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在路上颠簸了很久，到达坟山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一行人扛着各样的祭拜用品和摄影器材，走了很长的台阶，才终于到了山顶的墓地。
墓碑还很新，字迹带着凿子斩钉截铁的犀利。墓里的女人叫梅绣芸，是在两个月以前去世的。六十二岁。他注意到了这是一个独穴——这个叫梅绣芸的女人没给任何男人留下余地。
梅龄在墓前蹲下来，用脸轻轻地贴了一下石碑。镜头开始试试探探地在她脸上聚焦，可是摄影师很快怔住了，因为他在镜头里发现了一丝微笑。
“梅小姐，你要，嗯，要看上去，那个，严肃一点。”摄影师迟迟疑疑地对她说。
“别笑了，你咋能笑呢？”一个被梅龄称作三姨的女人说。
“我笑了吗？”梅龄反问道，语气里有隐隐一丝的委屈。
“你再，嗯，再酝酿一下感情。”摄影师继续在她脸上搜寻一丝接近于悲哀的表情，可是他沮丧地发觉她的那一丝微笑，如同沾在他镜头上的一滴水迹，无论如何也擦抹不去。他放下摄像机，为难地看了一眼郑阿龙。
郑阿龙看着表，在墓碑前的那块空地上大步地踱来踱去，鞋底扇起一团落叶和泥尘。
“那是你妈啊，梅龄。”郑阿龙耐着性子说。
梅龄的眉毛挑了一挑，有些惊讶，仿佛在问：“真是，我妈吗？”
摄像机重新对准了她的脸。她的下颌开始微微颤抖起来，看起来依旧像笑——是一种不知所措的笑。
“郑总，天很快就黑了，再耽搁下去光线就不行了。”摄影师再次放下了摄像机。
夕阳在墓碑上掷下一抹形迹可疑的光斑，颜色令人惊悚不安。谁也不说话，空气渐渐浓稠起来，何跃进感觉太阳穴一蹦一蹦地疼，眼珠子似乎要逃离眼眶。
“其实，郑总，移民官也不一定，看得那么仔细。”他嚅嚅地说，想在搅不开的空气里扎出一个洞眼。
“不一定？我花了这么大一笔钱，我要的是一定。”郑阿龙说。
郑阿龙这句话，不是从舌头上，而是从喉咙里说出来的，低低沉沉地带着一些回声。这是生意人的话，直截了当，却合乎情理。他无言以对。
他从一个背包里抽出一束香，用打火机点着了，递到梅龄手里。她似乎理解了他的暗示，攥着这束香，在墓前跪了下来。
摄像机重新启动，镜头里出现了一个高耸的肩膀——一个与悲哀缅怀之类的情绪大致吻合的姿势。脸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那丝依附在脸上的挥抹不去的微笑。
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包括他。
“何先生你呢，你得配合啊，这不是她一个人的独角戏。”郑阿龙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愣住了。在答应接下这单生意的时候，他已经把很多可能性都设想过了，唯独没有想到，他要为这个素昧平生的女人的母亲下跪。
“死脑筋。别想着这是她妈，你就想着，这是你妈，或是你情人的妈，不就得了？”
郑阿龙贴在他耳边，轻轻地提醒着。
情人？
突然，他想起了端端。
端端，我才走了几年，我怎么，就把你弄丢了……
他的膝盖一软，身子就矮了下去，脑门撞在地上，口鼻里钻进隐隐一丝泥腥味。
土还太新，来不及碾成硬泥。他想。
脸颊上有条虫子在爬，刺痒。他用手一抹，是湿的。
“好镜头，快抢，快抢啊！”女人们在欣喜地喊叫着。
摄影师手忙脚乱。
当拍摄终于结束，他从墓碑前站起来的时候，他的眼神和梅龄的眼神不期而遇。她的微笑干涸了，脸上出现了一丝他不曾见过的表情。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过来，这正是摄影师寻找了很久而没有找到的悲哀。
“你小子可以演电视剧了。”
郑阿龙点了一根烟，递给他。他以前是烟鬼，后来戒了。很多年不抽了，烟在肚腹里找不着感觉，走得很不顺畅，他开始猛烈地咳嗽起来。咳。咳。咳咳。咳。树影开始摇动起来，墓碑上的字变得模糊不清。肺扯得太紧，有些疼。
下山的路上，座位还是来时的排法，他在前，她在后，中间隔着千山万水。
郑阿龙和摄影师在后排座位上唧唧咕咕地倒放着摄像机里的内容。
“妈的，该哭的不哭，不该哭的倒是傻哭。”郑阿龙轻声嘟囔着。
“郑总，这盘带子，只能做成默片。”摄影师说。
“为什么？”
“那些话，不合适吧？”
郑阿龙重重地拍了一下摄影师的肩膀：“抹掉声道，对，抹掉声道。好脑子，小伙子，差点误了大事。”
一个月以后，他和那个叫梅龄的女人，在这个小城的市政厅里，领取了结婚证。
证婚人是郑阿龙。
8
回到多伦多之后，何跃进又打了几份短期蓝领工——都是那种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的工作。后来，在一位高人的指点下，他猛攻了一阵子英文对话，终于过五关斩六将，得到了一份私立中学的教职，教几十个半大不小的孩子中文写作——这完全得益于三十年前他在北京那所著名大学里所得的一纸中文系学位证书。从此他远离蓝领行业，加入了大都市熙熙攘攘的白领阶层。
从下飞机那一刻起，他就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和梅龄的联系。
“电话、电邮信件、视频、QQ聊天记录、汇款单，哪一样也不能马虎，必须留下无懈可击的证据。”临上飞机前，郑阿龙交代他。
他坚决反对视频和QQ。他的理由是：他无法面对无话可说的尴尬场面。郑阿龙坚持了几个回合，只好同意放弃。
电话是所有环节中最容易的一件事，他只需隔三差五地往一个郑阿龙指定的号码上挂一个电话就行。电话当然是郑阿龙接的，接通后两人商定通话时间的长短，然后各去干各自手头的事。等约定时间到了，两人同时把电话掐断——为的只是留下电话账单上的那个通话记录。
汇款稍微麻烦一点，他需要去一趟银行。临行前郑阿龙给了他另外一笔款子，是专门给梅龄汇款用的。郑阿龙把每次汇款的数目和时间间隔都制定好了，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张纸上。是月底发工资的那个周末，三百到五百不等。那是合情合理的数目，显示了足够的牵挂和责任感，却又没有超出他工资收入的范围。当他伏在银行柜台上填汇款单的时候，他忍不住感叹郑阿龙身上显示出来的奇才。郑阿龙不幸错生了一个时代。假设郑阿龙出生在某个风起云涌的乱世，他绝对有可能成为一个运筹帷幄名垂青史的军师，不露痕迹地用五根手指头，下棋似的调派着一个政权颠覆另一个政权，一个国家蚕食另一个国家。
写信是诸个环节中最为复杂的一个，因为郑阿龙无法规定每一封信的具体内容。当然他给过他一个宗旨：“中心大意是牵挂。”他说。“要尽量生活化，不能光来虚的。当然，也可以考虑来一点花的，毕竟是新婚离别。”
信是发给一个郑阿龙指定的电子邮箱的，一个星期至少三封。他的思路在郑阿龙金箍棒画好的圆圈里艰难地匍匐前行，总想爬得尽量远一点，可是又怕撞到墙角，所以每一次都累得头晕眼花。每当他想起读他信的人是郑阿龙，他就觉得一种扒光了衣服似的难堪，忍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电话里郑阿龙三番五次地修理他：“干巴巴，太干巴巴了。你一个重点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怎么一点浪漫的细胞也没有？”他叹着气，说：“我实在，干不好这样的活。”郑阿龙在电话那头嘎嘎地笑了，说：“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能不能忘了这信是给我看的？你就想这是给你爱的人，或是你爱过的人写的，不就完了？这样的人，一打没有，两三个总有吧？”他沉吟半晌，终于说：“其实，就这样也挺好的。像我这个年纪结婚的人，应该很实际，说的都是家常，太花了反而不像。”
郑阿龙想想也是。
相对于他绞尽脑汁的去信，回信显得轻松活跃，通常很短，三五行字，语气里有些微的调侃，有时还会冒出几句英文，算不上流利，但大体通畅——明显不是郑阿龙的手笔。他开始猜测是不是梅龄写的，但到底也没问。
好在这样的折磨没有历时太久。四个月后梅龄顺利地拿到了探亲签证，作为何跃进的妻子，踏上了前往加拿大的旅程。
9
直到去机场接人的时候，何跃进才试图回想梅龄的模样。在中国他们总共只见了四面，一次是接风，一次是游园，一次是扫墓，再一次就是领结婚证。每一次，中间都闹哄哄地隔着许多人。他从来就没有认真地看过她一眼，相信她也没有。那张原本就模糊不清的脸，又在分离中浸泡了四个月，更是淡薄得失去了几乎所有可以提示的线索。
他在街边的小店里挑选了一束花——那也是郑阿龙事先交代过的。挑选这个词，在这里还算大致合宜，因为他的确是在众多的花束中挑了一会儿，才挑出这一束最便宜的康乃馨。他没选玫瑰，是因为玫瑰的价格比康乃馨贵出了两倍。这不过是一件一次性使用的道具，他犯不着为此花费太多的钱。捏着那束用廉价的粉红色塑料纸包装起来的花，站在熙熙攘攘的接机大厅里，他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忐忑不安：这么多人里头，他没有把握是否能把她认出来。
等到她取了行李走出来，他脑子里那些四下乱飞的模糊形状和线条突然飞快地跌落到实处，他一眼就认出了她。她消瘦了一些，脸色泛黄，颧骨高耸，眼眶深陷，穿了一件裹得紧紧的长花裙子，乍一看竟像是某个画家笔下的云南泼水节里的傣族女子。
他把康乃馨递给她，就拖着她的行李往停车场走去。她轻轻地扯了扯他的袖子，叫他停下。她从随身提包里拿出一个小照相机，他才恍然大悟——他几乎忘记了一项重要任务。他拦下一个过路的游客，给他俩在“多伦多国际机场欢迎你”的大牌子底下，照了一张合影。快门按下，笑容定格，僵硬而真实。
“再照一张？”她问他。
他突然醒悟，他没有把姿势摆好。于是他和她重新站好，他犹犹豫豫地把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证据。他想起了郑阿龙的话。是啊，每一张照片都有可能成为她永久居留的绿灯，或者是红灯。快门再次按下。微笑依旧僵硬，但至少有了一丝久别重逢应该有的亲昵。天热，她的肩膀和发梢上都有汗。水分一会儿就挥发了，可是湿黏的感觉却在他的指尖存留了很久。
他们走出机场，坐进他的车里，往家里开去。天黑了，是那种高旷深远的黑，无边无际。星星还没有出来，只有一层浓郁的墨蓝，团团簇簇地环绕在地平线四周——那是太阳滚落时留下的擦痕。她没见过这样惊心动魄的北方天空，忍不住说了一句：“这里的天，真好啊。”他说：“这算什么？最好的在西海岸，洛基山脉。”
他问她吃过饭了吗？她说飞机上吃得很饱。她掩嘴打了一个哈欠，抱怨飞机上有个孩子，一路哭得人都睡不了觉。她的哈欠轻轻一勾，就把他的哈欠勾了出来，两个哈欠在空中相会融合，满车便都是肥胖的睡意。
两人就再无话可说。
他的车子是一部福特老爷车，很是宽敞，可是他觉得每一寸空间都被一股看不见的陌生堵满。他原来不知道，陌生也是一种物质，长棱长角，搁在空气里，空气顿时变得拥挤僵硬而没有质感，硌得他浑身每一根筋骨都疼。想到还要在这样的空气里生活一年，两年，或许更长，他的头皮紧了起来。他打开车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有点后悔接了这单生意。假设他当时能预见到，他很快就会找到一份白领工作，每月能有固定收入，他还会同意和身边的这个女人见面吗？可是他知道，生活里没有假设，谁也不能跑在命运的前头朝回看。现在他已经是上在弦上的弓了，他的路只能有一个方向，那就是向前，走到哪站是哪站。
回到家，他把她的行李放到了卧室里。他租的公寓是一居室，从今往后，卧室是她的领地，他住厅里。
她进了门，又出来，倚靠在门上，欲言又止。他问她什么事？她犹豫了一下，才问：“这样，行吗？移民局……会来查吗？”他明白了她的意思，忍不住哈哈大笑：“你的那个郑阿龙，好莱坞电影看多了。那是美国，加拿大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事。移民局要来，也得早早通知你，找你方便的时间，不能搞突袭。”
她哦了一声，闪开了眼神，他看出了她脸上的难堪。他知道他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提郑阿龙的名字，可是他忍不住。在国内有限的几次见面中，郑阿龙从来没有对他不客气过，可是郑阿龙也从来没有忘记提醒他，谁是这桩生意中付账买单的人。现在郑阿龙的气场远在千里万里之外。在这个六十平方米的小居室里，是他说了算。
他终于可以，略略放肆一些了。
他开始为自己铺床——他的床是在沙发上。他明天有一堂早课，他必须早睡早起。等他铺完床，漱洗完毕，一回头，她还靠在门上。
“我给他发过信息了……明天就会汇到你的账号上。”
他知道她话里的那个“他”是谁，也明白那个短暂的停顿里包含的是什么内容。一切如当时谈妥的，她到了加拿大，他就该得到第三笔款了。这些事他从不需要操心，郑阿龙是个守信用的人。郑阿龙的心思比谁都慎密，他给他在国内开了账号，以免大笔款子进账会引起移民局的怀疑。
他想说一句谢谢，最后说出来的却是：“洗洗睡了吧。夜里要是饿了，冰箱里有蛋炒饭。”
她进屋，关起了门。空气稀松一些了，他开始准备睡眠来临前的一些步骤。调整呼吸节奏，清空脑子里的杂货……自从他离开最后一份蓝领工作之后，他的睡眠质量明显下降。他已经预料到了今晚的艰难。因为今晚他的脑子里，除了日常杂货外，还新添了一样东西。那样东西，是卧室门后的那个陌生女人毫无商量余地地扔给他的，犹如一层油腻，黏浮在意识的表层，意识流到哪里，油就跟到哪里，他清不空这样的混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