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英宗病重，“不能语，凡处分事皆笔于纸”。时皇子未立，朝野甚以为忧，在宰相韩琦多次奏请下，英宗同意立长子、颍王赵顼（1048-1085）为皇太子。次年正月，英宗去世，赵顼继位，是为神宗，改明年为煕宁元年（1068）。八月，葬英宗于巩县皇陵，陵名永厚陵。
韩琦乃北宋着名大臣，曾与范仲淹等人一起积极参与“庆历新政”，后来长期在地方为守臣。随着庆历年间所出现的党争逐渐淡化，仁宗嘉佑元年（1056）七月，韩琦再次被召回朝廷，出任工部尚书、三司使，次月，进拜枢密使。嘉佑三年六月，代文彦博为相。韩琦辅相三朝，立两天子，自英宗朝起，遂专国柄。由于他遇事敢作敢为，颇受一些人的猜忌。神宗既立，台谏屡次上疏攻琦，以为君弱臣强，不利社稷，要求将他罢免。韩琦遂称疾求去，治平四年九月，出任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判相州。此后，韩琦思想渐趋保守。煕宁八年（1075）六月病卒，谥忠献。
仁宗朝后期，参知政事欧阳修与韩琦协力辅政，这位曾经参与过“庆历新政”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秉性耿直，疾恶如仇，遇事不苟合，尤其因为在“濮议”中坚持反对英宗称其生父为“皇伯”的立场，既得罪了曹太后，也得罪了众多官员，所以反对派总是千方百计地搜寻他的“罪证”，“欲击去之”。神宗即位后，先由监察御史刘庠劾其上殿时“衰服下衣紫衣”，继则由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蒋之奇利用“许御史风闻言事”的特权，以捕风捉影的手法，劾欧阳修帷薄不谨。治平四年三月，彭思永等人虽以弹奏失实贬官，欧阳修也被罢去参知政事，以观文殿学士、刑部郎中知亳州。煕宁四年六月致仕，翌年八月病卒，谥文忠。
神宗刚即位时还只有二十岁，他年轻有为，血气方刚，在位十九年，力求实现富国强兵。在其前期，任用王安石为相，锐意改革，出现了煕宁年间的变法运动，史称“煕宁变法”。至其后期，变法虽停顿而不废，转而改革官制，史称“元丰改制”，并继续开展较大规模的拓边活动。改革和拓边虽然都取得了一些成效，也暴露了某些弊病，甚至遭到严重挫折。由于变法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使仁宗以来时断时续的党争在新形势下变得更加尖锐和激烈，并一直影响到整个北宋后期的政局。
第一节 王安石和“煕宁变法”
一、“煕宁变法”的历史背景
神宗即位后，摆在他面前的北宋国家是一副“积贫积弱”的烂摊子，“三冗”更加严重。以军队人数来说，英宗治平末年有禁、厢军约一百十六万二千人，从表面上看，比仁宗庆历三年（1043）的养兵数少了十万余，但那时候北宋正处于对西夏用兵的时期，辽朝又趁机恫吓，农民起义也不断发生，军队人数必然要大幅度增加。而治平年间（1064-1067），国内外都相对显得平静，军队人数却仍然居高不下，足见冗兵之严重。
官员人数，也是直线上升，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3）是二万余人，嘉佑八年（1063），据司马光奏称，当时官员已是“十倍于国初之时”，可是到英宗治平年间，又增加到二万四千人。
冗费的增加也丝毫没有停步，以郊费为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为六百万，皇佑年间为一千二百万，至治平又增加到一千三百万。至于四五年间，连续两次因治仁宗、英宗之丧，起山陵，行丧仪，赐群臣，消耗财物更是惊人。这些都给宋朝财政带来极为沉重的负担，据《宋史·食货下一》记载：治平二年，内外收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余，支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余，非常支出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余，年赤字达到一千五百七十二万余。早在嘉佑八年（1063），据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司马光奏称，“切以国家用度素窘，复遭大丧，累世所藏，几乎扫地。传闻外州军官库无钱之处，或借贷民钱，以供赏给，一朝取办，逼以捶楚”。到煕宁之初，北宋“积贫”的程度更是可想而知。
“庆历和议”签订以后，边境形势虽然有所稳定，但这并不反映北宋军事力量的加强，只是表明辽和西夏的统治者在权衡和战两者的利弊以后，暂时不想对宋用兵而已，因此，治平末年，“积弱”的局面可谓丝毫没有改变。
总之，“煕宁变法”的历史背景，与“庆历新政”时期几乎没有两样，只是它多少吸取了“庆历新政”失败的教训，并显得更加有进行改革的迫切性而已。
二、王安石及其变法思想
煕宁年间（1068-1077）的变法运动是北宋中后期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政治改革之一，这次变法运动的最高领导人是宋神宗，但提倡者和具体执行者则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王安石，因此，后人又将它称为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1021-1086），抚州临川（江西抚州）人，字介甫，号半山，后来又封为荆国公，故人称王荆公。父亲王益，终官殿中丞、知韶州，是一个正八品朝官，属中下级官员，死时，王安石才十八岁。仁宗庆历二年（1042），二十二岁的王安石考取进士第四名，进入仕途。庆历七年，改知鄞县，他主持兴修水利，贷谷与民，出息还官，颇有政绩。后来又历官通判舒州、知常州、江东提刑。嘉佑三年（1058），入朝为度支判官，再迁知制诰。嘉佑八年八月，因母亲吴氏病故，辞官回江宁府（江苏南京）守丧，其间授徒讲学，后来拥护变法的龚原、陆佃、李定、蔡卞、李清臣等人都是王安石的学生，其中蔡卞还成了王安石之婿。在历史上，王安石具有多种身份：一是着名的思想家。他的学说，被人称为荆公新学，是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统治宋代思想界长达半个世纪以上，《三经新义》和《字说》是其代表作。二是文学家，他被后人公认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文造诣很高，别树一帜，如《泊船瓜洲》诗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梅花》诗云：“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文字清新隽永、朴实自然，被人千古传唱。
但是，王安石最主要的身分，还是以一名政治改革家而广为人们所知。
作为一个政治改革家，他不仅具有坚定的信念，也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首先，王安石视富贵如浮云，易退难进。他在庆历三年殿试时，本是第一名，因仁宗嫌恶试卷中有“孺子其朋”一句，被换成第四名，但他根本不当一回事。
在英宗朝，朝廷多次要他出来做官，都被他拒绝。熙宁三年（1070）冬天，王安石由参知政事拜相，官员纷纷上门祝贺，他借口尚未向皇帝谢恩，一律不见，而顾自在小阁中作诗，其中有一句诗云：“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也就是说，他尚未出任宰相，就已经作好了归隐的准备，后来他两次主动辞相，最后闲居金陵十年，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其次，王安石的生活十分俭朴，无声色之好。丁母忧居家时，一次有人送来一信，“见一人席地坐，露头瘦损，愕以为老兵”。不料那人拿到信拆开就看，送信人为之大怒，以为老兵不当擅拆主人之信。有人告诉他，这位就是舍人（知制诰），送信人不禁连声称赞：“好舍人、好舍人！”又据《邵氏闻见录》卷一一载：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女子？”
曰：“夫人令执事左右。”
安石曰：“汝谁氏？”
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
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
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
在宋代士大夫中，特别是身居执政以上的高官，哪一个不是妻妾成群？类似王安石的情况，据笔者所知，除了司马光及南宋时候大臣崔与之等少数人以外，可以说罕见其匹。复次，王安石学习非常勤奋，精神十分可嘉，史言他“性酷嗜书，虽寝食间，手不释卷，昼或宴居默坐，研究经旨”，对儒家学说的研究可谓孜孜不倦，心无旁骛，即使在接见客人时，也常因冥思苦索而走神，显得毫无笑容。他在知常州的某一日，与官员们一起参加宴会，有伶人演戏，他忽然大笑起来。大家感到奇怪，就重赏了那个伶人，以为他能使太守开颜。后来有人问王安石，那天为何发笑？王安石回答道：“畴日席上，偶思《咸》、《恒》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觉发笑耳。”当然，王安石也并非完人，他最大的缺点是固执己见，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拗相公”的谑称。另外，他惯于以人划线，而不善于化解矛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容易使自己陷于孤立，这就给后来的变法运动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作为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的王安石，他很早就有改革法度、富国强兵、压抑兼并的思想。仁宗皇佑五年（1053），三十三岁的王安石在通判舒州时，作有《兼并》诗一首云：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
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才。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稍后，他在《发廪》诗中又云：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说明他后来所推行的一系列压抑兼并的变法措施很早就有所考虑，其出发点主要不是为了替国家掊克财富，而是要借政府的力量来摧残兼并，保障一般百姓的基本生活，以缓和社会矛盾。嘉佑五年（1060），他由江东提刑召还朝廷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之时，已形成了系统的变法思想，这一年王安石向朝廷上了一篇奏疏，即有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因全文长达近万字，故又称《万言书》。
在这个奏疏中，他提出改变法度，培养人才，以及理财、改革科举等一系列主张，大略谓：国家财力日以困穷，在于不知法度，朝廷法令虽多而严，在于不知改变法度以合先王之政。要改变法度，却遇到人才不足的问题。人才需要陶冶，就是要“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教之之道在于广设学校，使士皆习有用之学；养之之道在于厚其俸禄而约之以礼，裁之以刑；取之之道在于审其德行，因才而用之；任之之道在于久于其任，讲实绩而不讲资序。
王安石本来就以文章高雅、淡泊名利为世所重，文彦博、欧阳修等人先后推荐他到朝中做官，都遭到他的婉拒。“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上《万言书》后，其中的改革主张虽然没有为仁宗所采纳，但是他的声名却更加远播，正如司马光后来给王安石的信中所说，当时王安石独负天下盛名三十余年，才高学富，难进易退，人们都认为只要王安石执政，“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英宗虽多次召他入京为官，但王安石借口患病而不肯赴任。王安石素与前宰相王旦之婿、韩亿之子维相友善，神宗在藩邸时，韩维为记室友参军，每讲说见称，则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神宗由是很想见其人，即位后，因曾公亮之荐，王安石出知江宁府。治平四年（1067）九月，又擢为翰林学士。
煕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应召赴京师，神宗问他：“方今治，当何先？”王安石说：“择术为始。”退而再上札子，回答神宗所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的原因，札子首先分析了北宋开国以来的形势，肯定了加强皇权的某些措施，指出“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所造成的恶果。认为：“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寇敌昌炽之时，复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最后正告神宗：“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劝告神宗居安思危，利用时机，下定决心实行变法。
三、“煕宁变法”的内容
煕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拜参知政事，从而揭开了由他领导的变法运动。应王安石奏请，宋廷建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制订和领导变法的机构，以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和王安石两人领其事，苏辙、程颢等皆为属官，并起用吕惠卿、章惇、曾布、李定、吕嘉问等年轻官员作为推行变法的骨干。煕宁三年初，判大名府韩琦认为：“条例司虽大臣所领，然止是定夺之所。今不关中书而径自行下，则是中书之外又有一中书也。”五月，遂罢归中书，改称中书条例司。十二月，王安石升任次相，当时虽然还有首相韩绛，但主要权力已在王安石手中，所以他直接领导了所有新法的制订、审议和颁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