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家族企业通过泛家族网络进行分工合作，降低交易成本。柳市龙头企业正泰集团只有10%的关键部件自产，其余90%向800家协作厂公开招标，成本只有国有企业的1／3。当时温州家庭企业平均投入1元产出可达10元，而国企却是投入10元产出1元。近年来，温州的企业与市场中间地带并存着多种常见的经济组织形式，虚拟组织、战略联盟、业务外包制等已上升为不容忽视的重要组织形式，市场和企业相互联结、相互渗透。不少温州企业开始重新审视规模与边界问题，纷纷采取购并、资产剥离、战略联盟、合作、外购等形式对规模与边界进行重新调整。可以说，温州企业当前正处于空前的规模与边界重组时期。（张苗荧，2005）
第二节 温州家族企业组织形式变迁的交易成本考察
早期家族企业能够节约交易成本，所以，家族企业在温州模式中迅速取得主体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企业的规模边界在扩张，企业的交易成本逐步上升，有关家族企业的现代化问题呼声逐渐高涨。对家族企业规模边界扩张下交易成本的考察尤其必要，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了温州模式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早期家族企业交易成本的考察
温州早期家族企业的发展有着内外的原因。一种说法认为，温州的乡村工业处于“正式”经济体系之外，所以，农村工业有着类似于“缝隙经济”（nicheeconomy）的发展。
德国何梦笔教授认为，华人经济圈中增长最迅速的，恰恰发生在国家控制的正式经济结构之外的“缝隙经济”。“缝隙经济”这一概念，从经济学角度定义，是在经济缝隙中滋生的，在现行体制运行之外，在现行经济形式和产业结构之旁，自发从事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于祖尧，1992）从营销学角度定义，是指在广阔的市场中，有极其众多的缝隙，铺设着纵横交错的生财之道，等待着善于捕捉机遇的经营者。何梦笔教授所称的“缝隙经济”，是指在一个具体的经济制度里，基本上处于正式经济结构之外的、以特定的专业化为基础的企业运行的一种经济形式。企业之所以可能专业化，首先是因为企业在正式制度之外活动，能够运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能够取得特殊的交易成本优势，其次是由于某些市场还没有被其他企业系统地开发出来。（何梦笔，1996）从历史上看，温州由于地处东南一隅，从而较少受到封建皇权以及正统传统文化或者说主流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极少经历战争的破坏，新中国成立后较少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从1949年到1978年，国家在温州的基本建设投资只有5.59亿元，远远低于同期国家对浙江省人均投资的水平，是全国人均投资最少的城市之一。因此，改革开放前温州也是国有经济比重最低的城市之一。再加上交通不便，距离其他发达的城市又相对较远，从而使温州农村难以得到城市经济的有效辐射。（马津龙，1996）正是由于温州游离于中国正式计划经济体制之外，所以以汪洋大海般的家族企业为代表的温州模式才得以迅速发展。
另一方面，从内部因素看，家庭工场作为家庭与生产组织的重合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1.创业成本节约
家族企业在创业时期，凭借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父系、类似血缘关系、亲缘关系相关的社会网络资源，以较低的成本迅速集聚人才，全心投入，团结奋斗，甚至不计报酬，能够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获得竞争优势，较快地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甘德安等，2002）例如20世纪80年代全毛西装在中国还是高档服饰，温州企业生产出式样一流而售价仅500元的高级西服，而当时国内只有3000元一套的全毛西服。温州服装业的发家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2.组织内部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低
家族企业的两权重叠撮合了所有权人与管理层的利益，避免了两权分离所遇到的监督、激励补偿、剩余控制权流失等交易成本，可以有效避免剩余控制权在所有权人与管理层间分配的风险。（苏琦、李新春，2004）早期的家庭工场规模十分狭小，企业科技含量低，区域性的产业集中，管理起来相当简单。
家庭与生产组织的重合，所有者兼经营者能够更随意地决定解决某一问题，而不需向家人多作解释。家庭工场从家庭成员共有经历、身份及共同语言中汲取特别的力量。如盖尔西克所言，最重要的是，在整个家庭利益的名义下，家长可以要求家族成员作出承诺，甚至是自我牺牲。建立在血缘、亲缘和姻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成员更容易为了家族利益而相互配合、团结奋斗，因此在企业内部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这一点，大大节约了企业的管理成本。
3.监督成本低
家族成员彼此间的信任及了解的程度远高于其他非家族企业的成员，家族企业成员之间可能负担较轻的心理契约成本。（甘德安等，2002）这里的信任管理是基于身份特征进行的，血缘的家族关系处于信任的核心层，但显然这一核心层还不足以解决超越家族交易的信任问题，这时，家族信任的原则是在合作演进过程中将参与长期交易的部分成员家族化，这是指在伦理、情感以及回报等原则上施以家族成员相同或相似的行为准则。（李新春，2005）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亲缘关系，使家族企业具有强烈的凝聚力。这种因血缘、地缘、学缘关系上结成的强大联盟，蕴涵了共同的需求、利益和情感。（宋红超，2005）就一般情况而言，家庭这个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机会主义倾向是最弱的。某些难以控制的生产活动在家庭或者家族内部进行生产可以节省高昂的监督成本。
4.协调成本低
从家庭工业组织内部来考虑，家庭工场的优势归根到底来源于建立在血缘联系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有效地降低了协调成本。（罗卫东，2001）家庭工业的场合，家庭内部的分工使得一些家庭成员在外跑供销，一些管财务，还有一些在工场劳动。对家庭共同体的责任感和内部分工维系了供销与生产之间的平衡。由于家族企业经营目标的长期化与产业创新收益的长期化目标在趋势上是一致的，使得家族企业与产业创新出现一定程度的重合，进而有助于支持家族企业的可持续经营。（苏启林，2005）
二、家族企业规模边界扩张下交易成本的考察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企业的规模边界在扩张，企业的交易成本逐步上升，管理效率则逐步递减。
（一）产权障碍
家族企业高度集中的资本结构在家族企业创业初期曾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然而，如果企业的资金来源只是局限在家族范围之内，就会限制企业所能筹集到的资金数量，难以达到规模经济要求，企业就难以通过联合、重组、兼并以及股份制改造等形式得以迅速扩张。因而，诺斯指出，规模经济反映的一个事实是，最有效的产出可能需要企业规模很大，以至于需要比单个所有者或合伙制形式能够负担的费用更大、组织更为复杂的企业。也就是说，家族企业这种产权制度无法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家族制还容易导致内部产权的不明晰。几个兄弟姐妹或者父子共同创业，其内部产权往往边界不清，特别是在企业度过创业时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往往出现内耗，增大内部协调成本。当出现企业由谁继承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为突出。
（二）导致人格化交易
史晋川发现，在温州两代人之间存在高度相同的交易方式，他们成长的区域性商业文化背景相同，拥有的“地方知识”相同，了解的生产技术知识相同，依赖的市场网络也基本相同，即拥有的社会资本大致相同。温州家族企业只有利用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来从事商贸活动，逐步导致一种“路径依赖”。（史晋川等，2001）
史晋川以马格里布商人的人格化交易模式的没落来比照温州模式的局限性。活跃在当时地中海地区的马格里布商人是信奉集体主义的穆斯林移民，他们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仅从马格里布商人中选择雇佣贸易代理人。维系马格里布商人交易合约执行的机制是一种人格化交易机制。一旦有某个贸易代理商出现欺诈行为，整个马格里布商人联盟将对他作出惩罚。同一时期活跃在地中海地区的热那亚商人，他们信奉的是个人主义。热那亚商人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并不局限于仅在热那亚商人中选择雇佣贸易代埋人，不排斥与非热那亚人合作从事贸易活动。热那亚商人通过创立了社区责任制及相应的类似于法庭组织的社区法庭，来保证跨时空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合约的执行。
这是一种非人格化的交易机制。（史晋川，2004）
1.人格化交易主要基于家族信任
家族信任提供了家族企业家创业所必需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给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带来了可能，并为企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家族信任具有生产性，这种生产性根源于家族信任所具有的利它主义动机和合作的可能性，为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提供了便利。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这有助于克服一次性博弈中的“囚徒困境”的局面，降低组织合作的交易成本，增强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与效率。（苟朝莉，2005）家族信任在早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是随着随着企业增长，尽管信任仍然可以作为一种主要的治理机制，但从前的有弹性的信任可能会被脆弱的信任甚至不信任所取代，使家族企业丧失一种重要的战略优势资源。
2.人格化交易与家族企业聚集网络
周立新借助于迈克尔·迪屈奇规制结构理论的一般模型来分析家族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形成的影响及影响机制，能够比较好说明人格化交易与家族企业聚集网络的关系。
假定针对某一具体交易，利用外部市场来组织该项交易的成本（即与制定和执行合同有关的成本）大于利用内部科层组织（企业）来组织该项交易的成本，即Cm＞Cf，那么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该项交易应通过企业组织来进行。但是，如果考虑到利用外部市场交易的收益高于利用企业组织交易的收益这一事实，即Bm＞Bf，那么由企业来组织这项交易活动就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如图3‐1所示，由于Cf ＞ Bf 说明组成单一企业不可行，这也许是因为需要高度专门化的技能以生产投入之故。如果从外部市场购进中间品，效益将会增加，因为Bm＞Bf。但由于交易成本过高，这也许是因为交易量小和信息不对称性之故，Cm＞Cf市场并不可行。但交易并未因此停止或取消，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关系的建立有可能使通过外部市场（某一企业）来组织该项交易的成本Cm向下并朝Cf方向移动，从而使得家族企业聚集网络这种混合形式的经济组织成为可能。
以温州眼镜企业间的合作为例。甲的厂是做成镜的，他的朋友是做镜片的，他的亲戚是生产镜架的。他们之间就通过友情关系或亲情关系形成一种十分紧密的合作关系，甲会对其他的类似生产镜片和镜架的企业形成了排斥，一般不会与之合作。这种合作模式是目前温州眼镜企业之间合作的主流和基石，其他的合作模式只是一种补充。这种合作模式在较大程度上体现出了温州家族企业聚集网络状况，也是人格化交易的突出表现。
3.人格化交易与契约经济
人格化交易属于关系经济范畴，其突出特点是，交易通过亲戚、朋友、熟人等一定的圈子进行，其信任局限在特定的圈子里，与“圈外人”之间的互不信任感通常极为强烈。
从契约经济和关系经济的交易成本的变化趋势来看，在市场半径不大、交易不是很频繁的情况下，关系经济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可能比契约经济所需要的交易成本还要低（指每笔交易的成本），但是随着市场半径的扩大，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契约经济下每笔交易所需要的成本可能比关系经济下每笔交易所需要的成本低得多。（卢现祥，2004）温州眼镜企业现在在付款方式上，往往会进行严格的把关，一般都要求款到后再发货，即使是长期客户也一般要求首付30%在以上才发货。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人格化交易遇到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