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雍煕北伐
雍熙三年（986），太宗以为即位只有四年的辽国主耶律隆绪（圣宗）年幼，母后萧太后（承天太后）摄政，正处于“主幼国疑”的时期，容易将它打败，以收复燕云十六州，遂出动兵力三十万左右，再次发动对辽朝的战争。
当年正月，太宗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出任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作为统帅，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副统帅，统率诸军，兵分三路伐辽：东路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为幽州西北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沙州观察使杜彦圭为副都部署，自雄州（河北雄县）直捣燕京；中路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静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由定州（河北定县）出飞狐（河北涞源县东北），取蔚州（河北蔚县）；西路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行营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为副都部署，出雁门关（山西代县西北），攻山后诸州。曹彬与崔彦进驻米信军，东路军拥兵达十数万之众，成为这次北伐的主力。按太宗计划，东路军主力应该采取持重缓行的方针，目的是将辽军主力吸引至幽州附近，以减轻中路军和西路军进军的压力，待西路军占领山后诸州，中路军占领蔚州后，三军再一起直捣燕京。
宋军开始进兵颇为顺利。三月，西路宋军出雁门，自西陉入，仅一月余，就连拔寰（山西马邑）、朔（山西朔县）、应（山西应县）、云（山西大同）四州，进驻桑乾河。与此同时，中路宋军连下飞狐、灵丘（今属山西）。四月中旬，在辽蔚州守军的配合下，收复蔚州。曹彬率领的东路军，也于三月北上，败辽军于固安（今属河北），破涿州。曹彬与米信留涿州十余日，因粮道为辽军断绝，食尽退回雄州。可是，当曹彬等东路军将领听说其他两路宋军都取得了很大胜利，而自己虽握重兵却不能有所攻取时，“乃复裹粮再往攻涿州”。
时辽朝大将耶律休哥守幽州，他面对声势浩大的宋军，一面固守幽州城，并设法断绝宋军粮道，以延缓其进攻，一面派使者赶赴朝廷，请求支援。
辽太后和辽圣宗得报，急忙调集诸部军队增援耶律休哥，再遣东京留守耶律抹之率大军继进，他们两人则亲自率军南下督战。五月，辽太后和辽圣宗到达前线，辽军力量大为加强。可是，宋军却因炎暑乏粮再次从涿州退兵，耶律休哥指挥各路军队趁机追击，并于岐沟关（在河北涿州西南）与宋军展开激战，宋军大败，夜渡巨马河，为辽军追及，人畜相践而死者达数万人，丢弃戈甲如小山。
作为主力的东路军，在岐沟关之战中遭到大溃败，注定了这次北伐失败的结局，于是太宗急命其他两路军队退兵。六月，辽将耶律斜轸率军十余万人南下，败宋中路军，克蔚州，入飞狐，并继续向西进攻潘美的西路宋军。八月，辽军攻占寰州，中路宋军在田重进的率领下，急忙后撤至定州，总算损失不大。西路宋军奉命迁云、应、朔、寰四州之民后撤，由杨业自代州南拒辽军，潘美与监军王侁在陈家谷口（在朔州北三十里）布下伏兵以为声援。杨业边抵抗边后撤，退至陈家谷口，不料潘、王早已率军离开，遂使他孤军陷入辽兵重围。杨业力战，受伤后为辽军所俘获，“乃不食，三日死”。守卫云、应诸州的宋军皆弃城逃走，耶律斜轸乘胜追击，宋军数万人被歼，所得山后诸州尽为辽军所取。至此，雍煕北伐宣告失败。
二、雍煕北伐的失败原因和后果
这次战争，从宋辽双方兵力的对比来看，宋军占有明显的优势，最后却遭到惨败。宋军所以失败，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
一是将帅无能。他们既不知己，亦不知彼，尤其是曹彬所率领的东路军，在粮食不继的情况下，仍冒险深入敌境，一受辽兵追击，势必大乱。杨业虽善战，却受制于庸帅潘美和监军王侁，最终被陷于死地。
二是宋太宗“将从中御”的做法，使宋军只能机械地按出征前颁发的阵图作战，主将在进退之际，常存顾虑，完全失去了主动性。王禹偁针对雍煕北伐的失败，指出：“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田锡提议：“今之御戎，无先于选将帅，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以阵图，不须授之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无不成功，无不破敌矣。”户部郎中张洎更直言宋军将不知兵、“将从中御”、军政混乱等一系列严重弊病，是造成涿州之战（即岐沟关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他在一个奏疏中说：夫命将统戎，前王所谨。国家士马非不精壮也，甲兵非不坚利也，以顺攻逆，以中夏攻外戎，而圣虑尚劳，王师未振者，臣甚痛焉。《军志》曰：“凡临敌，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闻鼓不进，闻金不止，虽有百万之师，何益于用。”又曰：“将从中御，兵无选锋，必败。”臣顷闻涿州之战，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効用，戮一叛命者。《军志》曰：“弩不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臣顷闻涿州之战，敌人未至，万弩齐张，敌骑既还，箭如山积。乃知戈戟刀剑，其用皆然，是驱天下奋空拳而劫劲敌也。《军志》曰：“三军耳目，在吾旗鼓。”臣顷闻涿州之战，阵场既布，或取索兵仗，或迁移部队，万口传叫，嚣声沸腾，乃至辙敌尘惊，莫知攸往……呜呼，军政如此，孰救败亡！
三是指挥辽军的最高统帅萧太后，是契丹族一位着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她及时调动诸路辽军加以增援，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兵分两路，一路以耶律休哥为主将，重点打击宋军东路主力，使其完全丧失战斗能力；一路以耶律斜轸为主将，依靠辽军骑兵战斗力强，机动性好的特点，横扫宋中、西路军，收复失地。
四是与太平兴国四年（979）北伐辽朝遭到失败一样，没有做好对边民的宣传工作，不仅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反而对北伐表示不满。造成“边民蚩蚩，不知圣意，皆谓贪其土地，致北戎南牧”。
当然，作为客观原因，辽军骑兵强大，数量众多，机动性能好，而宋军缺乏骑兵，行动就显得迟缓，时间稍久，粮饷往往供应不上，从而严重动摇军心，即使占领了城池，最后也得而复失。对于这一客观原因，可以说贯穿了两宋与辽和后来的金朝、蒙古作战的始终，成了宋军的一大致命伤。
雍煕北伐的失败，后果十分严重。当年十一月，辽军乘胜南下，太宗被迫起用老将张永德知沧州，宋渥知霸州，刘廷让知雄州（又徙瀛州兵马都部署），以抵御辽军进攻。十二月，耶律休哥率数万骑兵与刘廷让所率宋军战于君子馆（在河北河间西北），结果宋军“全军皆没，死者数万人，廷让得麾下他马乘之，仅脱死。先锋将六宅使、平州团练使、知雄州贺令图，武州团练使、高阳关部署杨重进，俱陷于敌”。于是河朔震恐，士无斗志。“敌势益振，长驱入深、祁，陷易州，杀官吏、掳士民。所过郡邑，攻不能下者，则俘取村野子女，纵火大掠，辇金帛而去。魏、博之北，咸被其祸。上深哀痛焉”。
自此以后，北宋放弃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打算，对辽朝采取守势，而辽军却频频发动攻势，使北宋经常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从雍煕四年起，北宋在军事部署上开始有了“防秋”两字。故王夫之在《宋论》卷二中说：“岐沟一蹶，终宋不振。”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淳化五年（994）九月，北宋再次派人与辽议和，辽朝“弗许”。“于是募人泛海，赂女真及乌舍等部叛之，二部不从”。由此证明，北宋的“积弱”局面，也从太宗朝后期开始显现。
第三节 太宗朝后期的社会矛盾一、西夏的侵扰和王小波、李顺起义太宗后期，对自己的统治颇为自负，淳化五年（994）元宵节，他在设宴招待近臣时说：“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以“质厚宽简”，“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着称的宰相吕蒙正，离席对曰：“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太宗听后，不禁脸色大变，一语不发，吕蒙正却坦然就位。吕蒙正所以表现得如此镇定自若，因为他说的是实情。当时的北宋，不仅百姓贫苦，大小民变不断，阶级矛盾尖锐，边患也十分严重，正当“李继迁负恩于灵、夏，王小波干纪于巴、邛，河右、坤维并兴师旅”之际，可以说内外矛盾重重，形势并不像太宗所说的那样乐观。
从外部矛盾来说，北边经常遭遇到辽朝咄咄逼人的侵扰，有时甚至威胁到都城开封。而在西北边，又崛起了党项人的势力。自唐末以来，以拓跋思恭为首领的党项人占有夏（在陕西靖边至内蒙红柳河一带）、银（在陕西榆林、米脂、佳县、横山一带）、绥（在陕西绥德、子洲、吴堡、清涧一带）、静（在宁夏永宁县东北黄河西）、宥（在内蒙鄂托克旗一带）五州之地，史称西夏。后晋时，封其统治者为夏国公，复赐李姓。五代各朝都默认党项李氏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太平兴国七年（982）五月，被北宋封为定难军留后的党项首领李继捧，向北宋献出五州，表示归顺，族弟李继迁不服，他与亲信数十人奔夏州东北三百里之地斤泽，抗宋自立。稍后，李继迁势力逐渐强大，不顾母、妻被俘，进一步展开对北宋沿边地区的掳掠。雍煕二年（985）二月，李继迁诱杀北宋大将、银夏绥麟府丰宥州都巡检使曹光实，袭据银州，自称都知蕃落使、定难军留后，并继续攻打北宋。在宋军的反击下，李继迁放弃银州退走，并于雍煕三年（986）投降辽朝，辽圣宗先后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王。李继迁在辽朝的支持下，对北宋展开了更加频繁的侵扰。
自雍煕四年（987）起，李继迁几次攻打夏州，宋军无力守城，遂于端拱元年（988）四月命李继捧返回夏州抵抗李继迁，并赐姓名赵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等官。淳化元年（990）十月，李继迁用诈降术大败李继捧，并于次年七月占领银、绥两州。北宋无法打败李继迁，授他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以行笼络。此后，由于李继迁索取夏、宥两州不成，继续向北宋发动进攻。至道二年（996）四月，李继迁率军邀击宋军于浦洛河（在宁夏吴忠南），夺取刍粟四十万，进围灵州。宋军以马歩军都指挥使、河西兵马都部署李继隆率大军五路进讨，大小数十战，最后仍无功而还。终太宗之世，西夏一直成为北宋西北面的严重边患，只能疲于应付，无力将其打败，这样便使北宋边防处于两面受敌的严峻局面。
从阶级矛盾来说，也非常尖锐，当时各地民变蜂起，参加者有农民、盐贩、士兵、驿卒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发生在四川地区的王小波、李顺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