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书店其实不过是个摆设，卖不了几本书。《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肖像》、《鲁迅文集》、《工业基础知识手册》、《农业基础知识手册》、《农村医药保健手册》……那是一双手十个指头都能数得过来的货品。顾客屈指可数，于是，店里的工作人员就个个闲得骨头生出水来。
店里总共有六个人——算上新来的李元妮。一个经理、一个会计、一个出纳、三个售货员。经理是唯一的男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每天就是一杯茶加一份报纸度日。整个县城里，除了县革委机关大院，也就数新华书店订的报纸杂志花样最多了，可再多也不过六七份。店里光线昏暗，经理趴在柜台上，眉心和鼻子蹙成一个乱线团，近近地贴在脏兮兮的报纸上，那样子像是在吃字。即便是一字不漏来来回回地看上几遍，也还打发不了一个整天。于是，店里便时常飞扬着一些细细碎碎的蚊蝇翅膀似的鼾声。
剩下的人偶尔也翻翻报纸，看的大多是样板戏里的戏装造型照片。余下的时间里，就聚在一起聊天。都是结过婚的女人，话题无非是张家长李家短。舌头把丈夫孩子以及娘家婆家所有的亲戚统统舔过一遍，也就到了下班的时辰了。
元妮远远地坐在一边，在男人的鼾声和女人的闲话声中钩着网兜。在家养伤的三个月里，她学会了钩针的技艺。县城的百货公司里可以买到的线种类很少，只有白的黑的和军绿色的三样。这三样颜色，无论怎样搭配，也是一个土气。但她无所谓，那一针一线的，也无非是想从时间的胖身子上慢慢地片几片肉而已。这几个月里她不知钩成了多少个网兜，现在她爹她娘两边的所有亲戚，几乎人人都提着她钩的网兜去市场买菜。
女人们的话题已经转到了一些和床帏以及夜晚相关的事件上，语气渐渐变得诡秘，笑声肆无忌惮地飞散开来，将浓郁的暑气扎出一个一个筛孔——反倒更热了。元妮的背上像爬了无数只虫子，湿湿濡濡地刺痒着。是汗，也不全是汗——她知道那是众人看她的眼光。她不在乎。自从那天她看到那张X光片之后，她就知道，那一跤摔碎了的，不光是她的踝骨，还有她的心。她的心散成了无数个碎片，她就是一片一片全捡回来了，怕也拼不回来一整块心了。人一没了心，脸皮突然就厚实了——是一种天塌下来也无妨的不懔。
日头已经高了，正正地照下来，水似的洗去了所有的颜色，树、路、行人都成了白花花的一片。知了扯裂了嗓子，锯子似的锯着人的脑瓜仁子，肉屑飞了一地。
怎么样的一副嗓子啊。要是能把知了的声带割下来，安在人的喉咙里，那该是比才旦卓玛还棒的女高音啊。元妮暗想。
这时候，街上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是游街的队伍。队伍其实稀稀拉拉的没几个人，却有一束大大的尾巴——是跟在后头看热闹的。队伍最前头是三五个戴着高帽挂着牌子的，其中有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颧骨上抹了两块猩红的胭脂，脖子上挂了两只布鞋，胸前的牌子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妓女刘金香”。女人走几步，敲一下手里的铜锣，喊一声“我是破鞋”——喊得倒是中规中矩的认真。身后跟着的那群人，有戴着草帽挑着担子的，有推着自行车的，也有背着书包的，个个踮着脚尖，张着嘴，眼睛里盛满了没见过世面的急切和好奇。女人喊一声，众人哄哄地笑一阵，笑声倒把那锣声和喊声给淹没了。那样子，竟像是在欢欢喜喜地赶庙会看扭秧歌踩高跷。县城的运动远没有省城闹得凶，所以县城偶尔闹个一回两回，便是一街人眼里的稀罕。
省城里闹运动，那是什么气派？军绿色的卡车，军绿色的喇叭筒，穿着军绿色衣服的学生娃，袖子上箍着红得晃眼的袖章。手一举，整齐得像跳集体舞。口号一出口，那简直是诗朗诵般的齐整。即便是被游斗的人，那高帽那牌子，上面的字也是工工整整、方方正正的。
省城，天爷啊，省城。
一想起省城，元妮心里就疼。不是那种穿心穿肺的剧疼，而是隐隐的，说不清道不明的钝疼。她不怕剧疼——那是快刀斩乱麻的利落事，她怕的是钝疼。钝疼是混在血里气里走的油星子，醒着睡着，呼着吸着，都是抹也抹不下去的难受。
此刻省城里，歌舞团大概该进入《洗衣舞》的最后排练阶段了。不知那个和班长抢衣篓子的藏族小姑娘梅朵，会是谁来扮演呢？三个月过去了，至今她还清晰地记着每一个舞步，每一个手势和眼神，甚至音乐里的每一个节拍每一个停顿。在睡梦里，她不知把那只舞蹈从头到尾跳过了多少遍——一回也没出过差错。忘不了了，忘不了。那只舞本是她的蜡烛她的明灯，她原以为它会长长远远地引照着她在舞台上的路，一直照到她老了跳不动了为止的。谁知道那光亮竟是如此靠不住啊，只晃了一晃她的眼睛，就永久地灭了，把她丢弃在跟从前一样的黑暗之中。可是，有过光的黑暗，是有过了破绽的黑暗，跟没过光的黑暗不一样。现在的黑暗比从前的黑暗更加难熬啊，只因为她已经见识过了光。
不用踮着脚尖，也不用睁大眼睛，轻轻省省的，她就已经把她前头的路看明白了。县城的日子，就是一条一眼就可以望到底的陋街窄巷。再过两个月，她才满十八岁。十八岁，那是稻谷扬花的时节啊，她却已经预知了颗粒无收的结局。剩下的日子，该是何等的无望？哪怕她把全城的线都买下来，给世上所有的人都钩一个网兜，她还是打发不了这一辈子的虚空啊。
这日子，实在是太长，太没有指望了。
娘见她一天一天憔悴下去，实在想不出哄她开心的花招，只好和娘家婆家两头的亲戚商量着给她找对象。其实娘一点也不想这么早把她嫁出去，可是找个合适的人嫁出去，总比把她毁在家里好。嫁了人，生下一两个娃，忙得手慌脚乱，纵有天一样高的心志，到那时候恐怕也就淡了。
姑姑舅舅们还果真给她找了几个后生相亲。元妮跟着去了一两回，坐在那儿只是低头喝茶吃瓜子，却是一言不发。回家时娘追着她问，她咬牙切齿地说：“两条窄巷合并在一块儿，也成不了一条宽路。”娘就知道，元妮是打死也看不上县城的人了。
后来二舅又提了一个人，是他大姨子的外甥，复员军人，现在在唐山城里的运输段工作，家里有两间瓦房。初中毕业，见过世面，比元妮大八岁。娘在元妮跟前碰过钉子了，娘不敢随便回话。娘看了元妮一眼，只见元妮的眼皮眨了一眨，娘就知道元妮有些松动了。元妮只提了一个条件：介绍人和两头亲戚谁也不许跟在身边——她要跟那个人单独见面。
时间就定在今天下班之后，男人来书店接她。
八点过五分，毫厘不差，男人已经等在书店门口了。
男人开了单位的车来，是一辆解放牌大卡。男人跳下车来，见到元妮，愣了一愣。元妮见到男人，也愣了一愣。元妮愣，是因为元妮从来没见过城里也有这么黑的人，黑得日头一落山就找不见人了——倒也黑得不丑。男人没说他为什么愣，不过男人说不说元妮也明白——所有的男人见了元妮都会犯同样的愣。
那个晚上男人开着大卡车拉着元妮兜风，兜过了整个县城，又兜过了整个唐山城。男人把玻璃窗摇下来，风吹着元妮的头发劈劈啪啪地打在脸上，很是惬意。男人又带着元妮去了城里最精致的一家馆子，是江浙口味的。有一道菜叫松鼠鱼，那鱼松脆得刚到舌尖就化成了泥。
吃饭的时候，男人递给元妮一个信封，说是从上海出差带回来的。元妮打开来，是各式各样的有机玻璃纽扣，红的、黄的、绿的、蓝的……那些扣子躺在元妮的掌心，在灯影里熠熠生辉。元妮没见识过钻石翡翠，连珍珠，也仅仅是听说而已。那个晚上，那些红黄蓝绿就是她一生里看过的最璀璨的珠宝了。
“拿回去，把你衣服上的，都换一换。”男人说。
男人话不多，烟瘾却很大，一根接一根地抽，后一根就直接接在前一根的屁股上，连火柴都省了。男人抽的是飞马，味就不像爹抽的大丰收那么辛辣割喉。
那天晚上，男人开着车一路把元妮送到了家。下车的时候，元妮对男人说：“要是你没意见，就在国庆节办了吧。”
元妮说这话的时候，盯着自己的鞋尖，却没有看男人。
那天让元妮下了决心的，倒不是那尾到口就酥的鱼，也不是那份大卡车兜风的刺激，更不是那一把闪闪发亮的有机玻璃纽扣。它们在元妮的心思里都占着份，但是即便把它们都和在一处，也还不够重，撬不动元妮的心元妮的口。真正叫元妮彻底动了心的，是男人的一句话。
男人说：“我们单位的广播室缺一个播音员，只要有国营编制，马上就能调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