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减税、退税提振中国经济
按陈志武教授的设想，中国政府如果对月收入低于5 000元的中低收入者每人派发1 000元的退税（未成年人也在派发行列），需要1.1万亿元的财政支出。但由此可以刺激民间消费增长，进而带动GDP增长至少5个百分点，对积弱已久的中国股市也是一个重大利好。
◎记者：有哪些迹象说明中国已经到需要采取减税、退税措施的时候？一个国家是否减税、退税的临界点是什么？
陈志武：有几个事实不容忽视。
第一，去掉通胀因素，过去12年中国政府财政税收累计增长5.7倍，年均增长16.2%，2007年和2008年更快，增速超过30%。相比之下，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年均增长8%；农民纯收入累计增长1.2倍，年均增长6%。很显然，经济增长的好处正在加快速度往政府手里集中，老百姓特别是农民所占份额越来越小。
第二，政府税收花在形象工程、办公大楼的钱越来越多，浪费越来越严重。从简单直观的角度看，什么时候看到市府、县府、乡府争相盖“白宫”，互相攀比谁的办公楼更牛，那就说明政府税收过头了，该退税、减税了。从理论角度讲，只要政府每花1块钱所带来的好处低于民间社会自己花1块钱所能带来的好处时，那就标志着减税、退税的临界点到了。
问题是，在中国没有实质性法律架构来约束征税权，来判断什么时候税率高了、税种多了、减税临界点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征税、加税都应该更加谨慎。过去不受制约的税种和税率的扩张，该结束了。
税钱本来就是老百姓的，退税不是政府乐善好施，只是把本来就属于民间的钱退回去一部分。
第三，全球经济在减速，可能正在进入衰退，资源和食物通货膨胀，这些不仅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挑战，也加大了老百姓的生活压力。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经济继续恶化的话，中国政府应该通过给中低收入家庭退税寄钱，刺激国内经济增长，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记者：在当前情况下，退税、减税是否比政府部门增加投资更能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陈志武：过去中国经济碰到挑战时，惯用的办法是由政府出钱加大基础设施、工业项目投资来刺激增长，比如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就是如此。
在以前中国需要快速工业化、急需建设交通运输网络时，那样做是对的。但是，由于一直沿用这种做法，这些年的工业产能已经严重过剩，能打开的国际市场已基本打开，国际市场甚至已经挤满中国商品，如果还靠国家投资继续扩大产能，遇上全球经济不景气，新增产的东西谁来买？
所以，从此以后，刺激经济、解决增长挑战的办法必须从投资转换到拉动消费上。也就是说，把原来由政府做投资的钱退回给中低收入家庭，让老百姓手中可以花的钱增加，由老百姓自己去消费。同样多的钱，由不同的主体去花，在效果上差别很大。
如果今天还是由政府去花在基础设施、形象工程上，这些基础设施、形象工程资金利用效率不高，并不能产生太多新的就业，不容易通过这些投资激活一连串的收入增长效应。
今天中国的产能过剩，经济增长的瓶颈是居民消费不足，如果把钱给老百姓花，民生消费就能立即产生有效需求，为包括医疗与教育的服务业、消费品行业在内的许多行业提供新的收入机会，进而带来新的就业和更进一步的收入增长，由此产生一系列连锁增长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宏观经济学家们认为，在产量过剩情况下，每给老百姓退回1块钱的税，可以产生超过1块钱新的GDP的原因。
总之，经济快速发展到今天，退税、减税必然是政府调控、刺激经济的最主要的财政手段，这是必然的趋势。
◎记者：您提出退税方案，是受到美国共和党政府相关政策的启发还是调研中国现实得出的结论？
陈志武：两方面原因都有，退税刺激经济增长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道理。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已不再是生产能力这一块，而在民间消费不足上。为什么民间消费不足？当然是消费者没有钱。相比之下，2008年上半年政府财政盈余1万多亿，还有价值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可以增值。看到这些，即使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没听说美国和新加坡等政府多次退税的人，也能明白如何做了。一方面是缺钱花的民间社会，另一方面是钱多得不得了的政府，你说，为了刺激消费，带动经济增长，该如何做呢？
◎记者：您的方案中，月收入低于5 000元的人才能获得退税，这个基点是如何确定的？政府退掉1.1万亿元的财政支出，为什么能带动经济增长至少5个百分点？
陈志武：这里很重要的一个考虑是，尽量让退回给社会的税收立即转化为消费，以达到立即刺激经济、启动增长链的效果。因此，越是把退税集中在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其刺激经济的效果会越好。每月能拿到5 000元，是目前中国内地中等收入人群的高端，所以，我就选了这一数字。我的思路是，对于较高收入的人，即使给他们退税1 000元，对他们的生活也不一定有什么影响，刺激不了他们的消费。月收入高于5 000元的人得不到退税，是出于社会公正的考虑，最主要是要能够实现刺激大多数人消费欲望的目的。
美国的经验是，每向中低收入家庭退税1美元，大约有一半会很快消费掉。但由于这种消费带来的收入连锁反应，一般来说，每退税1美元，最后给GDP增加1.3美元。在中国，由于食物和基本生活消费仍然是多数家庭的主要消费项，给社会底层退税所能带来的消费刺激效果应该高于美国。保守一点计算，每退税1元，可能会带来1.4元的GDP增量。也就是说，如果总体退税1.1万亿元，给GDP带来的总增量会在1.5万亿左右，相当于今年GDP的5%左右。
◎记者：在企业和个人两方面，您认为中国哪些税种的税率最应该降低？
陈志武：在企业方面，应该取消增值税、营业税等，由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取代。在个人方面，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应该提高，比如提高到5 000元起征，帮助低收入家庭；利息税应该降低或者取消，资产和证券增值税不应该推出，这样能鼓励更多的个人创业投资。但是，烟酒税、汽油税、车税、高档奢侈商品税可以继续推出。
◎记者：在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紧缩的情况下，税收却大幅增长的根源是什么？
陈志武：部分原因是收税的效率提高了，使税基扩大。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征税权、加税权不受制约，不需要立法机构的公开听证讨论就能加税，征税、纳税双方谈判权利不对称，税收不大幅上涨也难。
◎记者：您曾说，政府部门增加税种和税率的权力没有受到实质性约束，应该改革为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推出新税种和提高税率的权力，征税权至少也要放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是，中国各地经济社会情况差异太大，统一征税权与行政体制改革中地方与中央财政分权的改革方向是否存在矛盾？
陈志武：我之所以提出税权收归全国人大，主要是因为乡以上的政府负责人主要都是对上级负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把征税权下放到省一级、县一级，政府负责人会更随意地加税、扩大税种。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掌握地方官员任命权的上级政府，不是地方征税权失控的受害者，他们对赋税痛苦指数不在乎；另一方面，深受征税权失控之扰的地方企业和纳税人，对地方官的约束权有限。在地方上纳税人缺乏直接监督权的情况，宁可把税权上收。
◎记者：关于退税，学者们已经说了很久，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陈志武：问题出在没有一个政府部门真正牵头去推动。财政部当然不会有积极性，到手的税钱，难道还愿意退回去？其他部门有兴趣，但是，权限不在他们那里。在这种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是其财经委员会，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提出退税、减税动议，并组织公开听证，要求财政部、发改委等相关行政部门执行，要求他们定期汇报进程并最后执行。
◎记者：您的这个退税方案获得政府支持的可能性有多高？
陈志武：支持度很高。有些省市级政府很想给当地中低收入家庭退税、补贴，但是他们不敢冒政治风险，怕“枪打出头鸟”。他们也很着急。广东东莞已经这样做了，这是很好的开端，我希望中央政府能看到“退税刺激消费，进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优势。对这点，我很乐观，因为中国体制内、体制外的很多经济专家也都看到了这些道理，并提出了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