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记载，听起来十分精彩动人，史学界也多有引用，信以为真，事实恐怕并非如此。一是要解除诸大将兵权，绝对不可能依靠一次宴请就可解决，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二是当时正是赵宋政权建立的第二年，国家远未统一，尚需大将领兵打仗，不可能一次就将大将兵权全部罢去。三是对于这样大的事，宋代的国史和实录皆不作记载，仅仅根据一些笔记如《丁晋公谈录》、《王文正公笔录》和司马光《涑水记闻》的记载，而笔记小说的史料多来自道听途说，有很大局限性，并不可靠。四是太祖之母杜太后在上个月方病逝，当时正值国丧时期，太祖不可能在宫廷宴饮群臣。五是从发生的时间上来说，有关记载也有矛盾，如《涑水记闻》及《长编》等以为此事发生在建隆二年，《宋史·石守信传》以为在乾德初。而最重要的是它与历史事实不符：有一些大将在建隆、乾德以后仍握有兵权，如石守信在建隆三年（962）九月，才辞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军职。王审琦虽在建隆二年被罢去殿前都指挥使，但在开宝二年（969）二月再握重兵，出任御前四面都巡检，从征太原。
建隆二年出任殿前都指挥使的韩重赟，直到乾德五年（967）二月才罢去这一军职，出为彰德节度使，开宝二年，又担任北面都部署，率禁军出征北汉。
而有一些大将，如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在建隆二年闰三月即被罢去兵权。
虽然，宋初罢诸大将兵权是逐步完成的，“杯酒释兵权”说并不可靠，但是此说后来得到广泛流传。绍兴二年（1132）十二月，高宗对宰臣吕颐浩等人说：“唐末五季藩镇之乱，（赵）普能消于谈笑间，如国初十节度，非普谋亦孰能制。”他的这一番话，更使“杯酒释兵权”说被人信以为真。
5．加强禁军，对军队实行拣选，以收地方精兵
宋朝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禁军是中央掌握的正规军，也是主力军，驻扎于京城、要地和沿边；厢军是州郡地方兵，原来负责地方治安，后来就不任战斗，惟供劳役而已；乡兵是地方民兵，平时不脱离生产，农闲时定期教阅，战时协助防守；蕃兵设于陕甘边境地区，由以羌人为主的少数民族内附者组成，配合禁军防守。太祖为了加强禁军力量，大力对军队进行整顿，挑选精壮的士兵留在禁军，将老弱病残的禁军送往地方成为厢军，再将地方上强壮的厢军选到禁军，以补充缺额。经过这样的拣选，既加强了禁军力量，又削弱了地方兵力，使厢军只负责看守仓库、运送官物、修筑河道等任务，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上述军事上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可以说做得非常成功，它彻底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武人专横跋扈的局面，使赵宋政权在不诛杀功臣、大将的前提下，迅速获得巩固和安定，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有人以为：“宋在中央集中军权时，弄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军队临阵打仗，都要按宋廷在开封制定的作战方案——‘阵图’来进行，如此等等，都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此说固然不错，不过在国初惟有这样做，才能巩固中央集权，除此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至于后来出现使战斗力削弱的弊病，那是他们的继承者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依然死守祖宗家法所致，其责任当然不在太祖兄弟身上，也不能对上述措施的作用和意义加以贬低。
四、加强对官员的监察
为了加强对官员的监察，赵宋政权除了在州郡设置监司以外，在中央则强化了自唐代以来的台谏制度，主要是严格对台谏官的任命，增加监察力度，扩大监察范围，并给台谏官以更大的言事权。
宋代在中央设御史台和谏院，合称台谏。御史台“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弹奏”。最高长官御史大夫虚而不设，由副贰御史中丞行其事。御史台下有三院，即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长官是侍御史，殿院长官是殿中侍御史，察院长官是监察御史。谏院在唐代掌对君主的“规谏讽谕”之责，宋代亦然，但重点已放到对百官的监察上。谏院长官为左、右谏议大夫，宋初皆作为寄禄官而不领事，由左右正言、左右司谏充职，不过基本上由他官充任，称知谏院，元丰官制改革后，始正其名。台谏官由皇帝直接任命，宰执不得推荐，宰执子弟、亲属和关系密切者也不得为台谏官。台谏官在朝廷享有多种特权：一是“许风闻言事”。就是说“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二是台谏官因监察和谏议而得罪了皇帝和权臣，很少加以处罚，即使偶遭贬谪，一般都能重获升迁。据南宋史学家王明清在《挥麈后录》卷一说：“恭闻太祖有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者不祥。”这个誓约是否真实，尚可作进一步研究，但从宋朝历史来看，对士大夫特别是言官不轻率诛杀却是事实。三是宰执大臣，如遭台谏官弹奏，情况严重者应该引咎辞职。正由于此，台谏官对官员的监察就有恃无恐，动辄弹奏，这对官员的贪赃枉法、结党营私以及其他不法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监察和威慑作用，使宰执大臣的擅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宋代台谏权力过大，特别是可以“风闻言事”，权臣一旦控制了台谏，或台谏官为了自己一党一派的私利而“言事”，就成了排斥异己、阻挠政令贯通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便会把朝政搅得混乱不堪。
五、改革科举制度，收回取士之权
唐代中后期朋党甚盛，造成王室卑弱、政局不稳的历史教训，对太祖君臣来说，可谓殷鉴不远。而唐代朋党主要是由科举中的公荐者、知贡举、同年进士三者所结成的科举朋党。另外，太祖虽然出身军校，却不同于五代时候一般武人的卤莽少学和目光短浅，他即使在以往戎马倥偬的岁月，也总是手不释卷。他即位后，目睹儒臣的常识和才能，不禁有“宰相须用读书人”之叹。为了贯彻重文抑武的政策，选拔优秀士人进入政府，扩大赵宋政权的统治基础，自太祖朝起，对唐代以来的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废除公卿大臣可以向知贡举推荐举人的做法；禁止知贡举和新进士结成座主、门生的关系；对公卿大臣的子弟实施复试；对考官实行锁宿制度并设置多名权同知贡举；实行殿试、唱名之制；对试卷实行封弥、誊录；严格防范举人舞弊等措施。
在太祖、太宗两朝的一系列科举改革中，实行殿试是最具政治意义之事。众所周知，唐代科举分州县发解试和礼部省试两级举行，至晚唐虽偶尔有殿试，但并未形成定规，出任知贡举的礼部侍郎多握有实际取士之权，故时人有“礼部侍郎重于宰相”之说。新进士一及第，第一件事就是排着队伍到知贡举家中行座主、门生之礼，从此门生就成了座主的“良田”、“美庄”，他们在朝廷里一切以座主的是非为是非。这种状况，当然不会被太祖兄弟所允许。开宝六年（973）春，翰林学士李昉权知贡举，太祖在召见礼部所奏的新进士名单时，颇觉其间有私。正当此时，落第进士徐士廉等击登闻鼓，伏阙下求见。太祖当晚召见，士廉诉昉用情，取舍非当，并建议举行皇帝亲试，亦即殿试。
他奏道：方今中外兵百万，提强黜弱，日决自上，前出无敢悖者。惟岁取儒为吏，官（不？）下百数，常常赘戾，以其受于人而不自决致也。为国家天下，止文与武二柄取士耳，无为其下鬻恩也。
徐士廉的一席话，打中了太祖心坎。此后，殿试便成了制度。宋太祖于开国不久，采纳赵普建议，解除大将兵权，亲典禁军；接着又用士廉之言，设置殿试，收回了取士之权。这两项措施，从文、武两个方面，都对宋代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太祖、太宗对科举制作了上述系列改革以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唐代那种取士不公的现象。但科场舞弊犹如水银泻地，可以说无孔不入，特别是考试官，他们身在考场，近水楼台，只要知道考生姓名，就不难高下其手。于是，从太宗朝起，又采用了对整个科举改革有决定意义的两项措施——考官的锁宿制度和试卷的封弥、誊录制度。
为了控制并削弱知贡举的权力，首先改变了自唐以来省试知贡举基本上固定由礼部侍郎兼任的惯例，使他成为由皇帝临时任命的一种差遣，称权知贡举。接着又增设权同知贡举若干名。后来不仅权同知贡举有多名，就是权知贡举往往也不止一名。接着，太宗、真宗两朝逐步完善了锁宿制度，即一经任命为权知贡举和试官官员后，必须立即锁宿，“无得与僚友交言。
违者，门弹奏”，以防止有人请托。这些措施，显然是为了防止试官徇私舞弊，并分散主试官的权力。
封弥又称糊名，就是糊住试卷上举人姓名和乡贯状，使试官不知道这份试卷为何人所做，防止他们在评分时高下其手。封弥最早开始于太宗淳化三年（992）的殿试。接着推行于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的省试，到仁宗朝才推行于国子监、州郡发解试。其实施办法，据大中祥符四年颁布的《亲试进士条制》载：凡策士，即殿两庑张帟，列几席，标姓名其上。先一日标其次序，揭示阙外，翌日拜阙下，乃入就席。试卷，内臣收之，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别以字号第之，付弥封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始付考官，定等讫，复弥封送覆考官再定等。编排官阅其同异，未同者再考之；如复不同，即以相附近者为定。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即第其姓名、差次，并试卷以闻，遂临轩唱第。
科举实施封弥以后，考官虽然不能从试卷中看到举人姓名，但还是可以根据举人笔迹或事先商定好的密记，将它辨认出来。为了纠正这一弊病，从真宗朝起，又陆续在殿试、省试和州县发解试中推行誊录制，识笔之弊始绝。封弥、誊录制的实行，彻底消灭了科举中察举制的残余，真正实现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取士原则，实际意义之重大，不下于实行殿试制度。
另外，对于举人的挟带、替身等作弊行为，也作了多方面的防范。
改革后的宋代科举，既较前代公正，又无明清以八股文取士的弊病，可谓进入科举制度的黄金时代，时人欧阳修对它的评价也很高，他说：“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
宋代科举通过以上一系列改革，不仅有力地防止了类似唐代科举朋党的产生，而且为封建国家选拔了大批人才。明朝人徐有贞曾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郎瑛也说：“人才之盛，莫“过于”三国与宋也。”这与两宋科举制度的造就有着很大的关系。
六、重视法制建设
宋太祖生于乱世，亲眼看到五代武人专横，践踏法制，草菅人命，给百姓带来的严重祸害，决心予以痛矫之。建隆三年（962）二月，下诏定每五日内殿起居之制，并将指陈“刑狱冤滥，百姓疾苦”作为官员以次转对的一项主要内容，务使“天下无冤民”。不久，下诏废除以马步院牙校为判官断狱的惯例，“改马步院为司寇院，以新及第进士、九经、五经及选人资序相当者为司寇参军”，以防止武人滥杀无辜。一次，太祖对宰相说：“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若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闻奏，付刑部覆视之。”从此遂成为制度。
太祖对法律的制订也十分重视，建隆四年（963）命判大理寺窦仪等人参照《唐律疏议》和《显德刑统》，制订了《宋刑统》，将它作为有宋一代的根本大法。此后，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又不断对《宋刑统》和有关成法加以修正、补充，到一定时期，编成一部新的法规汇编，谓之“编敕”，以后各帝都继承了编纂《编敕》的传统，层层相应，使宋代的法制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此外，还制订了所谓“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徳之法、宽仁之法”等种种“祖宗家法”，从而奠定了有宋一代的法制基础。对此，甚至平日不太张扬的太祖，也不无自负地对赵普说：“朕与卿定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
总之，北宋初年，太祖对法制建设的重视，可称史无前例，《宋史·刑法一》为此赞扬道：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岁时躬自折狱虑囚，务底明慎。而以忠厚为本。海内悉平，文教寖盛。士初试官，皆习律令。其君一以宽仁为治，故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狱有小疑，覆奏辄得减宥。观夫重煕累洽之际，天下之民咸乐其生，重于犯法，而致治之盛几乎三代之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