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指责邓小平。江青更是对邓大肆攻击和谩骂。邓小平忍无可忍，连说“我要调查！”愤然离开会场。张春桥看着邓小平走出去，阴险地说：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四人帮”认为，政治局会议上的争吵，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攻击邓小平的口实，把邓小平搞下去的机会。他们立即星夜密谋。四人商定：抢在邓小平10月20日陪同丹麦首相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之前，由王洪文先去报告。
第二天（10月18日）上午9点，王洪文乘专机飞往长沙。下午2点左右，毛泽东接见了他。王洪文借汇报17日政治局会议情况诬陷邓小平和周恩来。他一开头就把形势说得十分严重。他把周恩来、邓小平同1970年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陈伯达类比，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还说：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讲了昨晚政治局会议争吵的经过后说：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
王洪文还诬陷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进行篡权活动，说：总理现在虽然有重病，住在医院，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对江、张、姚分别吹捧一番。最后请毛指示，说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看得很透。他没有听信王洪文的谗言，当即对王严肃批评：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叮嘱王：你回去后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告诫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王洪文在毛泽东面前表示“一定按主席指示办”，可是，当天（18日）下午回到北京后，没有去找周、叶，却于当天晚上到钓鱼台向江、张、姚复命。四人在11楼江青处密商对策。江青还把王海容、唐闻生两人找来，因她们后天（20日）将陪同丹麦首相赴长沙会见毛泽东。江青在18日中午已经找王、唐谈过，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攻击邓小平在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言行是又一次“二月逆流”。在18日夜间密商的小会上，江青再次嘱王、唐到长沙诬告邓小平，还托她们带给毛泽东一封信。江青在信中说：听说主席身体好，非常高兴。并说：“昨日王洪文同志带回来的桔子，味甚鲜美。使我想起一首唐诗：‘江上阴云锁梦魂，江边深夜舞刘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乡思不堪悲桔柚，旅游谁肯重王孙？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
“四人帮”这时的用心，是要说动毛泽东收回成命，不让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
10月19日，周恩来找王海容、唐闻生到医院谈话。告诉她们，经过了解，事情并不像江青等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搞过多次，小平同志忍了很久。
在找王、唐之前，周恩来已同邓小平谈话，嘱小平到长沙在主席面前不提此事。
10月20日下午，邓小平在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谈话结束送走外宾后，毛问邓有什么事要说，邓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邓问主席有什么话没有。毛叫邓坐下，说，我不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情况。邓说，把主席的话带回去。毛点点头。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即于21日上午把同毛泽东谈话经过致信王洪文，让他通报政治局成员周知。
这一两分钟的交谈非同寻常。不单是把四届人大“组阁”的重任明确地交给周恩来，而且促使毛泽东更加信任邓小平。同前一天王洪文气急败坏地在毛泽东面前诬告完全相反，邓小平一句不说政治局会议上的争吵，表现得那样的豁达大度。一个卑劣，一个伟岸，对比太强烈了！这无疑会在毛泽东的心中激起更加坚定重用邓小平的决心。
邓小平离开后，毛泽东同王、唐继续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等问题的谈话。
毛要她们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人再考虑。
毛泽东重申：总的方针要团结、要安定。
毛泽东还要她俩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关于风庆轮事件，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在带去的江青来信上，毛泽东写了批语：“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请王、唐带回交江青。
王、唐二人在22日把毛泽东的指示向政治局作了传达。毛泽东10月20日这次关于最高层领导人事安排的决策，使“四人帮”阻挠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的图谋无法得逞，他们想排斥周恩来主持“组阁”的阴谋也成了一枕黄粱。
在这两代领导人交替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决策和委托，不顾自己8月10日做第二次大手术后虚弱的病体，毅然再度挑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连续十多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商讨，同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10月20日长沙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研究四届人大筹备工作。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说明四届人大“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关于病情，自己的膀胱癌虽未治愈，但“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务请主席放心”。
江青这时仍不死心，她不听毛泽东的告诫，还想利用其特殊身份插手“组阁”。这时，毛泽东一方面坚决制止江青插手，一方面坚决支持邓小平的斗争。
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后同邓小平谈话。
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
邓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主席说：我赞成你！
邓小平答道：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用手指王、唐）都不高兴。
邓说：我主要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说：这个好。
邓又跟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也就在11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看到江青给他的信。江青向毛提出人事安排建议名单，要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毛泽东在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江青心犹不甘，11月19日，又给毛泽东写信，公然伸手要官要权，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泽东20日复信说：“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但江青野心不泯，在12月间，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要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立即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看穿江青的野心，坚决不许。这时江青再怎么厚颜纠缠，已属徒劳了。
12月间，周恩来在病榻上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统筹全局，反复衡量。针对“四人帮”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同邓小平、李先念等多次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还是由周荣鑫当部长为好；文化部、体委从当时情况看来不能不作让步。12月20日前后，周恩来又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时正是决定党和国家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的关键时刻，与周恩来同去汇报的又是王洪文。叶剑英表示，为了共和国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总理安全返回。
12月23日当天毛泽东就听取了周恩来、王洪文的汇报。
毛泽东摇着手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又一次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工作。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搞乱了，又不告诉我。”
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指指脑袋说：他政治思想强。Political比他（用手指王洪文）强，他没有邓小平强。又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还边说边用笔写“人才难……”，毛刚写到“难”字，周恩来把“人才难得”说出来，毛放下了笔。
第二天，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在这里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在24、25、27日又同周恩来和王洪文谈了三次。
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分析和批评“四人帮”。毛泽东说：在批刘、批林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关于江青，毛说：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对江青，毛又说：当然要一分为二。
他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要王洪文在长沙期间写出书面检查。
谈话的再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人事安排。毛泽东对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具体人选提了一些意见。他同意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关于副总理人选，毛在邓、张（春桥）、李（先念）后加了一个陈（锡联），并提议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最重要的，还是邓小平的职务。周恩来建议，在四届人大前的十届二中全会上，增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这一重要决策，把邓小平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毛泽东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关切地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王洪文到韶山参观，毛泽东单独同周恩来促膝长谈。毛泽东就理论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并同周恩来再次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安排交换意见。经过分析比较，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
6．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
周恩来返回北京以后，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要点。经过“文化大革命”多次反复，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四人帮”，为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作出决断，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邓小平去执掌。在当时，毛泽东的指示和决定具有绝对权威。他要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五个职务。这一英明决策，得到党内绝大多数的拥护，江青等人也无可奈何。至此，“四人帮”从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到处兴风作浪，处心积虑妄图排斥以至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由他们来组阁的阴谋归于失败。
从1970年起就酝酿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经过九届二中全会、批陈整风、九一三事件、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以及风庆轮事件等惊心动魄的斗争，在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方针指导下，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筹划下，终于在1975年1月召开。这次大会是力图结束“文化大革命”动乱局面，恢复正常秩序，实现安定团结的一个标志。
1975年元旦，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全国人大有关人事安排问题。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会议确定“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讨论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会后，即向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作了报告。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于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