制。了解这点，就了解了文人相轻的历史根由。
中国文人，潜意识深处，对身份尴尬的意识，是西方文人所陌生的。
德国十七世纪哲人莱布尼兹：“我一直觉得自己极有教养，不曾想，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民族，遵循着更有教养的文明生活原则。对中国有所了解后，我们认识到，中华民族才是这样的民族。”我们是一个超爱听好话的民族，可是，这是十七世纪的感叹呀！而且有可能中国的二进位数学让他高兴得晕了头，溢美赞扬之词脱口而出也未可知，今天的中国完全没有必要为十七世纪的那几句话沾沾自喜。
所谓启蒙，就是要人变明白。这原本是一个社会中君子（统治者、文人）的义务。在古代印度，一个聪明人就有义务成为婆罗门，成为众人的表率，成为同类进化的灯标，而不是成为赚取民脂民膏的官僚。因为进化、启蒙是人类存在的终极内容和目的，政治不过是一种保障、辅助，如果它取消了个体进化的选择自由，进化将受到阻碍。人民被迫放弃发言权后，接受上智下愚教条，社会成为礼乐大夫，刑罚俗民的阶级社会，也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产生革命的土壤。翻翻《大明会典》、《大清会典》，每一条都是处心积虑为了百姓“心性的淳朴”和“民间坊间的安定和谐”，但法典的目的是愚民，其实施是异常残酷的，动辄“杀无赦”。中国政治几千年，可谓老谋深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执行也是不以人性为转移的。朝廷大典上写的和市井坊间中发生的差距很大，有时即使朝廷一腔善意，一旦进入坊间，就如光线入水被折射，断裂是不可避免的。终究，政治成了国家的代名词。我们两千年的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等文化风俗，其结构的初衷大约也是美丽的，动机可能还是善良的，但被历史上权力氛围侵染，使得社会中每一个关系结构，每一种关系连接都成了潜在的政治场所，就是说，关系早已经不是单纯的关系，而体现的是权力约束，常常是非良性的权力约束，是一种要求满足私欲私利的权力约束。权力在情感和理智不能胜任耐心的时候就会扮演专制的角色。这是文明中的普遍现象，但只要不过分，有时也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
政治在中国文化中享有至尊地位，经济、科技、文艺在过去都被儒家搞成边缘东西，看看我们的文学名著就知道了，《三国演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水浒》是民间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红楼梦》根本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都说这是爱情小说，诚然，诚然，但归根到底是政治小说，是演绎中国社会中人与人关系即政治之最典范的小说，上至贾母的厅堂，下至李妈的厨房，每一个人——除了贾母和宝玉，处处耍心术、用手段、使伎俩，为的是制约他人，达到利己目的，有时不乏残酷。贾母的仁，虽是表率，但无人趋奉；宝玉的爱，那根本就是被围剿的对象，敢追随者，死路一条。这样一个心柔若水的少年，却有着那样刻板狠毒的父母，美名曰严父慈母之中正。“必也正名乎！”君权、父权无非制约性政治。使中华系统地损失一代又一代的精神资源，正是专制教条下的思维方式。我们的进步和进化，在儒家专制这条裹脚布（懒婆娘的）的约束下，很大程度上，仅是身体的延续，而非精神和意识的进化。看看我们的科技发明创造和文化艺术繁荣，便可以知道，启蒙的确有必要。
儒家的特色？“为我独尊，惩内排外，压抑渴望，敌视憧憬，仇恨自由。”民族的活力与繁荣？……儒家文化与中国政治体制近乎等同，本位独尊是最大特色，对其他一切思想进行瘦身，进行封顶，中国哲学因此死亡，思想躲进绘画，哀怨写进诗歌。唐诗宋词，怎一个愁字了得，思想受幽闭、幽禁、被冷落、放逐的仇怨，一种眷属不见挚爱的幽怨！一种被长年裹脚而忘却天脚之幸福快乐的莫名伤痛。启蒙的确有必要。
“必也正名乎！”孔夫子这句话最好，我们坚决拥护。法国的“大百科全书派”被翻译成启蒙运动，但英语的Enlightment有“开悟”之意，同宗教含混；德语的Aufklaerung则完全是教育的意思，又接近哲学理性的启蒙，西方人用这样的词汇来指百科全书派，恐怕在修辞上有些夸张，编撰几十卷百科就可以让人类开悟！似乎夸张得过分！称百科全书派是启蒙运动不能说完全名不副实，好比给万物起名字，再加以描述，不过是一场对知识的总结和正名运动，将世间万物定名释义，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祛除愚昧，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开悟”、“匡扶理性”或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对于有千年文明历练的中国人来说，稍稍动动脑子，就明白，多认识几个名词是不会“开悟”的，积累知识的结局不一定是理性归复。启蒙，有必要，归复理性，更有必要，但这只能来自对蒙昧的意识和对觉知的需要，外在的强加是毫无用处的。
启蒙的确有必要，启蒙在今天的中国也并未缺席，但这里说的启蒙非西方人的理性启蒙。而是另外一种形式： 实践、经验和行为。中国今天空前的繁荣是真，改革开放是一个千年来的壮举，一个“放”字，如水赴海，上善若水，汇成一股洪流，古老的中华经历这一智慧的举措，顿时绽放青春，三十年的变化，让世界刮目相看。这，也是一种启蒙运动罢，通过实践、通过经验和行为的启蒙运动，虽然这中间全民族的能量付出，心灵代价，感情磨损，包括对贪欲的失控，对秩序的渴望而不劳而获的遗憾，但全民的活力，其规模、张力、速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人第一次在“放”的加速度中体会、体味民族生命力的潜力和强度。这本身就是一场启蒙运动，虽然同西方不一样，不是来自社会的文化知识精英——我们的文人。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大进步都必须付出大代价，文明的矛盾在于它的进步要求牺牲，要求祭奠，不论是物质，是精神还是感情，乃至生命，这差不多是普世现象，这是文明的局限，但也是其张力的来源和基础。中国的文明一直是一个结构不断复杂精密化的过程，每一次改朝换代，就是社会解构导致的内出血、内磨损，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再解构，我们需要的是宽容前提下的凝聚和重建、创建，给身心一个更合理的环境。
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我们无法赞扬，我们至少可以祝福，如果不能够祝福，我们至少可以珍惜。珍惜生命、珍惜资源、珍惜中国。可以让欲望驰骋，但不要独霸；可以独揽大权，但要让人说话；可以沉溺于流行文化，但不要完全没有品位。这样的现实，也是一种启蒙，一种更为深远的启蒙。
旁观者不一定每次都看得比当事者清楚，但旁观者的一切言论都可以成为照鉴的资源。孔子说过，人不了解你，你也不用生气呀。我们说，诚然，诚然。这不是文明古国中华的情形罢。启蒙，为什么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