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数百年间，中原地区的官僚、地主不断避难到向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地区，他们依仗财富和权势，兼并土地，残酷剥削农民，使那里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北宋灭掉后蜀以后，将原四川地区的大量财富运往开封，“每四十卒所荷为一纲，号为日进。不数年，孟氏所储之物，悉归于内府矣”。除常赋以外，又在成都设置“博易务”，迫令“诸郡课民织作，禁商民不得私市。日进上供，又倍常数”。这样不仅增加了四川百姓的负担，而且严重地损害了农家的副业收入，并使经营布帛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失业。随后，北宋政府又禁止民间运销茶叶出四川境外，并加紧剥削茶农，使那里的茶叶贸易日益萧条，许多茶农、茶贩断绝了生计。总之，到太宗朝后期，四川地区可谓民怨沸腾，宛如一个“火药库”，随时都有爆发民变的可能。
淳化四年（993）春，茶农王小波领导农民在故乡青城县（在四川灌县境）聚众起义。他对大家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均贫富”的战斗口号，具有很大意义。广大贫民纷纷响应，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一万余人。起义军首先占领青城县治，接着又攻占彭山县治，袭杀民愤极大、诛求无厌的县令齐元振。不久，起义军北上，并在江原县（在四川崇庆东南）打败官军，杀死西川都巡检使张玘，但王小波也在战斗中负伤病死。当年十二月，起义军推举王小波妻弟李顺为领袖，坚持战斗，相继攻陷蜀州（四川崇庆）、邛州（四川邛崃）、永康军（四川都江堰市）、双流（今属四川）、新津（今属四川）、温江（今属四川）、郫县（今属四川）等州县。
翌年正月，起义军占领成都，李顺在这里称王，国号大蜀，年号应运。这时起义军队伍已发展到数十万，他们分兵攻下四川许多州县，东南远达巫峡，控制了长江上游，北面直抵剑门（四川剑阁东北）附近。
一个月前刚刚自夸“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的太宗，得讯大惊，急忙表示“万方有罪，罪在朕躬”。遂命内侍昭宣使王继恩出任西川招安使，少府少监雷有终、监察御史裴庄并为峡路随军转运使，工部郎中刘锡、职方员外郎周渭并为陕府西至西川随军转运使。命马步军都军头王杲帅兵趋剑门，崇仪使、带御器械尹元率兵由峡路以进，他们并受王继恩节度。由于起义军没有派重兵把守剑门，官军得以从剑门蜂拥而入，起义形势迅速逆转。淳化五年五月，成都陷落，起义军三万人被杀，李顺下落不明。入蜀宋军军纪很坏，他们肆意残杀无辜，剽掠子女金帛，激起四川百姓的更大反抗，起义军在张余领导下乘机展开反攻，先后攻克四川地区的八个州。九月，太宗命治郡有方的着名政治家、枢密直学士张咏知益州（四川成都），许以便宜从事，以收拾残局。张咏抵成都后，一面对王继恩的军队进行约束，一面对百姓实行恩威并济的策略，使蜀地局势逐渐安定下来。至道元年（995）二月，张余被俘牺牲，这次起义遂告失败。
其他地方的民变和起义也常有发生，即使地近京畿的相州（河南安阳）、许州（河南许昌）、河北、京西等地都有小股民变发生，故官员田锡在太宗死后不久的奏疏中有“京师咫尺而群盗如此，边防宁静而叛卒如是”之叹。
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和太宗之死淳化二年（991）八月，太宗对近臣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主用心，常须谨此。”他在这里所说的内忧，并非指普通百姓的反抗斗争，而是指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矛盾乃至阴谋活动。这些矛盾，主要包括君臣之间、皇族之间、士大夫之间的各种明争暗斗，由于太宗对以不正常手段登上皇位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故动辄生疑，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矛盾，都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淳化元年（990）正月，赵普病重而罢相，不久去世，太宗与他的恩怨终于彻底了结，但随之而来的是与他亲自提拔的一些宰执大臣产生了矛盾。吕蒙正自端拱元年（988）拜相后，表现得非常谦恭。按宋初的制度，宰相子以恩荫起家，应授从六品上的水部员外郎，由于吕蒙正固让，其长子只授九品京官，将作监丞，自是为例。赵普罢相后，吕蒙正独相，依然“以宽简居相位”，“政事多决于王沔”，可是王沔当时还只是一个参知政事。按理说，太宗对这样一位由自己亲擢又不会弄权的状元宰相应当信任有加，事实却不然。淳化二年九月，吕蒙正妻族、左正言宋沆等五人上书请立太宗次子许王元僖为皇太子，引起太宗大怒，宋沆被贬为宜州团练副使，蒙正也被罢为吏部尚书，制词中责备他“援引亲昵，窃禄偷安”，请立皇太子竟然成了一个忌讳和禁区。淳化四年十月，吕蒙正虽然第二次拜相，但由于他敢于直言极谏，处事公正无私，所以始终得不到太宗对他的真正信任。至道元年（995）四月，太宗以“与卿均劳逸”为名，再次莫名其妙地将他罢去相位，出判河南府，接任他为宰相的是参知政事吕端。有人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道：“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实际上，“均劳逸”是假，不让敢于直言的吕蒙正以宰相身份领衔重修《太祖实录》，以防止出现对太宗不利的记载是真。因娴熟历史典故的太宗，这时的健康状况已经开始恶化，故而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安排。
太宗朝后期，遭到太宗贬黜的近臣，还有张齐贤、王禹偁、胡旦、赵昌言、陈象舆、董俨、田锡等人。
张齐贤本是太宗亲信，淳化二年九月被擢为宰相，淳化四年六月，他为太宗藩邸旧人王延德、朱贻业调动官职事向太宗求情，太宗怒两人“不自陈而干祈执政”，怀疑他们有朋比之嫌，张齐贤因此被罢为尚书左丞。
至道元年（995）四月，开宝皇后宋氏病故，太宗故意不为她发丧成服，引起许多官员的不满。翰林学士兼知审官院及通进银台封驳司王禹偁与宾友言：“后尝母天下，当遵用旧礼。”有人告诉太宗，太宗极为反感，五月初九日，王禹偁坐“轻肆”，被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
胡旦是太平兴国三年榜进士第一人，他曾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二月直史馆任上献《河平颂》一首，内有“贼臣多逊，阴泄大政……强臣普，恃功贪天，违理背正，削废大典，构豪杰之罪，饰帝王之非……逆逊远投，奸普屏外”等暧昧之语。加上此时的赵普，刚刚协助太宗完成“正名位”和将秦王赵廷美降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后而罢相，言其“奸普”，当然会引起太宗不快，因而被贬为殿中丞、商州团练副使。不久，胡旦起为左补阙、直史馆，进而迁知制诰、司封员外郎。但是他并未从上次献颂事件中吸取教训，又指使士人翟颖改名马周，将由他所撰之文上之太宗，“其言多排毁时政，自荐可为天子大臣”。太宗阅后大怒。端拱元年（988）三月，杖翟马周脊，流海岛，胡旦被贬官为坊州团练副使，受到牵连的还有他的同年兼好友枢密副使、工部侍郎赵昌言，盐铁副使、户部郎中陈象舆和刑部郎中董俨等人，他们分别以“交结非类，玷辱清朝”，“坐昌言之党”等罪名而遭贬黜，在朝廷里一时掀起轩然大波。胡旦究竟有哪些“排毁时政”的话，史书没有留下记载，据推测，恐怕与抨击赵普和废黜元佐一事有关，从此以后，近臣中再也没有人敢言及立皇太子的事。田锡虽然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受到牵连，但到端拱二年（989）十月，他因天旱上疏，疏中有“此实阴阳失和，调燮倒置，上侵下之职而烛理未尽，下知上之失而规过未能，所以成兹咎征”等语，太宗阅后生疑，以为这是影射他处事颠倒，有过失而不能纠正，又与胡旦等人联系起来，遂将田锡罢为户部郎中，出知陈州。接着，再以判狱失误，贬为海州团练副使。
太宗对张齐贤的不满，可能另有隐情。对王禹偁的惩处，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太祖对群臣的影响，以及人们对太祖及其两个儿子的怀念。至于对胡旦、赵昌言、陈象舆、董俨、田锡等人的贬黜，更是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
首先，上述五人都是太平兴国三年榜进士，相互之间的联系比较密切，观点比较接近，应在情理之中；其次，他们年轻而富于政治抱负，官僚习气不深，尚有一些仗义执言的勇气，甚至带有一点“狂狷”。因此，对赵普晚年为取宠太宗所施展的卑劣手段表示愤慨，对太宗长子赵元佐的遭遇深为同情，加之出言比较尖刻，这就势必会刺痛太宗的神经，将他们逐一贬黜。胡旦等人的同声相应，主要是政治观点相同所致，有的学者指责他们“公然树朋党”，结成了“同年党”，恐怕并非完全符合事实。
太宗晚年，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更表现在皇位的继承问题上。
太宗生有九子，长子元佐（965-1027），母李贤妃，早卒。元佐“少聪警，貌类太宗，帝钟爱之”，后晋封楚王。太宗迫害廷美，只有元佐起来救助。雍煕元年（984）正月，廷美忧悸成疾而死于房州（湖北房县），元佐得讯遂发狂。翌年，元佐酒醉后纵火焚宫，被废为庶人。次子元僖，在元佐患病后，除开封尹兼侍中、晋封许王，淳化三年（992）十一月暴卒。三子元侃（968-1022），为元佐同母弟，淳化五年九月，晋封寿王，除开封尹。至道元年（995）八月，立为皇太子，改名恒，即是后来的真宗。四子元份，封越王。五子元杰，封吴王。六子元偓，封相王。七子元偁，封武昌军节度使。八子元俨，“少奇颖，太宗特爱之。每朝会宴集，多侍左右”，许以二十岁就封，故宫中称为“二十八太保”，后来民间对他的传说颇多。
太宗立赵恒为皇太子，是深感自己健康状况已经日益恶化的不得已之举，所以当京师之人见赵恒，喜跃曰：“真社稷之主也。”太宗听了不禁妒心大发，对参知政事寇准说：“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经过寇准的巧妙解释，太宗的心总算平静下来。由此可以看出，太宗为了夺取和保持皇位，不仅可以置兄弟、侄儿性命于不顾，就是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是百般猜忌，再次暴露了他对皇权之狂热和对大权旁落之担心，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此亦可作为他以非法手段夺取帝位和迫害弟、侄致死的一个旁证。
后来胡旦凭借他杰出的文学才能，受到太宗赏识，再一次从贬所回升，出任工部郎中、知制诰。不过他对恢复赵元佐的太子地位，仍然不死心，其行动也获得了官至参知政事的同年进士李昌龄的支持。胡旦还与太宗的心腹内侍、宣政使王继恩相交通，让他直接对太宗施加影响。王继恩早年曾为太宗夺取皇位出过力，这次想故伎重演，以邀宠新君，所以也积极参与其谋。
赵恒与赵元佐两人，皆非太宗皇后李氏所生，她当然希望有一位能感恩于自己的人做皇帝，所以对改立太子一事，同样也表示积极支持。于是王继恩等人不断在太宗面前说一些离间太宗与皇太子关系的话，但太宗不为所动。
至道三年（997）三月十二日，太宗箭伤加剧而死，王继恩、李昌龄、胡旦等人以为时机已到，借口“立嗣以长”，公开提出要立赵元佐为帝。此时吕端独相，李皇后召吕端入宫。吕端早已知道王继恩等人的预谋，所以他一方面设计将王继恩骗至书阁锁闭，以断绝他与李皇后和外臣的联系，另一方面命人立即奉皇太子至太宗灵柩前即位。吕端入宫，李皇后告诉他：“宫车已晏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吕端道：“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议！”坚决拒绝改变立嗣的企图。赵恒既立，垂帘引见群臣，吕端恐怕其中有诈，“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依靠宋代严密的政治体制，吕端仅以宰相一人之力，秉承太宗遗意，战胜了宫廷内外强大的反对势力，确保了皇位的正常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