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们小时候就学外语，尽管教员水平不算高。今后从小就要学外语。各种外语都要学。俄文也要学。打起仗来，还做俘虏工作。两条腿走路，普及与提高，重点在提高。从小学起，就要办重点小学。接着是重点中学，重点大学。重点中学，北京就应有二十个到三十个，上海要有三十个到四十个，天津二十个到三十个。我同康世恩、唐克同志谈，大企业如大庆就可以办若干个重点小学，若干个重点中学。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现在数理化的教学很差，一定要使培养出来的人与现代科学技术水平衔接得上。现在我们的尖子看不懂人家的东西，这些年来培养的人根本不顶用。要从科技人员中间选出一批不能够做科研工作的人，要他们去当中学教员、大学教员。
我还对方毅同志讲了，要从他们的系统中选出一千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选出五千人。这些人是尖子，选出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做研究工作，给他们配书记，配后勤。生活困难的，可以给津贴补助。现在有的人家里有一帮孩子，一月几十元，整天为了生活排队，晚上找个安静地方读书都办不到。这怎么行呢？对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适当，不要像要求一般人那样去要求这样、那样。要他们搞好研究工作，研究出东西，就是对政治有利。在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对他们不要苛求。陈景润这个人大家都说他政治落后，可是这个人在工作上有贡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一定要把臭老九这个称号去掉。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学校开门办学，科学研究所开门办所，一定要和本行专业结合起来，不能光做些粗活，光做些笨重的体力劳动。要通过开门办学、开门办所使他们的知识面搞得宽一点。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是分不开。按现代的观点来看，主要就是脑力劳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工人的工作就是按电钮，站好几小时，是紧张的、聚精会神的脑力劳动，也是辛苦的体力劳动。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
在军队中，科研和教育工作也要一起抓。打现代战争没有现代战争知识，不会计算，这怎么行。要使军队领导干部自己有知识而且尊重知识。办各级学校，经过这样的训练，使我们的部队年轻化。五六十岁的人当军长是不行的。
科技、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企业要有科学研究机构，也要有科学技术人员。考察美国农业的同志说，那里农业投资很多用于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军队负重，一个战士六七十斤怎么打仗？战士带的这些东西都要有，但是一定尽量轻一点，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美国人讲阔气，士兵们带鸭绒睡袋，我们不能比。现在化学纤维有新的发展，可用化纤来解决这个问题，轻得多了。还有包装的问题，也有科技研究的问题。军事工业方面也要抓几个重点，使协作可以配套，人员能够配齐。把几个重点抓好，就有了样子，其他可以跟着学。
总之，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我希望从现在就开始，从小学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
邓小平谈兴很浓，王震和邓力群也有不少问题要听邓小平的看法。他们就当前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邓小平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邓力群提出，为了应付青黄不接，打算从六五至七六这12年的高中毕业生中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硬性抽调的办法，吸收进大学，培养一批人才。
邓小平听了说：这种意见好！现在要提出问题，提出任务，大家想办法。我的一个残疾儿子躺在床上，忙得不得了，成天修收音机、录音机等等。同他一起学习的同学学得比他好的不少，但大多学非所用，搞别的事去了。凡是用非所学、学非所用的人应该收集起来，使他们归队。
谈到老同志退下来当顾问的问题。邓小平赞成王震“也想参加这个顾问队伍”的想法和顾问应该有顾有问，不应该照顾老弱病残的看法。邓小平说：我曾对一位老同志说过，如果让我当顾问，我还可以活二十年。我自己就提出过让我当顾问。我想当的顾问，就是这种有顾有问的顾问。
从谈论理论工作中的民主作风问题，邓小平又对党风问题讲了一番重要意见。邓小平认为，理论队伍中提倡和实行民主作风，有不同意见允许争论，“这个问题很重要”。邓小平说：毛主席讲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辩证法嘛，不“辩”怎么能“证”呢？经过“辩”才能“证”。邓小平又进一步说：民主作风，是个党风问题，军风问题，民风问题，学风问题，总起来说是党风问题，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延安作风，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精神要恢复。延安的传统要继承发扬起来，最主要就是党的作风。关于党风问题，马恩由于当时条件很难有什么建树，列宁有发展，但比毛主席在延安时的那些还不够。毛主席继承列宁的党风加以总结、创造，把党风大为发展。我们党的、很完整的作风，经过延安整风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就是延安那一套。要把被林彪、“四人帮”等破坏了的那一整套的东西贯彻下去。鞍钢宪法，自己没实行，实际上有了大庆才真正创造一套完整的经验。
说到这里，邓小平对王震说：你也是有功的。你把部队里那些不信鬼、不信邪的干部交给他们了。在延安作风中包括艰苦奋斗的作风。学校教育中也要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
邓小平还谈到企业执行规章制度要从严要求。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国家的卫星，有的上去了，有的就上不去。两个卫星什么都一样，有两种不同结果，就是因为对零件、对工艺的要求不严格。
不知不觉间，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最后谈到国务院政研室被解散的事，邓小平对邓力群说：你们的事，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接着，又谈到“四人帮”批判的所谓“三株大毒草”。邓小平说：“三株大毒草”中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我确实是在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香花，不是毒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当时想争取通过，但没有能做到，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香花我看是没有的。
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记录稿，经过王震的儿子，在北京市的范围内广为传播，对否定“两个凡是”，引导思想解放的潮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发挥了先导的作用。
6．十届三中全会做出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
这时，一些报刊发表了有关天安门事件真相、论定天安门事件是革命事件的文章，“童怀周”编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铅印出版，人们争相购买，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中央电视台为“童怀周”拍了《敢傲严寒绽春蕾》，外国记者纷纷报道。广大干部群众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更加高涨了。
在这样的情势下，华国锋按三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政治局的决定，主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邓小平复出。1977年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全会一致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他首先对怎样对待复出工作表态：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邓小平讲话的重点是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准确地、完整地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问题。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
邓小平还指出：
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毛泽东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充分信任群众，历来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种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
邓小平的论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体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心愿。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两报一刊”社论《历史性的会议》，向全国和世界公布了邓小平复出的决定。
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写道：
全会经过认真的讨论，完全拥护华国锋主席在1977年三月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经过十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意见。1977年5月3日，中央转发的邓小平同志致华主席、叶副主席、党中央的两封信，受到全党同志的赞同。全会一致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两报一刊”社论《历史性的会议》说：
三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早有过明确的全面的评价。华主席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这次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体现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心愿。
7．邓小平观看足球比赛公开亮相
一个星期以后，邓小平公开亮相。那是7月30日晚上，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1977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闭幕式前是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决赛。当邓小平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八万观众长时间热烈鼓掌。
外国记者迅速报道邓小平这次公开亮相，写道：
邓副主席在群众面前露面是去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以来第一次。
邓先生似乎并没有由于他去年受到贬辱而有什么改变，看上去他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
比赛中间休息十分钟，邓先生一度退席。但当他又出席观看后半场比赛的时候，十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狂热的掌声。
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个不仅观看比赛，而且也是注视约隔一年半之后在公众面前露面的邓先生一举一动的繁忙之夜。
就这样，邓小平再一次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谱写出比1975年整顿更为精彩、更为壮丽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