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善于斗争。邓小平不仅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这首先表现在胸有全局，战略部署得当。1975年1月6日，邓小平尚未正式主持中央工作，即找胡乔木谈话，交代任务，筹组参谋、写作班子。刚刚上任，就在1月25日总参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军队要整顿的问题，作出部署，着手准备。一文一武，作战略安排，抓得非常及时。与此同时，针对阻碍国民经济发展最薄弱的环节——铁路，作出整顿的决定，实行重点突破。毛泽东教导领导干部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出主意、用干部，还要求“学会弹钢琴”。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在统筹兼顾、全面部署、抓住要害、重点突破方面，树立了非常成功的范例。
善于斗争又突出地表现在纯熟地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围绕理论问题指示，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针对张春桥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邓小平指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邓小平还当面批驳了“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极左观点，指出：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这样，邓小平就将学习理论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联系了起来，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大局结合到了一起。邓小平又敏锐地觉察到“四人帮”在学理论中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和革命老干部的，是企图把理论问题的学习变成一场有一定政治目标的运动，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服务。邓小平采取向毛泽东请教的办法提出问题，促使他老人家清醒地制止了“四人帮”的这一图谋。按照毛泽东的布置，自5月中旬至6月初，邓小平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尖锐地批评、质问江青等人，迫使他们做出检讨，同时又采取讲多少算多少、不把话讲完的办法，问题摆开而又留有余地。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四人帮”从此再也不能借理论问题指示的学习来兴风作浪，而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支持下，在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同时又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工作。此外，邓小平强调学习理论要着重解决以下实际问题：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安定团结；反对搞资本主义的行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由于邓小平对学习理论问题指示作了这样积极的引导，毛泽东又支持邓小平反对“反经验主义”，在实践上他也采取审慎态度，所以，理论指示的学习在一定意义上还推动了1975年整顿的进行。
善于斗争还表现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抓住矛盾的特殊性，对症下药，切实有效地解决问题。对地方和各部门、各行业的整顿，提出要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对军队，则提出要解决五个字：肿、散、骄、奢、惰。针对林彪把军队搞得臃肿不堪，决定进行精简整编，重点解决肿的问题。邓小平在1975年1月25日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就传达毛泽东“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提出“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2月9日出席军委常委会，指出总参工作次序，第一是确定编制，解决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整顿军队。4月28日军委常委会再次讨论编制问题，他提出向主席、政治局写报告，主要讲整顿编制、压缩定额的方针原则、保留技术兵、技术装备、干部编内编外方针和处理原则。7月1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明确指出：“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军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确定三年内将军队总员额减少160万人，安置超编干部约60万人。对铁路整顿和钢铁整顿中怎样处理同地方的关系，邓小平作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方针。对铁路，邓小平强调要切断联系，与地方脱钩。邓小平说：“铁路系统里闹派性的人同地方上闹派性的人是有联系的，反对派性，要把他们之间的联系切断。”“一定要把铁路上搞派性活动的里外联系割断。”钢铁整顿，则强调企业和地方要结合，地方要支持企业，提供物资，保证生产、生活的需要。山西省革委会在钢铁座谈会开会期间就决定增加对太原钢铁厂职工的生活供应，一次调给太钢猪肉2万斤、猪下水3万斤、鸡蛋5万斤、鱼3万斤、小鸡1万只、对虾5000斤、烟2万条、糕点3万斤。太钢成为在八大钢中上得最快的一家，一条重要经验是同地方结合得好。
第七，善于用人。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前往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阳泉车站，对前来迎接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说：不要怕别人说什么，重要的是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关键是用好人！这是邓小平的经验之谈。后来他在谈论发现和使用人才时曾回顾1975年整顿的经验：“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1975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在1975年整顿还没有启动的时候，邓小平就挑选老部下、主政西南时就掌管工业、以后在北京城市建设中业绩卓著的万里，主持当时问题最为严重、地位十分重要的铁道部工作；大胆起用“文革”以来长期挨整、素有“党内一支笔”之称的胡乔木，让他团结一批“笔杆子”，组织国务院政研室，担当他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还有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等，也都委以重任，放手让他们分别领导科学院、国防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整顿。这些领导同志都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迅速打开局面，取得显著成效。“四人帮”诽谤邓小平拉一把“二胡”、身边有“四大金刚”，正好从反面说明，知人善任，确是邓小平突出的一个长处。这也是1975年整顿成功的重要因素。
二十二、1975年整顿的历史评价
在1975年冬天开始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在中国，对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四人帮”攻击1975年整顿是“右倾翻案风”，“三项指示为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三株大毒草，诬蔑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这些诬蔑、攻击充斥报纸杂志，一时操纵了中国的舆论。可是，广大人民群众、干部党员拥护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反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这种代表历史主潮的评价，从对“批邓”的抵制中表现出来，从广为传播的所谓“政治谣言”中反映出来，在四五运动中爆发出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航程中，1975年整顿的成就与挫折，为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作了十分重要的精神准备与物质准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5年整顿所开始的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下，得到继续和发展。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对1975年整顿的历史评价自然也就颠倒过来：第一，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邓小平说得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第二，1975年整顿是改革的实验。社会主义要摆脱贫穷，就要通过改革，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比较快的发展道路。邓小平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还说1976年的四五运动“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江泽民指出：“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三，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和在邓小平指导与影响下形成的三个著名文件，以及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和中共中央发出的指导整顿的一系列文件，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邓小平理论的酝酿和起点。胡乔木曾这样分析“三项指示为纲”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基本路线的联系：“这里已经提到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上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他还指明，邓小平“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两个口号的实质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十三大和十三大以后，都还起着指路标的作用”。
总之，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贯彻落实并发展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三项重要指示所体现的正确思想和决策。它上承中共八大路线和“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正确发展趋向，是60年代前期调整、1972年周恩来主持的整顿的继续和发展；它下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给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起了开辟航道的作用。综观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不难看出，1975年的整顿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连接“文革”前十年和新时期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并没有完全中断。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理论与实践，正是在“文革”发展到1975年的特殊条件下，对前十年发展与积累起来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运用和发展。1975年整顿的成就和挫折，为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做了十分重要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1975年整顿中所作的探索，也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作为1975年整顿的历史主角的邓小平，他领导整顿取得的巨大成功，“批邓反右”遭受的沉重打击，四五运动中受到的拥戴，再度复出后创造的辉煌，构成了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的最为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篇章。而由于历史的特殊的安排，邓小平用以指导整顿的“三项指示为纲”，他指导或影响下产生的三个著名文件，他领导制定的一系列中央文件，以及他在整顿中的一系列讲话、谈话、批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复杂混乱局面，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构成了日后形成完整科学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起点。从1975年整顿的历史已经可以看出，在70年代中国历史转折关头产生的世纪伟人邓小平，既是毛泽东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又是毛泽东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