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最近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1987）和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88）等人都回顾了关于流动资产最优税或通货膨胀税的早期文献（Phelps，1973）。他们从这一理论中借鉴了稳定流动资产税率（名义利率）的合意性；更准确地说，是“平滑”名义利率（很像被拉姆齐-莫迪利亚尼储户平滑的消费）的合意性。这种做法既未违背也未完全遵从弗里德曼关于恒定或不够灵活的利率政策的不可行的证明。平滑的建议将使用惯常的央行工具以实现预期的通胀，配合（预期）利率的自然率，预期的通胀将传递每期计划的名义利率。我推测正统的货币主义者会发觉这一建议太敏感以至于不会被有隐秘动机而偏离他们宣称的利率目标的央行官员滥用。
（3）货币主义的论证并未通过其基本性质给出关于汇率稳定的货币供应量（某一度量值）稳定的事例。另外，像某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持者并未（在他们对金本位的建议中）提出一个关于美国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引人注目的建议。无论如何，对于货币主义者做出妥协还为时过早，货币主义者的论点是政府易于破坏经济稳定，即使政府每次都是谨慎行事的，即使政府不限于保持自动钉住政府的某些政策工具，例如货币供给和预算赤字。证据又是什么呢？
1978年马丁·尼尔·贝利发表了一篇文章，旨在拔出插在货币主义主张中的来自经验实证的钉子。自从1946年所谓的充分就业法案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政府的一个明确目标—使失业率稳定，贝利认为美国经济在产出和就业上都显现出远远高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前凯恩斯政策下的稳定性。这必然是货币主义者对积极主义者的疑虑之处，将相机抉择的稳定政策作为经验事实是没有确实根据的。
几年前，菲利普·库珀和斯坦利·费希尔（Phillip Cooper and Stanley Fischer，1972，1973）通过展示仿真而对逆周期稳定的困境产生疑惑，该疑惑可能还在增加。在这个仿真中，若是仿真不仅反馈了工具的水平，而且也反馈了变化率（他们将其称为“微分控制”），那么逆周期政策就运行得很好。当然，依然存在着过于激进的稳定政策。这项研究实施了A.W.菲利普斯（A.W.Phillips，1954）的经典论文中的大部分工作事项。
希塔尔·昌德（Sheetal Chand）1948年在一篇鲜为人知的论文 中，就我们上文考虑过的方差和协方差或是相关系数，站在自己的立场与弗里德曼进行辩论。昌德对美国数据的统计分析使他得到结论，即弗里德曼对于积极的、稳定的、施惠的不均等条件是满足的。更准确地说，在美国施行的财政上的激进主义，满足弗里德曼关于减小产出方差的条件。从昌德的研究期间以来，在美国就有了另一项对相机抉择的财政积极主义的检验。如果里根政策组合的支持者是正确的，那么当经济在美联储手中出现衰退征兆时，大胆地做出美国的减税政策代表了相机抉择的财政积极主义的另一成就。
然而，这些重要的发现并未使货币主义者们无话可说。他们能欣然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稳定性增加这一暂时的发现，然而将其更多地归因于某些自动的财政稳定机制的成功，而不是美国国会和其专业化的政府顾问的敏锐。他们可以区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者绩效上的差异，认为一些工具可能已经提供了支持，而另一些工具则帮了倒忙。他们会质疑依靠未来的后续公职人员的直觉判断的安全性。尽管如此，这个观点现在已经是在货币主义者的立场上了。
近年来，大量的努力被投入到一项更为精细的宏观数据的构建中。学者越来越多地谈到尽管大萧条遗留下了对趋势的巨大背离，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经济也不是较不稳定的（还要补充的是，用“人/年”损失作为衡量标准，与20世纪30年代的时期严格进行对比，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和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都更为衰落）。这项工作大部分是由克里斯蒂娜·罗默完成。马修·夏皮罗的一篇论文显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股票市场的波动不亚于以往，但或许是由于稳定产出和通胀率的政策的强势。
另一个回应听起来像是货币主义，但其实不是。罗伯特·霍尔曾评论到（以1978年的为例），财政和货币政策扰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或许在某些方面可以认为是主要原因。一些主要的例子是，在韩国和越南战争期间就业的强劲增长，以及由尼克松-伯恩斯和里根-沃尔克旨在抑制通胀的货币紧缩政策带来的显著衰退。现在对经济走势最大的冲击来自公共部门，而非私营部门，今天的市场型经济与凯恩斯描绘的大相径庭。更多地将政府看作问题根源，而不是解决办法，这一观点与弗里德曼的世界观相符合。然而，这种转变的发生可能要部分归功于管理的复杂性、自动稳定机制，甚至总体上善意的稳定机制（尽管存在风险，可能出现好坏参半的结果）的相机抉择权，凯恩斯主义者还将其成功地引进企业经济中。与1929年的大萧条形成鲜明对比，1987年的股价暴跌并未对消费者造成影响，他们对耐用消费品的投资一直在持续。这份不平常的消费者信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他们坚信政府会试图（并很可能会成功）阻止股价崩溃引起经济严重衰退。
虽然并未期望这个讨论被彻底完善，但是它如果没有至少涉及另外两个货币主义的话题，则它将留下空缺。其中之一是货币主义的主题，即存在一项规则（几乎任何规则）能决定或至少约束货币政策，都比把政策留给官方随意决断要好。
利用规则的最新案例不是在货币政策中对特定种类的规则或规律（在某种意义上，对干扰没有反应的规则）的陈旧争论，而是争论最优货币政策（以及任何与其类似的）需要预先承诺一个应急规则。没有这种预先承诺，每一“代”政策制定者将对未来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做最坏的假设”，未来政策制定者不仅没有动力取悦他们之前的政策制定者，而且他们所做的行为也会与此一致。“如果我认为通过现期较慢的通货膨胀能使得未来的政策制定者也同样保持通货膨胀更慢，我会选择使得通货膨胀比我过去预想的更快”。（这是一个与囚徒困境有些许相似的纳什-菲尔普斯-波拉克均衡）。作为排在首位的最优选择，一代代人必须依规则受到“循规蹈矩”的约束。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and Prescott，1977）以及卡尔沃（Calvo，1978）的文献是相关的经典参考文献。
一个对于有约束力的规则的异议是，它剥夺了货币当局遇到新颖、无法预料且需要进行非常规操作的突发事件的机会。另一个异议是，到目前为止，业界并未显示趋近于任何一个最优规则构想的倾向。人各有志。此外，结果很可能是，这个规则的选择会被立法者做出，大多数专业的立法者可能把握住了某些问题，但是对另外一些却几乎一无所知。由此产生的规则，如果真的被应用，可能比我们过去的更糟。无论更糟还是更好，还有关于如何实施的进一步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当立法者同意在财政方面的自我否定条例时，他们能很快找到办法来规避规则的责任。
另一个重大的货币主义主题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问题。几乎只有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才能标榜自己是一个货币主义者。
货币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主旨是，如果央行对货币供给实施严密的管控，通货膨胀可能难以走得很高。如果高通胀已显现，为了使其回落，必须恢复对货币供给的控制。
被研究最多的问题是，当一个新政权开始执政时，并且该新政权愿意支付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的政治成本以使通胀率沿着最优途径回落，如何运用货币及财政政策。什么是最优的或成本最低的方案？它能使通胀率降到多低？以多快速度降下来？
在仅以眼见为实的争论中，我对这些问题的工作以菲利普·卡根的适应性预期为出发点，因此较低的通胀预期将不能实现，除非实际的通胀降低值超出了那个表现出政府关于通货膨胀的偏好的通胀降低值。在个必经的学习阶段中，通货膨胀的预期被稳步下调，以作为对已预期的通胀超出实际通胀的反应，失业率将以期望上的误差成比例地高于其自然水平。因此必将有一个暴跌，尽管作为学习过程是稳步回 落的。这也可以被看到，在理性的假设下，在最初的下跌后，通胀率的下降是呈渐进性的。最终的结论是，政府用来加权未来收益的贴现率越大（该未来收益来自与更高失业的当前成本相对的较低通货膨胀），最优的目标通货膨胀率就会越高。
目前反通货膨胀的策略通常是在理性预期假设下讨论的，而不是适应性预期。瑞福尔（Dri？ll，1987）的这个评述有一些参考文献，比如1983年巴罗-戈登关于声誉均衡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预期的通胀率可能会立即跌落一段，正如在政府已经做出一件事之前，公众通常知道新政权期待什么。然而，如果是一个真心“革新”的政府的话，为了证明其决心，它将确定一个仍然更低的实际通货膨胀率，从而造成一个骤落。实际上，新的工作在一个较低水平上采用适应性预期（以一个被称为声誉的潜在变量），同时保留适应性方法的主要结论。新工作是本着新兴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精神，旧工作则更多为货币主义的思想。当然，前者的工作是一个有价值的补充。但是，若一定要从中做出选择，人们可能会选择后者，因为其更好地捕捉了大多数人在复杂和混乱局面下的想法或无想法。
关键术语
Key Words
activist policy积极政策
activism积极主义
fluctuating exchange rate浮动汇率
counter productiveness反丰产
Nash-Phelps-Pollak equilibrium纳什-菲尔普斯-波拉克均衡
reputational equilibrium声誉均衡
注释
Notes
1.卡根（Cagan，1987）提供的简明货币主义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