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2005年），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无党派人士。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另有佩竿、余一、王文慧等，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代表作为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及《憩园》、《寒夜》，散文随笔集《随想录》、《真话集》等，还有大量译作。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2003年国务院授予其“人民作家”荣誉称号。曾获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苏联“人民友谊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等。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
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可能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没有郭沫若的广博学养，没有徐志摩、朱自清的绮丽文采，也没有沈从文、老舍的鲜明风格；但他强烈的激情、强烈的对于青春冲力的渴望，却让他成为“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征。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情感，点亮了多少人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的行走，叩响了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璀璨的光辉。
萧珊（1918—1972年），巴金的得力助手和恩爱情侣。原名陈蕴珍，小名长春（因女友叫她“小三”而谐音为“萧珊”），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上海人，父亲是一位商人。他们1936年认识，1944年结婚，在一起生活了融洽、甜蜜、快乐的二十八年，两人相濡以沫、同甘共苦。萧珊去世后，晚年的巴金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纪念她，实在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怀念萧珊》写于1978年：“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1972年8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宁愿让（萧珊的）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再忆萧珊》写于1984年，那是又一个六年过去了（引文见文首）。
有人说，巴金既专一又多情。作家萧乾则说他“写恋爱，但不谈恋爱”。巴金的一生有一个不变的主题：爱。爱祖国，爱人民，也爱他的妻子、孩子和朋友。女作家冰心评价道：“巴金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之一。巴金一生的爱情，只和一个叫萧珊的女人有关。”他们的爱情是如此忠贞和灼热。二十八年的婚姻生活，他们始终相亲相爱，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
他们相识于1936年的大上海。那时，年仅三十二岁的巴金，已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年轻一代对幸福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于是巴金收到了许多书信，不少是追求他的女性写来的。一天他又拆开了一封信，里面一个女孩子的照片掉了出来。他很诧异地拾起照片看了看，这女孩剪着一头短发，戴着花边草帽，有着和善的笑容。他下意识地翻过背面，上面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巴金微笑了一下，阅读了那封信。原来，这个女孩的来信一直最多，笔迹娟秀，言词不多，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她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了大半年之久，却从未见过面。她就是萧珊。最后还是萧珊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巴金深感这是位开朗、细心的女中学生，因为信中不仅约定了时间、地点，还夹着她的一张照片。显然她是怕巴金认错了人。
按照信中的约定，巴金来到新亚饭店。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出现了。还没等巴金回过神来，她就像熟人一样欢快地叫起来：“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巴金谦逊地一笑：“唉，你也早啊！”说着请萧珊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萧珊望着巴金，快活地笑道：“李先生，您比我想象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言辞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呢！”萧珊笑着说：“我可不愿李先生也把我当小孩看哟！”
看着萧珊稚气的样子，巴金觉得很有趣，便追问她：“哦，还有人和我看法相同？”巴金这么一问，萧珊一股脑儿托出了这次找他的真正缘由来：“我恨我爸爸，他老说我小，一直不允许我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其实我是学校有名的干将。我不但经常演进步话剧，如《雷雨》中的四凤，还结识了上海许多从事话剧的进步人士，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
巴金说：“我相信。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家里还有些什么人？”萧珊叹了口气：“我爸爸是上海泰康食品厂的股东，还在南市城隍庙开了家咖啡馆。他总是处处限制我，虽然妈妈有知识、懂文学艺术、倾向‘五四’新潮，弟弟也与我志同道合，但还是抗不过爸爸。李先生，我真想离开这个古板的家庭，去闯荡江湖。”巴金一听，忙说：“千万不要这样，我前段时间还写信劝过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不要逃离家庭。像你这样的少年，还是一只羽翼未丰的小鸟，很难远走高飞的。现在社会纷繁复杂，决不可冲动行事。你现在应该多读书、多思考，再行动啊。”巴金语重心长的话语，打消了萧珊离家的念头。一位大作家和一位少女的心渐渐拉近了距离。
这次见面以后，他们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萧珊更多地给巴金去信，她坦率、热情地在信中说：“我永远忘不了从你那里得来的勇气。”巴金每次复信都称她为“小友”。萧珊常到巴金工作的出版社去找他，以求思想上得到更多的启蒙。巴金一直避免把萧珊当作“另一半”的设想。
1936年底，巴金的朋友要去桂林半年，家里无人照料，便请他去帮助照看居所。于是萧珊常常去看巴金，并开始关心他的起居生活。萧珊的来访和关心，使从成都出走十几年很少与女性接触的巴金感觉到了生活丰富多彩、充满诗情画意的另一面。
他们的感情沟通和对生活的认识、计划渐渐成熟。1937年他们正式订婚，爱情又得到了新的升华。1938年7月，萧珊去广州看望巴金，他俩同住在出版社里，各有各的房间。他们一道上街，一起吃饭。巴金工作时，萧珊则料理杂事，互相尊重，十分和谐，像朋友一样。不久巴金应邀去武汉，她也随同前往。10月日军进攻广州，巴金带着萧珊和出版社同行，急忙包船去桂林。途中换船等船、防敌机、躲警报，一共九天。后来，巴金根据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写下了《从广州出来》等一系列文章：“这些通讯写了我爱情生活中一段经历，没有修饰，也没有诗意，我们就是那样生活，没有半点虚假。”
几个月后萧珊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巴金又投入到了忘我的写作之中。1939年巴金从桂林去昆明，两人约定第二年再相见。之后巴金回到上海，写完了《秋》。1940年夏，巴金跑到昆明和萧珊见面，她还是那么活泼开朗、丰姿绰约、光彩照人。巴金的心情非常欢愉。暑假期间，他们每天都在一起，一同游玩，一起接待亲朋好友。晚上巴金送萧珊去女生宿舍，自己回到住处伏案写作。
3个月后巴金去了重庆，一住就是一年。1941年暑假，他去昆明看望萧珊后回到桂林。萧珊非常想念巴金，怕他只顾忘我地工作，不顾吃饭和休息。她一封接一封地给他写信，关心他的身体和生活。巴金每次收到萧珊的信，都是一读再读，感动之余，也及时回信互相鼓励，增进情感。
1942年，因抗战吃紧，巴金的一些同事陆续离开了桂林。他顿感悲寂，不知所措。体贴入微的萧珊深深惦念着他，不等大学毕业就来到他身边，并意味深长地说：“你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永远在你身边。”巴金的眼睛湿润了，他颤抖地说：“萧珊，我不知道怎么感激你，再等我一年，好吗？”萧珊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她清楚地知道，巴金有一大家子人，原由三哥承担的生活费用，现在只能靠他了。于是巴金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挣了些钱，侄儿、侄女的学费没问题了，自己结婚成家的费用也有了。
1944年5月，萧珊和巴金决定结婚。此时巴金已经四十岁了，而萧珊只有二十六岁。从相识到结婚，他们的恋曲进行了八年。这八年中，他们在烽火连天中几度离散、几度相聚，天南地北，两情依依。患难与共的岁月，早已把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如今终于要结婚了，萧珊清澈的大眼睛里盛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渴望。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一间屋做新房，没有添置一丝一绵、一凳一桌，只有他四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家产。也没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以双方家长的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
一个星期后，巴金和萧珊去贵阳郊外风景如画的花溪度蜜月。是夜，两人依偎在一把长长的藤椅上，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萧珊转动着一双明如秋水的大眼睛，兴致勃勃地谈着，用温柔的目光凝视着她的如意郎君。她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从今天起我是您的妻子了，再不许叫我小女孩了。”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在文学界有了较高的地位和较多的工作，社会活动日渐增多，十分繁忙，一年总有好几个月不在家。家里的一切都由萧珊操持，夫人是他们家真正的“顶梁柱”。好在他们在此之前就曾有过几年聚少离多的日子，两人早已习惯了温馨的笔谈。
1960年冬，全国正陷于严重的饥荒危机，上海家中全靠萧珊料理安排。她既要照顾儿女又要侍奉婆母，自己还在杂志社上班。由于粮食紧张，家中三餐已改为二稀一干，稍后又被迫改为一天三稀。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二分钱的菜，给孩子们订的牛奶只能三天供应一次。孩子生病想吃挂面，还非得有医生证明才能买到。煤也短缺，限量供应。萧珊尽量节省用煤，惟恐到急需时供不上。巴金当时在成都，饮食尚可。当他联想到家中瞪大眼睛的儿女、不胜羡慕的爱妻，他们快要“三月不知肉味了”，甚至处在半饥饿状态，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和痛苦。他在给萧珊的信中屡屡说道：“我每顿饭都想到你们，我要是能分一半给你们就好了。关于你来不来的事，我有时也矛盾，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希望你来分享‘盛馔’，在黄昏时分，希望有你对坐谈谈……”
“文革”中，巴金不知向萧珊隐瞒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待遇，而萧珊也替巴金承受了很多罪。在巴金遭批斗的那些年，作为他的妻子，萧珊也被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纸牌，并被派去扫大街，受到周围不明事理的人辱骂和折磨。为保护巴金，她还被红卫兵的铜头皮带打过。不过萧珊一直默默忍受，就是为了不让巴金难过。她经常一大早便陪着巴金从家里走到车站，从后面将他推上公共汽车，努力不让他摔下来；还要不断叮嘱他，不要忘了将小红书带在身边。这时巴金便十分自责，认为正是自己的写作害苦了妻子。
1972年6月，巴金从干校回来度假。萧珊卧床不起已有好些日子了，见丈夫回来，她发灰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巴金见妻子的病越来越重，有时烧到摄氏三十九度以上，多次看医生都弄不清到底是什么病，便要求延长假期，留在家里照顾她，但没有得到“工宣队”的批准。
7月中旬，家人托朋友想了不少办法，给萧珊拍了两次X光片，才查出她患的是肠癌。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萧珊才住进了医院，这时大夫发现她的癌细胞已扩散到了肝部。在这种情况下，巴金方获准留家照顾萧珊。他每天去医院陪妻子大半天。
8月8日，萧珊进手术室开刀。手术前，她生平唯一一次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轻轻捂住她的嘴，低下了头。两人的泪水相互交融，肝胆欲碎。
手术后，巴金默默地守在萧珊的床榻前。到悲极时，他几乎想高声大喊：“一切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萧珊努力克制住自己的疼痛，不叫不喊；除了迷糊中几次要求开床边的氧气筒，和担心输血太多付不起医药费外，她从不抱怨什么。她含泪望着形容憔悴的丈夫说：“我不愿丢开你。没有我，谁来照顾你啊？！”望着妻子那双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巴金心中充满了酸楚，惟一的希望就是她能尽快恢复健康。
8月13日中午，巴金在家刚端起饭碗，突然接到传呼电话说萧珊去世了。真是晴天霹雳！全家人立即赶到医院。萧珊的尸体已用白床罩包好，停在太平间的担架上。巴金弯下身子，隔着白布拍着她的遗体，无声地哭喊：“蕴珍，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心中涌出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萧珊临终前一直念叨着“叫‘医生’来”，她当时习惯称巴金为“医生”。巴金悔恨妻子临终时没有守在她身旁，悔恨没有听到她留下遗言，悔恨有许多话没有向她倾吐。
后来，巴金回忆到这段经历时写道：“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着两只眼睛。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
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床头则放着她的译作。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他写下的《怀念萧珊》等文章，文字平静而沉痛，每次自己读来都不禁隐隐作痛。
友人考虑到巴金的生活和写作，认为他应当有个伴侣来照顾他，便婉转地向他表示了这个意思。巴金给了他最简洁明快的回答：“不想找老伴，没有兴致和劲头。”巴金心中的那个位置永远交给了萧珊，没有任何人再能占据它！
刑场上的婚礼——周文雍与陈铁军
“烈士周文雍，就义何从容。半载假夫妻，临终比翼情。痛挥竹签伤指，以血牢壁留吟。婚礼传之后世，遗诗永颂英名。”——后世无名诗人
想必大家小时候都看过一部著名的国产革命影片《刑场上的婚礼》吧。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就是本文所要提到的两位人物——周文雍与陈铁军。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毫不畏惧地面对敌人的枪口，从容不迫地举行婚礼，以藐视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忠贞不渝的真挚爱情，为后人留下了千古传奇和革命者的光辉风采。
周文雍（1905—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家。乳名光宏，广东开平人，出生于一个贫穷塾师家庭。幼时曾带头剪去头上的辫子；1922年在亲友资助下考入广州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团支部书记和校学生会主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共青团广州地委书记、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是广州工人运动的优秀领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