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英宗正在患病，由仁宗皇后曹氏以皇太后身份权同处分军国大事，并垂帘听政。对曹太后而言，英宗之立并非出自她的本意，加上其权力欲很强，一心想仿仁宗初即位时刘太后垂帘独掌朝政的故事。但此时的英宗年龄已三十二岁，与当年年仅十三岁的仁宗不可同日而语，因而一开始就与英宗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仁宗死后七日，曹太后才传遗诏命英宗嗣帝位，即为表现之一。当时部分朝臣尤其是宫中宦官，倾向曹太后，也有废立之议。英宗本来身体就不好，遇此情景，便“忧疑得疾”，言语多乖错，往往触忤太后，“两宫遂成隙”。不过，司马光、欧阳修、富弼、韩琦等大臣，皆坚定地站在英宗一边，他们纷纷上书太后，进行调停，以防止对英宗的废黜，其中，宰相韩琦甚至“出危言”道：“臣等只在外见得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有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稳。”无形中对太后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太后闻言大惊道：“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于是韩琦语带双关地说：“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韩琦与太后的一段对话，吓得“同列为缩颈流汗”，以为太过分，但韩琦却认为：“不如此不得。”治平元年五月，英宗病情有所好转，曹太后虽表示要还政，但迟迟不见行动。于是宰相韩琦演出了戏剧性的一幕，据《长编》卷二〇一，治平元年五月戊申条载：韩琦久欲太后罢东殿垂帘，尝一日取十余事并以禀上，上裁决如流，悉皆允当。琦退，与同列相贺，因谓曾公亮等曰：“昭陵复土，琦即合求退……琦当于帘前先白太后，请一乡郡，须公等赞成之。”……于是诣东殿，覆奏上所裁决十余事，太后每事称善。同列既退，琦独留，遂白太后，如向与公亮等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琦……因再拜称贺，且言台谏亦有章疏乞太后还政，未审决取何日撤帘？太后遽起，琦厉声命仪鸾司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微见太后衣也。
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三也有类似记载：仁庙至和初暴得疾。时皇嗣未建，中外大恐，及既康复，小大交章，而仁庙慨然悟。大臣于是共白天子，以韩魏公厚重，可属大事，请召之，除枢密使……因力请建立。于是制诏以英宗自团练使为皇子……仁庙登遐，英宗即位，以悲伤得疾……而慈圣光献曹后因垂帘视事者久之。
魏公度上疾瘳矣……丐归政天子。后许矣，未坚也。一旦，魏公袖诏书帘前曰：“皇太后圣德光大，顷许复辟。今书诏在是，请付外施行。”后未及答，即顾左右曰：“撒帘。”后乃还宫。
至此，英宗始亲政。作为妥协的产物，数日后，下诏：“皇太后（令）称圣旨，出入仪卫如章献太后故事；其有所须，内侍录圣旨付有司，覆奏即行。”仍然为太后保留了巨大的特权。即使如此，英宗听政二十余日后，太后仍然留占着“御宝”不放，至有谏官上书太后，提出“宜戒职掌之吏，速归御用之宝，不可缓也”的请求。
在撤帘、还政事件的后面，还有一些余波。一是蔡襄被罢去三司使出知杭州，那是因为英宗自濮邸立为皇子时，据说近臣中有异议，英宗怀疑是蔡襄，尽管韩琦和另一宰相曾公亮等人百般为他救解，但总不能使英宗释疑。二是原来与韩琦政见相同的富弼，这时却与韩琦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据《长编》卷二〇一，治平元年五月戊申条载：“嘉佑初，琦与富弼同相，或中书有疑事，往往私与枢密院谋之。自弼使枢密，非得旨令两府合议者，琦未尝询于弼也，弼颇不怿。及太后还政，遽撤东殿帘帷，弼大惊，谓人曰：‘弼备位辅佐，他事固不敢预闻，此事韩公独不能与弼共之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当时出太后意，安可显言于众。’弼自是怨琦益深。”如果联想到富弼后来对王安石变法的疯狂破坏，其政治品质确实存在着大的问题，有人言其为北宋一代名臣，恐怕有点名不副实。
英宗亲政以后，韩琦、曾公亮等奏请议尊奉濮安懿王典礼。治平二年（1065）四月，诏礼官及待制以上合议。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司马光以为，“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濮安懿王于仁宗为兄，于英宗“宜称皇伯而不名”，此议由翰林学士王珪奏上。翰林学士范镇，天章阁待制、吕夷简之子吕公着皆同光议。又有人提议，可称濮安懿王为“皇伯考”，但立即遭人否定，以为：“真宗以太祖为皇伯考，非可加于濮王也。”以宰相韩琦、曾公亮，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概为首的中书，却不同意司马光、王珪的建议，奏称：“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及案令文与《五服年月敕》并云：‘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母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齐衰期，即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父母，皆称父母。’……今王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官议奏。”他们原以为，官员们一定会迎合宰执的意见。
英宗也想称生父为皇考，故下诏令朝士集议。但曹太后不满中书的建议，“出手书切责韩琦等以不当议称皇考，而琦等奏太后以珪等议称皇伯为无稽”。于是环绕“濮议”，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以权御史中丞贾黯为首的台谏官，他们既有曹太后的支持，更是一致站在司马光、王珪等人一边，对欧阳修等宰执所提主张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前后十一奏，请英宗依王珪等议，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礼，但英宗拒不作出答复。于是吕诲再联合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奏道：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朝论骇闻，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哀、桓之失，既难施于圣朝；褒、犹之奸，固难逃于公论。当属吏议，以安众意。至如宰臣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傅会其辞，诖误上听……公亮及概，备位政府，受国厚恩，苟且依违，未尝辨正，此而不责，谁执其咎？
在奏疏中甚至出现了“豺狼当路，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等十分激烈的用词。但欧阳修等人也不甘示弱，上札子自辩云：
按《开元开宝礼》、国朝《五服年月》、《丧服令》，皆云：“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盖以恩莫重于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义莫重于所继，故宁抑而降其服。此圣人所制之礼，着于《六经》，以为万世法者，是中书之议所据依也。若所谓称皇伯者，考于《六经》无之，方今国朝见行典礼及律令皆无之，自三代之后，秦、汉以来，诸帝由藩邸入继大统者，亦皆无之，可谓无稽之臆说矣。
由于英宗实私中书之议，所以对凡是主张称“皇伯”的台谏官和其他大臣，多借故将他们罢去。治平二年八月，同知谏院蔡抗罢为知制诰兼判国子监。
九月，权御史中丞贾黯罢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知陈州。十月，司马光罢知谏院，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此后，吕诲等仍论奏不已，中书则屡加反驳，双方相持不下，形同水火。韩琦等宰执无法，只得稍作退让，请曹太后下手书，命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英宗称之为亲。同时下英宗手诏，谓“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诏如前”云云。反对者知道太后和皇帝的这两个手诏，皆为欧阳修草撰，掀起了更大的反对声浪。吕诲等又奏：“今有此命，始末相戾，群情震骇，重以疑惑……若不归罪首议之人，天下疑惑，莫之能解。”意为太后手诏，纯属欧阳修等人私撰，要求对他们议罪。范仲淹次子纯仁更是上疏直言：“且三代以来，未尝有母后诏令施于朝廷者……自此权臣欲为非常之事，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往往出于逼胁，而天下卒不知事由权臣。”直指韩琦等人为权臣。韩琦大觉不堪，对同僚说：“琦与希文，恩如兄弟，视纯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足见双方争论的激烈程度。英宗无法，下诏罢群臣濮议，濮安懿王典礼以曹太后手书为准。又罢去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三人谏职，让他们分别出知州县。
北宋诸帝中，英宗的操守可称楷模。他生活节俭，不喜爱玩好之物。在其父濮安郡王死时，以所服玩物分诸子，英宗将自己所分得的一份“悉以与王府旧人既葬而辞去者”。被嗣为皇子时，他告诫管理旧居的官员道：“谨守吾舍，上有适嗣，吾归矣。”表现出了一颗平常之心。他待人谦恭，即位后，每命近臣，皆称官而不称名，大臣以为不妥，他说：“朕虽宫中命小臣，亦未尝以名也。”宋朝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娶帝女者，“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换言之，作为帝女的媳妇与婆婆在礼节上须处于同一辈分。病中的英宗对此非常反感，他对其子赵顼说：“朕尝思此，寤寐不平，岂可以富贵之故，屈人伦长幼之序也？可诏有司革之。”可惜英宗在位仅四年，初则与太后不和，继则因“濮议”而造成朝臣纷争，相互攻讦，加之健康状况一直不好，所以虽有改变“积贫积弱”的愿望，但终归无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