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宗所以没有渡过长江继续南征，一方面由于连续两年多的军事行动，军队需要休整，而长江天堑，也需作必要的渡江准备；另一方面与北方的辽朝乘机骚扰边境，牵制了后周军队的南进也有一定关系。据《旧五代史·世宗五》载：“（显德五年四月）甲戌，澶州节度使张永德，准诏赴北边，以契丹犯境故也。”《辽史·萧思温传》也说：“初，周人攻扬州，上遣思温蹑其后，惮暑不敢进，拔缘边数城而还。”显德五年六月，辽南京留守萧思温“请益兵，乞驾幸燕”，就明显地怀有再次南下的意图。这些都极大地牵制了后周对南方的军事行动。
为解除南征的后顾之忧，周世宗在取得江左之地以后，不得不回头发动对辽的战争。当时的辽朝正在被称为“睡王”的穆宗（951-969在位）统治下。此人纵酒好杀，经常连饮十余天乃至一个月，醉后不理朝政，乱杀人，所以内部矛盾十分尖锐。故周世宗以为，这是出兵攻打辽朝的好机会。显德六年（959）三月，世宗亲率大军北伐辽朝，军队纪律严明，所过城邑，辽汉族守将纷纷投降。出兵仅四十二天，就收复了瀛（河北河间）、莫（河北任丘）两州，这是燕云十六州最南端的两个州。同时收复了瓦桥关（在河北雄县北）、益津关（在河北霸县北）、淤口关（在河北霸县东）三关之地。五月初二日，世宗大宴诸将，想继续北伐，但诸将以为不可，且世宗的健康状况又突然恶化，才不得不停止前进。据《资治通鉴》卷二九四载：“（显德六年五月）丙午，宴诸将于行宫，议取幽州。诸将以为：‘陛下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不悦。是日，趣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先发，据固安……是日，上不豫而止。”后周军队在班师途中，又攻下了被辽朝占领的易州（河北易县，但非十六州之地），并在三关险要处构筑防御工事，以巩固北部边境。
后周的回师是由于周世宗得病，但是如果他不得病，继续北伐辽朝，是否能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地呢？对此恐怕不能乐观。首先，人们可以从早年后周与辽、北汉的战争中看到一些迹象。显德元年（954），后周虽然取得高平之战的胜利，但北汉军队只是把军队收缩到太原附近，实力并未受损。在久攻太原不下、士卒十分疲劳的情况下，后周大将史超所率军队又在石岭关（在山西阳曲县东北）被战败，“人情震恐”，周世宗才决定撤兵。当时有人告诉周世宗：“进军易，退军难。”果然，当周军南归时，北汉军队便乘机追击，招致后周军队的大溃败，“刍粮数十万在（晋阳）城下悉焚弃之。军中讹言相惊，或相剽掠。军须失亡不可胜计。所得北汉州县，政周所置刺史等皆弃城走”。由此可见，后周与北汉的高平之战，虽言取得胜利，实际上形同失败。
其次，辽军比北汉军队要强大得多，后周军队这次虽然夺取了辽的三关、三州之地，但辽军主力没有受到大的损失，辽军当时已集中于幽州之北，后周军队如果继续进兵，胜负如何，实难逆料。由此可知，要灭亡辽朝，夺取燕云十六州之地，若单靠中原地区的人力、财力，尚不能及。
鉴于后周的经验和教训，北宋开国之初，大臣们几乎一致认为，必须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统一方针。当时十国的形势是这样的：北方太原地区有刘继元的北汉，南方有湖北荆州、公安一带高继冲的南平（原属荆南），湖南地区有周保权的割据政权（原属楚），两广地区有刘的南汉，四川地区有孟昶的后蜀，长江以南有李煜的江南国（南唐），福建漳、泉地区有陈洪进的割据政权（原属闽），两浙地区有钱俶的吴越。建隆元年八月，太祖向张永德密访攻打北汉之策，张永德说：“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未易取也。臣以每岁多设游兵，扰其农事，仍发间使以谍契丹，绝其援，然后可下也。”但是太祖心中仍有疑虑。当年冬天，在一个大雪天的夜晚，太祖突然造访赵普家，言明来意道：“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赵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所向。”太祖道：“吾欲收太原。”赵普思考了好一阵子，然后说：“非臣所知也。”太祖问其故。
赵普解释道：“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至此，太祖才不得不表示道：“吾意正尔，故试卿尔。”于是开始了南征的战争。在江南未平的开宝二年（969），太祖又想打北汉，他问宰相魏仁浦道：“朕欲亲征太原，如何？”魏仁浦的回答是：“欲速不达，惟陛下慎之。”
由此可见，北宋为避免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决定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方针，是经过太祖君臣深思熟虑的。具体做法是：对北方采取守势，先将兵力集中在消灭南方七个割据政权上，对它们则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
太祖不仅自己执行这一方针，而且也对其弟赵光义讲述了这一方针，他说：“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俟我富实，则取之。”
按照这种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宋军于乾德元年（963）正月首先从长江中游的荆湖入手，借道荆南，出兵湖南，用春秋“假途灭虢”（晋向虞国借道灭虢，返回时顺带灭虞）的办法，先灭掉了高继冲的荆南，再平定了周保权统治下的湖南，从而割断了后蜀与南汉的联系。乾德二年（964）十一月，命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等率步骑六万攻蜀，次年正月，宋军破成都，后蜀亡，蜀主孟昶出降。开宝三年（970）九月，以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署潘美为统帅，出兵征南汉，历时五月，又灭了南汉，南汉主刘归降。开宝七年十月，北宋以宣徽南院使曹彬为统帅，率兵十万，自荆南出兵伐江南国，并命吴越国军队由浙西往北进攻加以配合。十二月，宋军渡过长江，包围金陵，江南国军队虽凭藉其坚固的城防进行了激烈抵抗，但是“自春徂冬，居民樵采路绝，兵又数败”，开宝八年十一月底，国主李煜终于被迫出降。
到次年三月太祖死时，南方割据政权只存下了统治福建漳、泉地区的陈洪进和统治两浙地区的吴越国。
由于吴越国对北宋一直以来卑辞厚礼，并积极配合北宋攻打江南国，加之国力弱小，早晚都是北宋的囊中之物，所以太祖对它尚有保存一时之意。
史载开宝九年（976）三月，吴越国国王钱俶自汴京奉朝请返国，临行时，太祖《长编》卷一六，开宝八年十一月丙戌条。
送给他一个黄包袱，并嘱咐道：“途中宜密观。”待钱俶打开包袱一看，“则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直让钱俶惊出一身冷汗。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漳、泉统治者陈洪进在北宋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被迫纳土称臣，向北宋投降。
钱俶于当年三月赴汴京入觐太宗，“尽辇其府实而行”，“意求反国，故厚其贡奉以悦朝廷”。可是这次太宗却迟迟不让他回去。正当这时，钱俶得知陈洪进已经归降，知道大势已去，也不得不纳土称臣。至此，南方基本统一。
吴越归降后的第二年正月，宋太宗率军大举攻打北汉。三月，北宋军队在白马岭大败辽朝数万援军，使北汉失去了辽的支持。四月下旬，宋军进围太原城。由于北汉军队的死守，宋军伤亡十分惨重。但是北汉毕竟是一个小国，经过多日战争已是粮尽援绝，无法支持。五月初六日，北汉主刘继元被迫出降，大将杨业也随着投降，太宗下令毁太原城。至此，北宋消灭了十国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事业。
由于北宋军队在白马岭之战中打败了辽军，太宗便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北汉军队投降后只过了半个月，即五月二十二日，就不顾军队疲劳和将领们的劝阻，率军从太原出发，向东攻打幽州（北京）。宋军开始时进军顺利，所经之处，辽朝守将纷纷投降。六月二十日，宋军进抵幽州城外，在太宗的亲自督促下，宋军反复攻城，可是经过十五天的激烈战斗，城终不能下，士兵更加疲惫，粮食供应也发生困难。对于宋军的进攻，辽军采取了诱敌深入、以逸待劳、集中兵力围歼的作战方针，准备将宋军诱至幽州城下以后，聚而歼之。果然，到七月初，辽军见反攻时机已经成熟，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歼战。辽朝名将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率领骑兵，从小路包抄宋军，宋军仓促应战。七月初六日，双方在高梁河（在北京西直门外）发生大战，宋军全线溃败，太宗的亲兵和马匹也逃散，“凡行在服御宝器，从人宫嫔尽陷没”。在混乱中，他只得坐上驴车逃命。辽军追来，太宗大腿上中了两箭，据说十八年以后，他就因这次的箭疮复发而死。
宋军所以遭到高梁河之败，除了太宗急于求成，不顾军力疲惫，盲目进兵以外，也与北宋在进军途中没有做好对北方人民的宣传工作，得不到当地人民的支持有关。因为幽燕之失，已有四十年之久，当地多数居民对中原王朝已经失去了感情，所以对于北宋军队的收复行动，不仅不予支持，反而认为是一种侵略。据《辽史·耶律学古传》载，当辽军从燕京城内展开反击时，“（守将）学古开门列城，四面鸣鼓，居民大呼，声震天地，旋有高梁河之捷”。
说明在统一战争中虽然主要依靠军事力量，但做好沦陷区百姓的宣传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和配合也十分重要。
宋太宗在这次北伐战争中，尽管灭亡了北汉，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目的仍然没有达到，整个北宋不能真正实现全国性的统一。近有学者以为，收复燕云并未列入宋太祖先南后北的战略考虑，这是一个误解。开宝九年（976）二月，群臣一再奉表上请，要给太祖加尊号曰“一统太平”，但太祖以“汾晋未平，燕蓟未复，不欲称一统。诏答不允”。可见收复燕云原在太祖统一全国的计划之中。虽然太祖兄弟没有完全统一全国，但结束了自黄河流域到两广以及川蜀地区从安史之乱以来，延续了三百余年分裂割据的局面，意义还是十分重大。
总之，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是经过后周君臣慎重讨论而制订，并得到周世宗的顺利执行，它完全符合中原王朝和南北各方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
北宋建立后，太祖兄弟及其大臣继承了这一方针，因而取得一系列统一战争的胜利。可是，从南宋的吕祖谦、陆游直到清人王夫之、全祖望等人，皆以为北宋改变了周世宗的统一方针，如果一开始不是南征，而是北伐，先消灭北汉，进而打败辽朝，这样收复燕云十六州就要容易得多，不会给北宋留下那么多的后患。这种看法缺乏对当时形势的正确判断，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故并不可取。
第二节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北宋初年，太祖君臣在从事统一战争的同时，为了防止宋朝成为继后周以后又一个短命的朝代，吸取了历史上特别是唐末、五代时期发生的各种改朝换代的历史教训，从中央到地方，从政治到军事，逐步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其核心和要害，正如太宗在其即位诏书中郑重告诫群臣的：“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这一“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治国方略，得到了自太宗以后历朝统治者的切实遵行，从而对当代和后世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此，谨将北宋太祖、太宗两朝及以后为加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相关措施，一并论述于后。
一、在中央，分散宰相事权
宰相权大位重，常常与君主发生矛盾，宰相一旦权倾朝野，皇位就会受到威胁，这在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为此，皇权经常要压制相权，以免其势力坐大。但是宰相权力削减后，又会使他们无所作为，影响行政效率，这当然也不是君主所希望看到的。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北宋统治者采取了分散宰相事权的措施，但整个宰执集团的权力却并未因此而削弱。
宋初，原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虽皆留任，但君臣之间免不了相互猜疑，故三人多次上表求退，或“相继卧疾”。据邵博《闻见后录》卷一载：艺祖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