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资规模。2005年三地企业对外投资分别为3000万美元、8211万美元和174万美元。苏州境外投资以外资企业的再投资为主，本土企业投资额仅占境外投资的7.3%左右（刘志彪、张晔，2005），所以，按此比例计算，苏州本土企业对外投资额大约为599万美元。
（2）内向国际化程度。
进口贸易规模。2005年三地企业进口额为分别为16.75亿美元、678.14亿美元和13.41亿美元。
进口依存度。2005年按进口依存度＝进口额／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三地企业进口依存度为8.47%、136.25%和6.67%。
引进外资规模。2005年三地实际引进外资分别为3.57亿美元、60.05亿美元和12.00亿美元。
2005年三地批准外商投资企业分别为224家、2181家和561家。
2005年三地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分别为11.31万美元、655.13万美元和18.17万美元，占全市出口比重分别为18.29%、90.02%和56.66%。泉州在这个指标上，要远远大于温州，但小于苏州。
为了便于比较，现将上述各个单项指标进行列表。采用“大、中、小”
三个评价等级，对单项指标进行排序。同时，在暂不考虑各单项指标重要性（权重）差异的情况下，依据上述单项指标的评价结果，对三地企业国际化程度进行综合评价。
3.比较结论
通过上述数据和指标比较，基本上可以得出初步结论：
（1）三地在不同方向上的国际化程度不同。通过横向比较，总体而言，在外向指标上，温州（3个指标评价等级为“大”）要领先于苏州（2个指标评价等级为“大”），由大到小依次是温州、苏州、泉州；而在内向指标上，苏州（5个指标评价等级为“大”）领先于温州（3个指标评价等级为“小”），由大到小依次是苏州、泉州、温州。
（2）三地企业国际化方向有所侧重。苏州侧重于引进外资（其进出口贸易数值也很大，是由外资企业自身带来的），基本上走的是“引进来”的内向国际化模式；而温州侧重于出口贸易与境外投资，基本上走的是“走出去”外向国际化模式，而其引进外资却很小；而泉州属于“中间路线”，其引进外资指标居中，出口贸易与境外投资等都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也由此形成内外国际化都不太突出的状态。
（3）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首先，本节研究中采用了历史基本数据，而数据往往是局部的、而且缺乏一定的经济联系的，因此，单从数据上反映的结论仍然是不完全的。比如，本节在计算出口依存度指标的时候，采用了出口额／GDP的计算公式，但像苏州这样加工贸易比重很高的情况，单从数值看，出口依存度是很高的，要远远大于温州和泉州，但如果剔除加工贸易，其一般贸易出口依存度就没有那么高了，但完全剔除加工贸易，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本文采用了温州、苏州和泉州三地企业数据进行国际化程度的测算与比较，尽管也设立了“大、中、小”的评价等级，但仅局限在三地企业之间的比较，对其他地区仍不具有适用性。因此，如何考虑经济联系因素，完善国际化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使其普适性，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三、三地国际化经营模式的演进趋势
（一）三地国际化经营模式面临的困境
1.共同性问题
三地都面临要素瓶颈。温州最近几年一直受制于“要素瓶颈”的全面制约，GDP增速排名已经连续两年据浙江省较后位置，2003年竟排名浙江省倒数第一，这与1978-2002年的24年间温州GDP增速一直处于全国的前列、平均年增15.4%的鼎盛时期形成强烈反差。一是土地资源瓶颈。2003年底，温苏地区人均耕地分别仅为0.32亩和0.71亩，远远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预警线人均耕地0.79亩的标准。工业项目用地越来越紧缺，致使很多项目不能及时“落地”。二是电力能源瓶颈。温苏地区都面临着用电紧张的难题，2005年夏季两地的企业一周只能保证3～4天的用电，其余时间只能停产（刘志彪、张晔，2005）。三是劳动力资源瓶颈。由于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以及受不同地区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也就是其他地区的工资也在提高，与温苏的差距在缩小）影响，温苏地区的外来员工大量流失，出现不同程度的“民工荒”现象。正是由于各类资源的约束，温苏地区的投资环境已经较前大大恶化。泉州企业也面临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仍显突出等问题。近年来，泉州在工业生产上遭遇缺水、缺电、缺土地、缺劳力、原料涨价等诸多问题，导致企业各项经营成本持续走高，对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劳力及资源一旦受约束，企业的正常运作都将受到限制，加上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低，缺乏技术创新，产品附加值较低。
三地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都较弱。由于温州企业管理者整体素质不高，技术、人才准备不足，使得温州企业固守在原有的技术知识层次中，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近10年来温州的工业化结构演变极其缓慢，结束工业化初期阶段比苏州迟3～5年，而且工业化中期阶段停留时间比苏州长（谢立新，2004）。总体概括起来，温州产业“低、散、小”，一直局限于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极小，传统加工制造业的技术改造严重不足。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温州市R&；D经费投入8.42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0.53%。
苏州乡镇企业改制后，无论是经济总量、产业层次，还是企业规模，民营经济并没有成为苏州经济的主导力量，主要分布在纺织、化工、化纤等传统行业中，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仅占全市比重的5%左右。企业的经营层次和盈利能力较差，产业升级较为困难。而外资产业是否在当地升级，则取决于本土综合技术水平能否与之配套。苏州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较低，关键技术依靠国外的现象较为严重，掌握着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人员几乎全部来自于国外。
比如，苏州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总体上主要还是依赖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和组装加工业的发展。在出口的产品当中，计算机和通信设备所占的比重较大，但是，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的核心部件主要依赖进口或者依赖于国内的外资企业。统计资料显示，1998-2005年苏州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企业的利税总额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增长以后，出现了增长放缓的趋势，年均增幅为35.6%，比现价产值的年均增幅低2.9个百分点，2001年后销售收入利税率有所下滑。目前苏州的高新技术仍然以引进为主，自主创新技术的能力、实力和思想认识不足。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引进了大量的技术，尽管有的行业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已经具备了自主开发新产品新工艺的能力，但是由于自主技术开发资金需求量大、耗时较长以及企业自身资金短缺、开发人才匮乏等制约因素，导致苏州自主开发、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苏州高新技术的主导力量为外资企业，跨国公司本身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但是其核心技术研发大多在境外，即便在苏州进行研发活动，大多是面向应用的相对较低层次研发，苏州科技研究开发强度与发达国家、一些国内先进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苏州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为1.46%，而上海为2.34%。
泉州工业化在工业化初期的产业选择与温州相似，选择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泉州在改革开放后引进大量外资，但由于周边环境缺乏技术密集产业需要的机构和人才环境，外资来源主要是东南亚中小华侨特别是泉州籍华侨，资金规模小且分散，产业没能升级。2004年在规模以上传统产业企业中，有科技活动的企业不到200家，R&；D经费占其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3%；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企业只有93家，R&；D经费支出仅占其销售收入的0.4%，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占其销售收入比重不到1%。泉州传统产业的产品设计基础性研究非常薄弱，生物学、新材料等相关综合技术在产品设计中应用研究几乎是空白，大都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充其量只是一个“加工车间”。在200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中，除去2911家五大传统产业外，其他产业的占比不多，高新技术产业更是少之又少，200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产业仅141家，经科技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只有60家。
2.差异性问题
（1）温州企业的困境。
温州国际化是一种外向国际化模式，内向国际化被长期忽视。尤其表现在，国际产业向我国转移中，温州吸引外资相对较少（1985-2002年温州实际利用外资占浙江省仅为4%），也就没有得到作为资本形态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国际生产投资中的技术、信息、管理等方面的溢出效应，现阶段，温州企业国际化面临企业管理模式的改造和外部环境的优化等突出问题。
家族式管理模式的改造问题。传统的温州模式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的“小商品、大市场”的模式。在温州分布着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而这些民营企业的管理模式大多为家族式管理。这种家族式的管理方式，在温州经济发展的初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管理模式，它具有其他类型的管理模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如强大的凝聚力、艰苦的创业精神和灵活的经营机制等等。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这种管理模式就显露出其不足的特性。
企业做大之后，管理工作会变得更加复杂，这样企业能否健康发展，就取决于家族的人力资源、家族成员的自我提高能力和观念更新程度，能否适应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等等。尽管一些基础条件较好的企业按现代企业要求构建和完善治理结构，让非家族成员进入管理层。但多数企业受长期传统观念的制约，企业管理模式仍停留在家族式管理。例如一些企业在与外资项目合作尚处于谈判阶段，就开始出现一些顾虑与担忧：温州民营企业家有较强的“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掌控意识，担心企业合资后散失控股权；担心合资后在家族人事安排、创业股东元老与引入的职业经理人等关系不好处理，造成管理混乱；担心东西文化差异给企业管理带来负面影响等。
外部环境压力。不可否认，由于温州的商品物美价廉，凭借自己的价格优势可以说在国际市场上所向披靡，打败了几乎所有竞争对手，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一席之地。但是近几年来，温州的产品却屡次遭受到贸易壁垒，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发生贸易摩擦的原因是复杂的，有企业在海外经营过程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有所在国的原因。温州由于完善的专业化分工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使得产品成本非常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再加上有些企业彼此搞价格竞争，就使得外国的同类企业根本没能力竞争。为了生存他们必然会借助其他力量来给温州的产品制造贸易壁垒。所以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温州产品所遭遇到的贸易壁垒还会不断出现，其在国际市场的生存环境还会继续恶化。
（2）苏州企业的困境。
“厚外薄私”的政策导向，使得当地民营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
苏州现有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是由原来乡镇企业改制而来，但改制后民营经济在整个江苏经济中的辅助地位至今没有改变。2005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9840亿元，其中国有工业产值76亿元，占7.76%；集体工业产值150亿元，占15.24%；三资工业产值6580亿元，占69.61%；私营工业产值1460亿元，仅占14.84%，是三资工业产值的1／5。
外资企业外迁的隐忧。国际资本具有很大的流动性，总在不断地寻求最佳投入产出比的地区以获取最大化收益。世界一些典型产业的转移就是例子，日本电气巨擘索尼公司曾停止了在台湾生产摄像机、光盘和DVD，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内地和马来西亚。20世纪初台资电子产品的制造中心已经由珠江三角洲转移到长江三角洲。在外资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的转移中，苏州利用廉价的生产要素资源吸引了大量的外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