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士人成为一种十分特殊的社会力量。这一时期的士，是指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善于谈辩或有一技之长的人，其中即有游说之士、侠义之士、武士、文士，也有鸡鸣狗盗之士，在春秋末年，由于孔子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士人阶层逐渐活跃起来，成为社会生活中最为活跃的社会力量。战国时期的士，不拘出身，不分国界，不论贫富贵贱，只要有一技之长，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礼遇。士人是凭自己的才能获得社会承认的一个社会阶层。
战国时期，由于士人的活跃，养士之风盛行，如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秦国的文信侯吕不韦等，门下都有食客三千人，他们所养的士人，既有学士，也有侠士和以一技之长而见用的鸡鸣狗盗之士。这些食客或为主人著书立说，或为主人出谋划策，或为主人奔走游说，或为主人管理家政，或为主人效死解危。士人的才能在战国时代受到了普遍的重视。
在战国时代，由于士人阶层的崛起，文人游说也蔚成风气。一个很平凡的士人，通过游说，一经受到国君的赏识，就可以受到重用，被委以重任，如商鞅自魏入秦，以富国强兵之策游说秦孝公，终于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在秦主持变法达十年，吴起自魏入楚，也被楚悼王委以重任，主持楚国的变法。战国时代，游说成为人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因而，游说于诸侯之间也成为一种风气。一些有学问的士人，甚至有门徒百数十人，周游于列国之间，如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就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其他如墨子、田骈等人都是如此。
战国时代，由于士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派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著书立说，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相互批判、互相辩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界最为繁荣的时代。在战国时期出现的学派中，西汉末年刘歆将其总括为儒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农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十家，是为“诸子十家”，十家中除小说家属于文学范围以外，人们又称其余九家为“九流”。而九流之中，纵横家主张合纵连横，活动于各国之间，杂家综合了各家的思想主张，比较杂芜，农家曾主要讲求农业生产技术，在思想史上有着十分重要位置的则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四个学术派别。
在战国时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人，受业于子思的门下，大约与梁惠王、滕文公同时。在战国初年，儒家学派曾经一度沉寂，在孟子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道家的杨朱、墨家的墨翟都已经在社会上有了十分广泛的影响，而这一时期，法家则在各国实行变法，纵横家纵横捭阖于列国之间。因此，孟子一进入社会舞台，就以“辟杨墨、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为己任。当时，杨朱思想的核心是“为我”，而墨翟核心的思想主张是“兼爱”，孟子针锋相对地指出，墨氏兼爱，是没有父亲，杨氏为我，是没有君主，无父无君就是禽兽。自孟子开始，儒家学派又引起了战国社会的普遍重视，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
孟子在政治上曾有过远大的抱负，孟子曾说，如果要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所以，孟子也曾带着自己的门徒周游列国，游说于诸侯之间，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以求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但是，孟子的仕途并不顺利，只是在齐鲁做过卿，但为时很短。后来，孟子隐退，与自己的学生万章、公孙丑等人著《孟子》七篇。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颗不忍加害别人的心，为了说明这一点，孟子举例说，当一个人猛然见到一个小孩将要落入井的时候，都会产生“怵惕恻隐”的心情，这个人并不是要与那个小孩的父母交朋友，也不是想要在乡党博得什么声誉，更不是害怕听到小孩呼救的声音，而是由其仁的本性决定的。所以，如果没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就不可以称之为人。
孟子认为，人的善良的本性，来自于人的先验的本能。在孟子看来，每个人都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孩童，无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在长成以后，又无不知道尊敬自己的兄长，这种仁爱就是人的良知良能。以此为根据，孟子认为人的先验的本性是善的。
在孟子看来，人与人之间在人性方面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这是因为人们的味觉、听觉、视觉都没有什么差别，通过这些感观对于美丑都有共同的判断，那么，人们的心也就应该是相同的。
孟子认为，因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道德自觉，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对于怎样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孟子在回答时人向他提出的这一问题时说，只要效法尧的行为，说尧所说的话，就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了。在孟子看来，向尧舜那样的圣人学习，实际上是发挥个人的道德自觉的最好的途径。
由于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所以，孟子在政治上也主张统治者充分发挥自己仁的品质，实行仁政，即以不忍加害别人之心，行不忍加害别人之政，这样，治理天下就可“运之掌上”。
为什么要施仁政，孟子解释说，仁与不仁，是关系到国家成败、天下兴亡得失的关键，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得到天下，是因为行仁政，三代之所以失天下，就是因为不能继续行仁政，国家废兴存亡都可以用仁与不仁来解释。如果天子不仁，就不能保四海，诸侯不仁就不能保社稷，卿大夫不仁就不能保全自己的宗庙，士、庶人不仁，就不能保全自己的身体。总之，仁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品质。
孟子认为，仁者无敌于天下，通过行仁政而成为王者，是任何人都不能抵御的。当孟子周游列国到了魏国的时候，梁襄王曾经问孟子，天下如何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统一就能安定，梁襄王又问谁能统一中国的时候，孟子便直言道，不嗜杀人的国家能够统一中国。但遗憾的是，战国社会的历史结局恰恰与孟子所预料的相反，并不是不嗜杀人的国家统一了中国，而是斩首一个便奖励军功一级的秦国最后兼并了六国。
从仁政思想主张出发，孟子认为，君主应该与民同乐，君主如果能为民众之所乐而乐，民众就会为君主之所乐而乐，君主如果为民众所忧虑的事情而忧虑，民众也就会为君主分忧。一言以蔽之，行仁政，就能得民，而不行仁政，就会失去民众。孟子在总结了夏商两代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时说，桀纣所以会失去天下，就是因为失去了民众，他们所以失去了民众，就是因为失去了民心，要想得到天下，有一个根本的办法，就是得到民众，而获得民众的根本办法，则是得到民心。民心的向背是国家成败兴亡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孟子说，在社稷、君主、民众三者之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从施仁政的思想主张出发，孟子主张“制民之产”，使民众有一份固定的产业，民众的经济生活稳定以后，才会有安定的心理。孟子幻想每一个农户都能够占有五亩之宅，百亩土地，在房宅周围种上桑树，五十以上的人就可以穿上帛做的衣服，每一农户都饲养一定数量的家禽家畜，七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吃上肉，百亩之田不失农时，八口之家就可以不挨饿。要达到这一目的，孟子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全面恢复周代的井田制度。当孟子到了滕国的时候，滕文公曾经派人向他询问井田的情况，孟子描述说，井田就是在方圆一里的范围内，有九百亩土地，其中一百亩是公田，八家各种一百亩，共同耕种公田。在公田耕种完毕以后，再耕种私田。孟子主张实行井田制度，其主观愿望是为了使个体小农的生活有所保证，但是，孟子并没有认识到，在战国时代，井田制已经成了不可再现的历史陈迹，所以，他的制民之产的思想主张是不合历史时宜的。
出于行仁政的思想观念，孟子也主张专制国家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具体办法是，对于野中的农民，征收九分之一的劳务地租，而对于国中的居民则征收十分之一的田赋，另外，孟子主张各国的关市都不征收税赋，把国家的山林川泽全部开放，让民众自由利用自然资源。
荀子，名况，又称荀卿，赵国人。生卒年不详，他活动的年代稍晚于孟子，大约与楚国的春申君同时。荀子一生曾经游历齐、楚、秦、燕等国，曾经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据说，在当时的稷下学宫里，荀子“最为老师”。后来，因为与楚国春申君相善，入楚为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子失去官职。晚年，定居于兰陵，著有《荀子》三十三篇。
在战国时期，荀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他对于儒家学派中的其他派别都进行过深刻的批判。荀子学识渊博，在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有趣的是，荀子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都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这和荀子的思想倾向有一定的关系。
他对于人性的看法与孟子恰好相反，荀子认为，孟子人性善的说法是错的，所谓善，不过是“伪”，即后天人为的结果，而人的先验的本性是恶的。为了说明人的本性是恶的，荀子举证说，人生下来就有好利的心理，按照这种心理，就会产生争夺而不会有辞让。人生下来就有自己不喜欢的“疾恶”，按照这种心理，就会伤害别人，而忠信就不存在了。人生下来就有“耳目之欲”，在这种感观欲望的支配下，就会产生淫乱，而礼义之理就会受到破坏。如果说孟子通过家庭内部的血亲关系看到人的善良的一面的话，而荀子则恰好通过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相争的事实看到了人的恶的一面。
荀子认为人性恶的根据，是人的生物本能和感观欲望。他认为，人的目好色，耳好声，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这些欲望都生自于人的本性。在这种感观欲望的驱使下，每个人都是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穷年累世不知足，总之，人的欲望的沟壑是永远也填不满的，人的利欲之心永无止境。
从性恶论的认识出发，荀子认为，社会生活中，礼的规范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在礼的约束之下，社会才会安定，人与人之间的纷争才会得到有效的制止。因而，荀子主张以礼治国。
荀子认为，礼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行为准则，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在礼的约束之下。人如果没有礼的约束，就不能生存，做事情的时候如果没有礼的规范，就不会成功，国家如果没有礼的规范，就不会得到安宁。礼不仅可以指导个人的修身，而且也是实现国家安定的重要保证，如果王公遵守礼的规范，按照礼的规范治国，就可以得到天下，如果不遵循礼的规范，就将失去自己的国家。
荀子认为，国家的治乱，决定性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法，有使国家陷于动乱的君主，但是没有必然动乱的国家，有使国家政治秩序安定的人，但是却没有使国家实现大治的法律。人是社会生活中决定性的因素。
荀子礼治主张的核心是人治，所以，荀子对于贤才也就极为重视。荀子认为专制国家应该尚贤使能，开明的君主都急于得到贤人，而昏暗的君主却把得到权势放在首位。以得人为首务的君主，就会自身安佚而国家安定，而得不到贤人的君主却“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君主尚贤使能，关键是要得到一个贤能的相国，如果君主自己有才能，相国同样也有才能，就可以称王于天下。
战国时期，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名周，战国中期人，宋国蒙（今河南商丘附近）人，后来庄子入楚，曾为楚国的漆园吏。今存《庄子》一书为庄子及其后学所作。
相对主义是庄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庄子在《齐物论》一篇中集中阐述了他的相对主义思想。他说：人如果在潮湿的地方住宿，就会患腰疾而死，但是泥鳅也是这样吗？人爬到树上以后就会战栗恂惧，但是猿猴也是这样吗？那么人、猿猴与泥鳅三者究竟谁知道什么是最适于居住的地方呢？人吃刍豢，麋鹿食草，蛆食甘带，鸱鸦食鼠，四者之中究竟谁知道什么是美味呢？然后他又说，毛嫱、丽姬，是人们所说的美人，可是，鱼看到她们以后却潜入深水，鸟看到她们以后却高飞，麋鹿看到她们却马上逃跑，那么，究竟谁更知道什么是天下真正的美色呢？在庄子看来，绝不存在一个判断事物的善恶、美丑的客观标准，所谓的美丑、善恶只不过是相对的。
在庄子看来，如果说可以用一个客观的标准判断事物的话，这个标准就是道，而在道面前，事物又是没有贵贱之分的，如果站在事物各自的立场上来看，事物之间都是“自贵而相贱”。庄子认为，每一种事物都有各自的用途，所以，事物之间是不存在贵贱差别的。他举例说，梁丽（粗大的木头）可以在打仗时用来冲城，但是却不能用其来都塞鼠洞，这是因为它与堵鼠洞的器械不是一种器械，骐骥骅骝一日千里，但是捕鼠却不如狸猫，这是因为它们的技艺不同，鸱鸺夜间捉跳蚤，可以看到毛尖大小的东西，但是，在白日里即使睁圆眼睛却看不到丘山，这是因为它的本能与别的生物不一样。所以，根本无法判断这些事物的优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