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初美国卷入两次世界大战后，国会与总统在外交主导权的消长上起了一个质的变化：在上一世纪的各种危机中不断进行着权力积累的美国总统，终于在两个世纪交界的时候积攒了足够的政治实力从国会手中夺取了外交决策的主导权。而20世纪频频爆发的各种危机使总统“通过对危机的反应以及对事务轻重缓急的安排，强化了总统机制及其权力”。这样，在20世纪以来，总统方面通过对各种危机的处理，夺取、巩固并发展了自己在外交决策上的主导地位和权力。然而二战结束后，美国并没有回复到有利于国会掌权的和平建设状态。“战争胜利的喜悦和对和平的憧憬迅速被新的恐惧和新的敌人所替代，这就是苏联共产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美国在和平时期重新布置和加强了海外的军事基地，以遏制和阻挡被认为是来自外部的、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威胁。
这一被设想的国家紧急状态时期导致国家安全机构的再一次扩大，总统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权力进一步增加”。从二战结束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才结束的这种使整个国家处于“设想的国家紧急状态”的冷战，使总统在外交上成为可以行使特权的“帝王般的”强势总统，在外交政治实力上把国会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尽管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会借越战失败和水门事件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削弱总统权力的法律，但这些举措只对总统行使某些外交权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并未从根本上把国会的地位提到与总统一样高的水平。90年代以来，美国借“重建世界新秩序”中美国应起“领导作用”为由，又进行了北约东扩等一系列在和平时期的军事扩张。这一切自然有利于总统外交主导权的进一步加强。
在20世纪这个“危机已成惯例”的时代，不仅是战争的爆发使总统得以借机扩权，其他经济危机和外交危机的爆发也是总统扩大权力的好机会。例如30年代末40年代初，美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罗斯福在危难之机就任总统后，立即要求国会授权给他：“让我拥有足以应付紧急事态发动一场大战的广泛行政权。
这种授权之大，要如我们正遭到敌军侵犯时一样”。在上任仅仅三个月内，罗斯福就向国会提出了通过增加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来调整经济的70多个法案，其中就有涉及第三类外交政策分类中的有关内容。
总之，各种危机使得总统方面能借用宪法分权造成的行政分支上的优势，进行权力的扩张。这种权力扩张既有对分配不明确的“半阴影区”的共同权力的夺取，也有对已有的明确分权的不满而故意弄混分界线。在外交主导权上总统的一步步进、国会的一步步退这一历史事实的形成，除了机制导致的双方应付危机能力的不同这个客观原因之外，还有双方各自的主观原因。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总统方面的主观因素。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M．伯恩斯认为：“行政权力大小确切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任职者的性格和能力，加上当时的需要和我们国家生存要求的结果”。由于宪法设计的总统职位权力很大，界限不明，使敢做敢为的总统可以在危机时刻利用这一点。这样，铁腕人物担任总统时，通过他们的性格与能力在对付危机中的施展，往往都对宪法设计中并不十分明确的总统职位进行了扩大与强化性质的重新塑造。而且“作为总司令的总统，开始逐渐以有限和不确定的方式执行作为对外交往行政机构的总统所规定的事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先例有了大量的积累，总统们也获得了信心并要求获得更大的权力。”先例经验、政治实力等各方面的历史积累，助长了总统们抓取外交主导权的实力、能力与雄心。
其次，让我们来看看国会方面的主观因素。国会在总统权力扩张的过程中显得过分的迁就退让，缺乏“运用它已有权力的决心”。
路易斯·亨金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国会在总统权力的稳步增长中起到了促进作用。早期，国会承认并确认总统对日常对外事务的控制。随之而产生的对信息和经验的垄断，促使总统声称对外交往领域属于专门领域，使国会感到不宜控制。国会甚至默许总统部署军队，参议院默许总统行使缔结行政协议的权力。后来，总统与国会领袖间协商行为的增多，解除了所有国会议员和国会领袖的戒备，从而更进一步确定了总统毋需国会正式参与就可行动的权力。……国会一次又一次在广义上把自己的巨大权力赋予总统行使，以至于总统可以在声称他是按国会授权和以自己的权力采取的行动。……国会默许的甚至是代国会行使的那些权力，逐渐被声称为总统的权力，甚至就被视为总统的权力。”在总统扩大自己明确的宪法授权和争夺“半阴影区”中的那些共有权力时，国会一次次的默许、迁就与退让，把国会自己的宪法明确和不明确赋予的权力“自愿和自动地授予了总统”，以至于让事态发展到了宪法设计初衷的反面，当国会在1973年制定《战争权力法》想要恢复行使自己的部分宪法权力时，当时在位的尼克松总统竟称该法案是试图剥夺总统“按宪法适当地行使了几乎二百年的权力”而声称该法案违宪。
除了宪法设计和国会与总统双方的种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原因对美国总统与国会外交决策权力的消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法院对总统方面的偏护。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认为，在外交上呈强势的现在的总统职权很大程度上是由国会在联邦法院的合作下建立起来的。当国会和总统在外交主导权问题上发生争执时，最高法院往往会做出宽泛的但有利于总统的司法解释，使总统在外交上的特权合法化，特别是涉及在国外使用武力上。由于联邦宪法在许多方面的授权是有意无意地模糊、不明确的，所以最高法院的司法裁定就有使某些权力明确化、实质上是重新分配权力或填充授权空白的巨大能量。最高法院站在哪一边，哪一边的政治实力自然大大增强了。
那么为什么最高法院一般会倾向于站在总统一边呢？路易斯·亨金认为：“主要的理由似乎是有关政府行为牵涉到国家在对外关系中的利益（如果不是国家安全的话）问题，而且在对外交往事务中美国必须用一个声音说话，而这个声音必须出于专家之口，在这里，所谓专家通常指的就是行政部门。这种爱国主义与司法机关的谦虚礼让的结合，无疑构成了有关法院遵从行政机构对条约的解释这一惯例的基础。”
法院的这一传统做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批评：“法院没有任何理由为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的符咒所迷困。法院有理由适当遵从行政机构，但绝不应当一味附和；有理由做适当的司法谦让，而不必做不适当的跟随。”越战后，法院开始改变自己的传统形象，越来越积极地介入外交领域；在国会与总统争权问题上也不是一味地偏向总统了。越来越独立的法院已渐渐成为总统执掌对外政策能力的又一制约，当然同时也是国会行使某些外交权力的一个制约。
托克维尔认为：“对外政策几乎不需要民主所固有的各种性质，相反它要求充分运用民主制度所缺乏的东西。”这句话虽然说得有点极端，但它也点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外交领域进行决策有许多不同于处理国内问题的特殊要求——保密、迅速行动、普遍大众对情况了解较少、各种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等。
一个国家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想要抓住并利用每一个有利于自身国家利益的机会，保密和迅速行动在某些时候是完全必要的。如果过早地在各方面条件与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将问题公开化，那不仅会使问题复杂化，还会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减少最终的收获。
只有在各种条件成熟时抓住有利时机，果断采取行动，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结构分散、程序繁复、人员众多的国会在保密与迅速行动这两点上与实行长官负责制的白宫相比，自然处于劣势了。“大多数美国人也普遍接受这样一个观点：一个人比具有不同利益和观点的535名国会议员，能够行动得更快、更果断”。
美国公众对国际事务普遍的不关心与不了解是有别于总统在外交政策上集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国际事务通常比国内问题离人们更远些。人们对失业或通货膨胀比对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有更多一手消息。他们对埃塞俄比亚国内争夺权力的斗争……大概就不会那么关心，而且多半觉得反正他们也无能为力。”公众对外交事务的冷漠与无知给政策制定者在处理多数外交问题上留有相当大的余地。
而在这方面，总统又比国会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总统是唯一由全体美国选民选举产生的公共官员，可以声称受全国选民的委托并理所当然地代表全国人民；而议员只是一部分人或某一地区民意的代表，所以总统是美国最显赫和合法的政治人物。在危急时刻，公众往往以支持总统及其对外政策的方式“团结在国旗的周围”。在和平时期，总统作为全国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可以利用电视广播等“电子王权”来引导、控制与操纵公众接受并支持他的观点，号召选民对与总统持不同观点的议员施压，而希望重新当选的议员们是不敢轻视有投票权的选民的意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谁拥有公众的支持，决定了谁将控制外交政策”。实践中，各种因素导致了总统控制公众舆论的能力远远高于国会。
总之，正如亨特所总结的：在几百年的发展中，美国有许多人论证寻求国际强国地位的正确性。他们说：同美国敌对的外国列强应予迎头痛击。海外十字军运动将提高国家的声望与骄傲，加强国内的团结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美国有太大的能量与梦想，不应限制在固定的边界之内。但是，美国的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终于渗透进入了美国的内政之中。一种定位为在国际间占据强大地位的外交政策，将被证明是同共和制原则相对立的，终将损害共和国的体制。美国人民已经屈从于扩张性的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诱惑。最早将它拿在手里在众人眼前摇晃的是汉密尔顿、杰弗逊，他们朝它顶礼膜拜，波尔克与麦金莱同它热情拥抱。逐步逐步地，主张采取有力的外交政策的人士占领了爱国主义的高地，打败了怀疑派，驳倒了批评派，他们的战绩甚至比以前更辉煌。主张采取有力政策的领导人抓住国家安全的广泛定义，鼓吹这种政策将使国家成为当今世界的强国。在这种努力之下，他们最终迫使美国人接受了殖民地、海军基地、势力范围、保护领地、强大的海军以及能够远征的陆军等事物。
在新的民族主义和反恐政策之下，布什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十分危险的地步。外部的事务正在穿透美国的内政，威胁它引以自豪的民主。不少学者指出了这一点。孙哲把它概括成“民主独裁”，让我们看看它的几种表现：“民主独裁”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个人崇拜”盛行，小布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行政特权，对内政外交逐渐实行垄断。现在，美国人开始尊重和崇拜布什，想念他是美国战车的巨大发动机。
相比当初对他作为一个纨绔子弟入主白宫的冷嘲热讽，今天90％的支持率简直把小布什神化了。他变成了整个危机期间“民众以最强烈、最持久的情感所关注的焦点”，是“美国人民可以信赖的号角”。
“民主独裁”的第二个表现是美国政府在“9·11”后迅速成立并使用了一个特别的军事法庭来审理外国嫌疑犯。小布什的一个理由的形式反过来对美国媒体进行“政治宣传”，混淆视听。
为了保证“自由本身”不被破坏，行政机构有权不以正当司法程序直接通过特别军事法庭羁押、审判恐怖分子。
“民主独裁”的第三个表现是美国实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新的移民计划。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美国爱国法案》，对美国的移民政策做出了重大的调整。政府不必经过指控就可以像对待恐怖嫌疑犯那样随意拘留移民，备受争议的是，正当成千上万的移民受到反恐怖主义新措施的连累之际，美国移民局竟然特别向提供线索、为捕捉恐怖主义出力的移民开绿灯。用发放美国签证的方法来换取情报。这种“告密”推销的本身便有歧视移民之嫌，上不了台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