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末年,为了反抗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广大人民纷纷揭竿而起,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说隋末农民大起义的起因是由于隋炀帝的残暴统治,这是对的。但还不完整,有些问题在隋文帝时期就已存在,矛盾有个积累的过程。
隋朝建立后采取的经济措施,虽然有限制、打击豪族地主的一方面,但又有照顾他们利益的一方面,特别是对于官僚地主阶层,更是优待多于限制。如均田法令规定,牛和奴婢可以分得土地,这二者实际上只有官僚和豪强地主才有,这就使他们占有了更多的土地。法令又规定,官吏按品级占有土地,诸王至都督可分永业田100顷至30顷,大官就是大地主,小官就是小地主,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地主集团。他们受田数额远比一般农民多得多。至于他们凭借权势和财力兼并的土地更无法计算。
隋朝统治还经常以各种名目赏赐大量田宅给有功之臣,如隋文帝两次赏赐给功臣杨素田130顷。大量土地集中到地主阶级手中,影响了农民的受田。太常卿苏威曾向文帝建议减少功臣的土地,分配给人民,但遭到大官僚王谊的反对。王谊说:“百官多年有功,削减他们的土地恐怕不妥。依我看,只怕朝臣不建功立业,哪怕人民土地不够。”隋文帝竟听信王谊的话,不采纳苏威的建议。可见官僚们占有大量土地是使人民土地不够的主要原因,而隋文帝对此并不想加以限制。隋文帝尽管实行了均田制,并曾经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还是没有能够根本解决农民土地不够的现象。592年(隋开皇十二年),因关内、河东、河南、河北等地区人多地少,衣食不给,隋文帝派遣使者到各地均田,在狭乡地区,每丁也只能受田20亩,远远无法达到均田制所规定的数额,可见均田制的实行在有些地方是打了折扣的。
在当时,还有比农民地位更低、生活更苦的被压迫者,那就是部曲和奴婢。奴婢是没有财产没有身份自由的奴隶,部曲的身份比奴婢略高,但也是没有独立的经济和身份地位。奴婢和部曲都是依附于主人,直接受官僚地主们的压迫和剥削,甚至被当作财产赏赐之用。如隋文帝赐给窦荣定马3000匹,部曲80户,赐给周法尚奴婢前后几次共800人。大官僚杨素有家僮数千。这些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也是对隋朝的统治最为不满和积极反抗的人。
隋朝国家仓库的充盈,为历代所罕见。但是,国富并不等于民富。依附于士族地主的农民,要交纳一半以上的租赋,均田农民的处境也日益艰难,除按规定每年交租粟三石外,还有其他各种变相的摊派。一遇上灾荒年景,统治者却不肯开仓赈济,以致民众生活艰难。
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隋文帝是以节俭而闻名于世,但他的节俭并没贯彻始终。593年(隋开皇十三年),他令大臣杨素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南)造仁寿宫。杨素迫使民夫平山填谷,营造宫殿,工程紧迫,逼死几万人。杨素把死人推到沟坑中,用土石盖上,筑成宫殿的地基。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仁寿宫才在民夫的白骨上完成。杨坚去参观,听说杨素把死掉的大量民工埋在这里,起初很不高兴,认为有伤自己的仁慈面目,等进新宫游览后却非常高兴,称杨素为忠臣。598年(隋开皇十八年),杨坚又从京师到仁寿宫设置行宫12所,供自己休憩娱乐。
隋文帝制定了《开皇律》,刑罚比前代有所减轻,初期用刑大体还按律文,但他晚年,却经常喜怒无常,不按律文办事,另定了一些严酷苛细的条文,如规定:盗窃一钱以上者,四人共盗一榱角者,三人共偷一瓜者,都要处死。闹得天下人惊恐不安。
上面所说的,并不是要否定隋文帝的历史贡献。在统一南北、巩固中央集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隋文帝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隋文帝的表面太平景象下,掩盖着的是逐渐积累和逐渐尖锐的社会矛盾。隋炀帝的骄奢淫逸、倒行逆施,则促使这些矛盾的总爆发。
如果说,隋文帝还有节俭的名声,辛辛苦苦把刻剥来的东西积贮起来,是个守财奴,那么,隋炀帝却是极尽挥霍浪费之能事,是历史上有名的奢侈昏君,是地地道道的败家子。隋炀帝弑父篡位后,施行了一系列的暴政。
隋炀帝在即位以后的几年中,在全国进行了空前的大征调,以兴建土木工程。他掘长堑、筑长城、修驰道、开凿运河、营建东都和西苑,修建离宫别馆。每次动用的民力少则一二十万,多则一两百万。607年(隋大业三年),隋炀帝征发丁壮百万,修筑榆林至紫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长城,绵亘千余里,限令20天完工,结果丁壮累死大半。608年(隋大业四年),隋炀帝发河北各郡一百多万民工开永济渠,丁男不够,开始役及妇女。频繁的征调,超过了民众的负荷能力,以至民众无法生活下去。
隋炀帝好大喜功,纵情挥霍。为了夸耀隋朝的声威和强盛,从610年(隋大业六年)以后,每年正月当少数民族首领和西域商人聚集洛阳时,炀帝命在端门大演百戏。戏场周围5000步,从全国各地征调来的乐人、舞人有数万之多,都穿着锦绣彩色的衣服,佩带五光十色珠宝,用花色羽毛做装饰,东、西两京几乎所有的丝绸都全被他们拿去做服装。百戏通宵达旦,彻夜不停,声闻数十里,灯火光烛照天地,一连闹了一个月。年年如此,而且越演越烈,国家每年仅此项耗费就达亿万。西域商人到洛阳丰都市交易,炀帝又令市内大作排场一番,整饰店肆,檐宇划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就连卖菜的人,也用贵重的龙须席铺地,还用缯帛缠在树上,以示豪华。西域商人过酒食店,便被请进去随便吃喝,分文不取,还对他们说:“中原丰饶,酒食从来不要钱。”
不仅隋炀帝如此挥霍浪费,整个统治集团也无不贪赃枉法,刻剥人民,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奴婢、部曲,无数的牛羊马匹和金银丝帛。大贵族杨素家后庭妓妾穿绫罗锦绣的数以千计,他在东西二京,都有华丽的住宅,朝毁夕建,营缮不停,又在各地广占邸店、水硝和田宅以千百数。大贵族宇文述、虞世基、裴蕴等,也是非常贪婪腐朽。宇文述知道人家有珍异的东西,一定要设法搞到手,他有后庭妓妾数百人,都着锦绣,穿金戴银,还有家僮千人,都骑良马,并勾结商贾,扰害人民。地方官吏也普遍贪赃枉法,无官不贪。整个统治集团已经奢靡腐朽。
当时人民所受的灾难相当深重,隋末有一首《挽舟者歌》,反映了由于隋炀帝到处巡游、任意挥霍所带给人民群众的灾难。
“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
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
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
前去三千里,此身安可保!
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
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
安得义男儿,焚此无主尸。
引得孤魂回,负其白骨归!”
从612年(隋大业八年)开始,隋炀帝连续三次发动了进攻高丽的战争,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更为深重,并直接成为隋农民大起义的异火线。事先,隋炀帝令在山东增置军府,督造战船。因需陆路运输工具,又敕令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军用车5万辆,送到高阳(今河北高阳),供军士装载衣服、战甲、帐幕之用。还调发河南、河北民夫,运送军需。水上运输则调发江、淮以南的民夫及船只,运送黎阳、洛口等谷仓的米粮和兵甲之具,沿运河送往涿郡。船只首尾相接,长一千多里。当时,装载粮食、军队、武器和攻战的器具,往返于运河和陆路途中的往往有几十万人,日夜不停,死者不计其数,填塞于道,臭秽盈路。
为了保证前线的粮食储备,炀帝又征发山东一带车牛民夫运米,积于泸河(今河北东北)、怀远(今辽宁朝阳东)二镇。民夫运米,车牛一去不得回来,丁男大批死亡,田地多半荒芜,米价腾贵,东北边地一斗米竞贵至数百钱,牛车被征发完了,又征发鹿车。仅鹿车夫就有60多万,两个人一组,共推一车,载米3石。道路遥远险阻,3石米还不够充路粮,至镇时已无粮可交,只好逃亡。而官吏却乘机大肆贪虐、尽量剥削,老百姓困顿穷苦,财力俱尽,生机断绝,纷纷走上反抗的道路。
早在610年(隋大业六年),就有民众起来反抗。这年正月初一,天色未明,洛阳城里有几十个人,戴白色的帽子,穿白色的衣服,燃香持花,自称是弥勒佛,闯进建国门,突然夺取卫兵的武器,要攻入皇宫,被齐王杨日东的卫队所杀。这次起义,震动京师,隋王朝在都城大加搜索,牵连坐罪的有1000多家。
611年(隋大业七年),也就是隋炀帝发动第一次征高丽战争的前一年秋天,山东、河南发生大水灾,淹没30多郡。而隋王朝统治者却忙于为征高丽而对人民横征暴敛,将农民推入绝路。这年10月,王薄领导农民在山东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县境)首举义旗,王薄自称“知世郎”,意思是能预知世事将要发生变化,朝代将要改换,隋王朝就要灭亡。他写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人民参加起义,不要为隋炀帝去送死。歌词写道:
“长白山前知世郎,
纯著红罗锦背裆。
长矟侵天半,
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
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
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
斩头何所伤!”
各地逃避征役的人,纷纷前往归附他。王薄以邹平县南的长白山为根据地,向齐郡、济北郡一带出击。
接着,平原郡富豪刘霸道起兵于豆子卤亢(今山东惠民县境),远近都来投依,部众十多万,号称阿舅军。张金称领导的一支起义军聚集在鄃县(今山东夏津)境内的河渚中,高士达领导的起义军活跃在蓚县(今河北景县)一带。漳南(今山东平原)人孙安祖,因这年山东大水灾,房屋为水所漂,妻子儿女饿死,隋朝官府还强迫他去当兵打高丽,因而刺杀县令,在同县人窦建德的帮助下,起义于高鸡泊(今山东平原)。各地义军纷起,声势日益浩大。
隋末农民起义首先在山东地区(指潼关以东地区)爆发,这主要是由于山东地区是隋代最重要的经济区,人口密度大,占有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仅冀州一地就有一百万户。这里豪强士族地主经济势力仍很强大,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造成土地高度集中。隋炀帝的各项力役,很大部分落在这个地区人民身上,这里又是进攻高丽的军事应地,人民所受的摊派很重,受苦很深。再加上611年秋天发生大水灾,山东、河南地区淹没30余郡,农民大都缺衣少食,而兵役、力役征调频繁,人民苦堪不已,民怨沸腾,因此,山东地区成为隋末农民起义的策源地。
隋朝统治者对起义农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炀帝下令都尉、鹰扬(将官名号)与郡县互相配合,进行追捕,一抓到马上处决,并抄没起义农民的家,但是依然不能遏止。613年(隋大业九年),隋炀帝发动第二次对高丽的战争,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农民起义势力如火燎原,他们多者10余万人,少者数万人,攻占城池,夺取粮食,杀死隋朝的官吏和地主。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急剧发展,这年6月,隋朝大官僚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看到农民普遍起义,也乘机在黎阳(今河南濬县)发动兵变,起兵反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