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邓小平利用中央要求揭发批判林彪的机会，致信毛泽东，在批林的同时作自我检讨，并再次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邓信写了以下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些评语，为邓小平复出铺平了道路，具体的安排就要看周恩来的政治艺术了。
周恩来在毛泽东写下批语的第二天，就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但没有讨论安排邓小平工作的问题。会后，即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邓小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可以作一些调查活动。此后，邓小平即到江西瑞金、湖南韶山冲等地参观访问、调查研究。
然而，三四个月过去了，对解放邓小平的问题却不见下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时党内高层就批林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搅在里面，受到打击。不过，周恩来仍然关注着邓小平重新出山这件大事。他在等待适当的机会。
12月17日晚，毛泽东当面对周恩来说：“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第二天，周恩来致函纪登奎、汪东兴，在信中传达了“昨晚主席面示”，吩咐“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又乘此机会特意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这就促使中央把安排邓小平工作提上日程。12月27日，纪、汪回信，提出建议：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住到西郊马神庙附近的花园村，一个新盖的大院东边最后一栋灰色两层楼房里。
从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工作问题。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讨论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3月1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决定即于当天发出。
此后，周恩来在玉泉山3号楼做全面检查治疗两周，病情趋于稳定后，即于3月28日同李先念等一起同多年不见的邓小平会面。29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住处开会，同毛见面。根据毛的意见，对邓的工作安排，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4月1日，周恩来即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宣布了上述决定。周恩来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随后，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3号楼同邓小平、卓琳会面长谈，共进晚餐。接着，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
4月12日晚7点半，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恩来在这里盛宴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来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这是自1967年邓销声匿迹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会见。虽然他坐的位置并不显眼，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还显得有点孤单，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感觉到他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分量。
诚然，这只是一件事情的开始。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状况，正如毛泽东有一次向外国客人所说，“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还有他自己也已年迈，“只有他（邓小平）算一个壮丁。”处在长期内乱中的中国，正需要邓小平这样精力充沛而又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在1973年秋天向外国客人谈到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又因势利导，一步一步地把邓小平推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3．参加中央军委，进中央政治局
安排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进中央政治局，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此，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在同政治局部分成员谈话中多次作了说明。
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又说：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12月14日，毛泽东同部分中央政治局同志谈话，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指邓）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12月22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当天发出，下达到党内外群众。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中央军委五人小组，由叶剑英牵头，邓小平参加。翌日，邓小平即同叶剑英等一起指挥西沙对越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
4．出席六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再一个重要举措是，决定由邓小平担任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国际上树立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的形象，提高邓小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这也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策，并且是由毛出面同江青作斗争以后才得以实现的。
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定于4月9日在纽约召开。3月20日左右，外交部就我国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提出由邓小平当团长，乔冠华当邓的参谋。说这件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由外交部写报告提出为好。外交部即于22日向中央呈送了团长人选问题的请示报告。3月2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考虑到国内情况，他建议在三周会期中，邓小平可以只出席一周，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与多方要人接触，便可回国。当天，毛泽东圈阅了周的批示。
毛泽东、周恩来派邓小平当团长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规格高，影响大，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发起的这次重要会议的有力支持，对发展我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同亚、非、拉各国的友好关系，有积极作用。可是，江青竭力反对。就在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当天晚上，江青找王海容、唐闻生，强令撤回外交部的报告。王、唐告以毛已经圈阅，外交部无权撤回。但江青还是在3月25日下午四次打电话给王、唐，逼她们撤回要邓小平率团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于是王、唐打电话请示毛泽东处：主席是否仍主张由邓小平率团出国？她们可否将是主席提议让小平同志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秘书回话，除重述25日下午的话之外，还说：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去是他提议的。
3月26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江青继续无理取闹。会后，王、唐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毛于27日给江青写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这才复信表示拥护。但4月3日至5日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主题发言稿和中国代表团的具体工作方针时，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都称病不到。
4月6日上午，邓小平率团离京赴纽约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抱病与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毛泽东前不久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支持第三世界各国在原料和发展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帝反霸的立场。邓小平发言后，当场受到许多国家代表的热烈祝贺。4月19日，邓小平一行乘专机回到北京，周恩来在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通过这次活动，在国际国内重新树立了邓小平具有重要地位的公众形象。
从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公开露面，到1974年4月10日出席联合国大会，经过一年时间，邓小平已经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
5．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这时，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加快了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的进程。就在这时，毛泽东1974年7月对江青等人发出了“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的警告，8月发出了“安定团结”的号召，紧接着，召开四届全国人大重新提上日程。中国的政治局面和人事状况，需要邓小平出来担当中国政坛的主角，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进一步把邓小平推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这年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10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用电话告诉王洪文：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要王把他的这一重要人事安排告诉周恩来。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最新指示，宣布近期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决定。
新中国的历史又发展到了一个关节点。正当毛泽东号召实现安定团结的时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为“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又一次兴风作浪。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直接的目标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在1974年10月提出准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在四届人大之前召开十届二中全会）时，为夺取最高权力，江同张、王、姚密谋策划，企图逐步改组中央政治局，取得政治局的稳定多数。办法是让一些人先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然后伺机正式补为政治局成员。他们要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夺取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权。他们先后在上海、辽宁等地选定帮派骨干分子二十多人，企图安插到公安部、教育部、文化部、铁道部、邮电部、六机部和人民日报、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妇联，夺取这些部门全部或部分领导权。他们还在上海物色培养了“工人大使”、外事干部一百一十多人，以便夺取外交大权。
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打碎了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怎么肯善罢甘休呢？
江青一伙找到的借以发难的题目，是所谓“风庆轮事件”。
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一艘万吨货轮。1974年国庆节前，经过往返上海—罗马尼亚、历时150天的远航归来。“四人帮”在1974年初该轮重载试航阶段，就曾借批判远洋运输分公司和交通部“崇洋媚外”来影射攻击周恩来等是“七十年代的李鸿章”。现在远航返回，又想寻机惹事。国庆节后不久，“四人帮”收到他们在上海的亲信写的万言长信，知道风庆轮副政委李国堂、实习三副顾文广在远航途中反对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还对王洪文、上海市委和京剧样板戏颇有微词，遂抓住一点，肆意夸大，无限上纲。江青10月14日在登载《“风庆”轮的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不少批注，并给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写信，说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说那个副政委“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提出：“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当天即表示“完全同意”。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同一天写下批语，张强调这是造船工业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姚认定这个副政委“代表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快要结束时，“四人帮”突然提出风庆轮问题。
江青拿出风庆轮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意见，要邓立即表态。邓小平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
江青进一步逼问：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针锋相对回击江青：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态度待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