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货币主义学派的长期领导者，在思想上他是凯恩斯的直系传承人，然而对一些重要的观点却持反对意见。弗里德曼对于经济运行及经济对波动的敏感性的观点，显示出他对不确定性的深切赞同。他将是最后一个预言者，预言伴随着有关工资影响的扰动和数据的消息，工资会上涨以中和（平均而言）工资对总就业的影响。这源于他从凯恩斯那里继承的对于经济不稳定的根源的认同；这方面他与凯恩斯的不同之处仅在于他更加重视货币供给的扰动（货币供给的扰动往往是央行行长错位担忧的后果），而他对q值的扰动给予的重视甚少。然而在对稳定政策选择的分析中，弗里德曼显然不赞同凯恩斯的一些假设，并且得出了与凯恩斯的观点相当不一样的政策建议。
货币主义运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亨利·西蒙（Henry Simon）和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同时参与创立的有哥伦比亚的詹姆斯·安杰尔（James Angell）和克拉克·沃伯顿（Clark Warburton）1。他们主张货币政策应遵循一个固定的规则，如货币存量应该恒定不变或有规律地增长，而不是把货币存量交给政府部门自由裁量。因此，他们主张把这项适应冲击的任务留给“市场”。一个自由浮动的汇率是首选制度的一部分。从来没有正式的分析支持这一建议。这一政策地位的推动力似乎来源于哲理上的对政府的不信任。
弗里德曼给了这个观点一个基本的统计学上的理解，资料来自他在格罗斯和哥伦比亚的生物统计学研究。这个理解在他1953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那篇论文中达到了顶峰，该论文认为总是以“充分”（或恒定）就业为目标，一个政策可能抑制生产率。这篇论文是货币主义名副其实的大宪章，主张市场参与者拥有免于侵害的权利，虽然对于过分热心的当权者也是出于善意的。
弗里德曼1953年的这篇 论文 表明，一个持续的积极政策（activist policy）（改变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该货币供应量变动是为了应对就业等数据上的每个变动），实际上可能是不稳定的，因为它实际上增加了就业的方差（或任何我们用来衡量我们感兴趣的经济活动的变量）。下面是弗里德曼的例子，设y是产出增长，x是没有积极政策时的增长，而p是选择使用积极政策而带来的增长：y＝x＋p。然后弗里德曼回顾了方差之间（σ2x和其他方差之间）的经典关系和x和p间的相关系数（记为rsp）以阐明他的观点。为了具有合理的性质必须成立。因此，相关性为负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需要一个更强的条件。这种条件可能无法满足，因为：①数据往往是非常不精确的，尤其是在数据修订之前；②到了政策实施生效的时候它可能就不再适用了。因此要是积极主义（activism）被接受，由σp＝0定义的“消极”政策可能比任何易于被选中的积极政策更好。
达戈贝尔·布里托（Dagobert Brito，1970）为货币主义假定做出了另一个反对积极主义的贡献。我认为布里托的构想可能受到了一些弗里德曼在考虑政策时偶尔强调的“最坏情况”的影响，这使人反过来回想起弗里德曼对于社会上众多的最不幸的关心。在任何情况下，布里托总是仅用可能的最坏结果来评估事物—目标变量y距离目标水平的最大偏差。如果导致我们预测y下降的信号低于目标水平是假的（在没有行动的情况下，预期没有下降），然后采取行动使y增加，这将恶化y距离其目标水平的最大偏差。这一观点致使布里托得到一个涉及他称作弗里德曼区（Friedman zone）的结论。当政策决策者可得到的观测值落到该区域内部，最佳的政策（使y距目标的最大偏差最小）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当观测值落在该区域之外，这个“最小最大值”政策将对会使y明显更好的行为做出反应。
威廉·布雷纳德在一篇著名的文章（William Brainard，1967）中也为货币主义的观点作出了贡献。货币主义的前提假定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积极主义的篮子里（追求最高的平均绩效），是采用一种有风险的投资组合；另外，没有风险，就没有回报。布雷纳德阐释了一个模型，在该模型中最优的政策措施是“迈小步”，因为大步会导致每单位回报的方差过大。这个寓意与弗里德曼的思想几乎相差无几，尽管后者感兴趣的是证实理论上的可能性，即没有行动会比任何在可能的正确方向上的颤抖行动更好。
政策上的一个创新会怎样影响经济（既在定性，也在定量方面）以及在缺乏创新时经济将如何变化，有关这些我们的许多不确定性都源于计量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在正确设定的计量经济模型中的参数估计。假如有希望最终得到这个问题的满意答案（毫无疑问，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们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这样的希望），它们也将被计量经济学的政策估计的“卢卡斯批判”阻碍。根据这个批判，被估计的参数是空想的，因为如果政策将要改变，并且对政策制定者未来行为的期望也相应地变动，计量经济学家对参数的估计应该系统地被期望的新行为所改变[1980年西姆斯（Sims）的批判与此相近，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卢卡斯，在其他场合是一个忠实的新兴古典主义者，致力于使基于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理论视角的不确定性前提合理化，这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嘲讽。
货币主义学派用于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追逐利润的营利企业的经营策略。公司用数量来上调或下调价格以最大化利润的期望值，每次销售额的上升或下降实际上可能会增加利润的方差（鉴于这种举措的噪声特征）。这可能就是风险规避的经理人可能不欢迎这一结果的原因，即使他们可以确信他们的政策会起到增加平均利润的作用[相比之下，在弗里德曼的就业稳定问题中，假定平均就业独立于稳定政策反映是可接受的，而且这一假设似乎也暗含在他的分析中；那么只有方差和一些其他统计量（除平均值外）是决定性的，平均值是保持不变的]。因此，从维持预期产出和就业的角度来看，公司不响应或者响应不足是可以的，因为他们觉得采取行动或者采取更多行动对他们而言会更糟，不是因为他们的疏忽或在一年的时间还顾不上这些事情。
对于企业不情愿共同采取要去适应或抵消需求冲击的行动的这个观点，可以说，似乎是对“把稳定留给市场”做法的一种强烈诉求。然而也许它只是巩固了弗里德曼的立场。为什么政府要去涉足企业不敢涉足的地方呢？企业不是天使，只是在稳定方面至少与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无论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考察货币主义的立场以及其替代立场。
在构建稳定性的“哲学体系”中，弗里德曼的确没得出任何关于体系种类或稳定化的方法（用该方法实现想要的约束）的结论。弗里德曼1953年的分析是完全抽象的，令人们产生困惑。不采取行动或者采取小的举措是什么意思？采取这样一个指向货币供给的政策可能意味着要在利率、汇率以及像货币供给一样能够被直接稳定的其他变量方面采取相当多的“行动”。约束应该朝什么方向实施？这里并不能证明货币供给政策相对于汇率政策（或政府可能实施的任何其他种类政策）的优势性。
弗里德曼对这个问题最佳的解答是他1968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协会会长报告》，其中他认为正确的答案是要对货币供给的路径施加限制。这里概述了一个模型，由这个模型得出了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的用语）的假设，在此之后，他指出在那里有一个自然利率（用维克塞尔的话）与其对应。如果央行试图要保持名义利率稳定，或者就此而言，要保持实际利率稳定，用这样的方式，实际利率是持续低于自然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差距没有任何消失的倾向，结果将是就业率上升并保持高于其“自然”水平之上，而且，通货膨胀率会无约束地增长，直到最终触及货币体系可支持的通货膨胀率的上限，此时货币体系将被实物交易取代。如果实际利率被设定高于自然率，指向超通货紧缩的反镜像趋势将随之而来。相比之下，控制货币供给（的名义值）或名义GNP，而不是控制“实际”变量的稳定方法，并没有表现出趋向“刃锋”不稳定的这种危险趋势。弗里德曼能想到用来支持这一构想的恐怖故事当然就是从1929～1932年那段时间，当时美国当局根据历史标准将名义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但又没有低到足以阻止30%的货币供给收缩，这一紧缩必定使20世纪30年代衰退的深度和持续时间增加许多倍。
关于选择货币制度或是货币稳定方法的问题，在这里进行任何层次的思考都显得过于庞大。然而，有几点看法或许不得不提：（1）稳定货币供给的建议有些“模糊”。这很可能是央行在某个有限时间区间内制定的任何给定的系列举措可能显示出已经“稳定了”（如果只是偶然）一些货币供给的度量标准—货币基础（M1、M2、M3），或者其他度量标准。当然，货币主义者要回应，重要的是央行打算将货币供给量稳定到某个值，这是对私人参与者的预先承诺，以免经济经受过度且不必要的不确定性之苦。但是这一观点可能会被这样回应，所有的稳定性建议都展现出一种使某些事物稳定的信心十足的决心，而且很多建议都像货币供给稳定一样提供相同程度的责任义务的可能性（比如汇率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