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学时,师大附中的校门也不在现在的南新华街的大街上,而要从师大一附小南墙外、靠近海王村公园北侧的那条东西走向、通向南城电话局的小巷子绕进去。校门坐北朝南,校门内有一块长方形空地,西侧是女生专用的篮、排球场。空地东侧有花有树,还有音乐教室。往北是个砖拱门的带顶的通道,砖拱门上面镌刻有“附属中学校”校名。由此进入教室区,中部和东部是男生区,西部隔开是女生区,男女合校却不同班不同区。男生的大操场包括足、篮、排球场在教室区的西北方,西临南新华街,北墙有后门通向西河沿。后来在南新华街建立了新校门,教室区和操场就倒了个儿,老校门内的球场就成了幽静的小后院。1983年11月2日师大附中校庆那天,我返回母校,还同老校友们在原来的砖拱门下合影留念,五十多年前的旧地重游,忆发不少感慨。现在附中大翻建,在大操场上兴建起教学大楼、实验楼,还有日本援建的姐妹学校教育楼;原教室区拆除建成运动场,又倒回来。据说许多老校友建议:不要把这座有百年历史、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学府,弄得陈迹全无,至少那座砖拱门不要丢弃。要找个地方重建起来,以慰海内外诸多老校友之心。因为这是历史。在这座砖拱门下,走出了多少学有卓识的专家名人(按:现在师大附中扩建,将师大一附小老校舍并入师大附中,老校门重建于南新华街上;一附中挪建于老师大西部,更名为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师大早在50年代迁建于北太平庄)!
我进附中时,由于北伐成功,这所以程度高、功课严着称的学府,校内气氛也较为活跃,有各种文体社团活动。其中有个“国剧研习社”,吸引了不少爱好京剧的师生,课余吹拉弹唱,还外请京剧内行来教戏,逢年过节的同乐会,师生们总要“票”两出。我入学没多久,就一头扎入“国剧研习社”,成为积极分子。
国剧研习社结拜六兄弟
国剧研习社中大多是老师和高中同学,像我这样十三四岁刚入学的初中学生很少。但我能唱旦角(嗓子还不行)、老生,还能拉胡琴,会的戏不少,大家对我就另眼看待了。几乎每天课后,我都泡在研习社,简直乐不思归了。
在研习社中,我结识了好多位高中同学。由于兴趣一致、意气相投,我与其中五位换帖结拜成金兰兄弟。大哥杨莲生(后改联陞),唱言派老生,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学美国、任哈佛大学教授多年,已故。二哥张宪昌,梅派青衣,嗓音甜亮唱得有味,我给他伴奏过《宇宙锋》,法政大学毕业后当律师,今在北京。三哥曾世骏,喜程派,专工胡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后久居香港,为海外着名程派琴票,1993年病故。四哥周昀(字万明),马派老生,对程派亦颇有研究,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在天津银行界工作,近仍健在已双目失明,曾有阐述程派论着问世。五哥彭国庆,余派老生,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定居瑞士,任大学教授,已故。我最小,是六弟。六兄弟今三存三亡,存者亦耄耋之年了。还有一位和曾世骏同班、长我四岁的学兄刘曾复,是老一辈三十六位着名生理学家之一,同时又是一位京剧研究家,余派老生、杨派武生和钱(金福)派功架脸谱,都造诣精深,为海内外京剧内行和票界叹服。当时,曾复兄在国剧研习社参加活动不多,除活跃于足球场上(他是附中、清华足球校队后卫“二道”;在附中我和他常一起踢足球)外,他的京剧活动却是匹马单枪。他从王荣山、王凤卿学老生戏,跟刘砚芳、钱宝森学杨派把子、钱派身段,随钱金福学勾脸,研究积累各京剧花脸流派的脸谱艺术(其脸谱作品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等世界名馆,并出版了专着图集),仅京剧老生戏从总讲到全部锣鼓、身段,他就会二百出之多,真可谓文武昆乱全能的京剧票友中的佼佼者。
至今我们还时有往还,同曾复学兄一起切磋艺术。
由于有国剧研习社和一批同好的师长、同学,我是如鱼得水,得其所哉。
我们进而觉得仅国剧研习社规定的时间不能满足,于是就另外找地方找时间活动。一是轮流到各人家中去“玩”,也就是一起打拉弹唱,有如票房活动,不过没外人;二是相约一起买票去看戏,回来研究分析,探讨收获。
进中学后我们搬了家。绒线胡同“小绿门”的房舍宽大,住得舒服,但发生一件事促使我们非搬不可。我的二姐荣琰就读于北京女师大,忽然患病,各方延医诊治,终未见效,最后恹恹夭亡,我们全家不胜伤感。丧事既毕,邻居悄悄告诉,小绿门“不干净”,属“凶宅”,不宜久居等等。联系二姐夭折,全家对此虽疑信参半,但终觉以迁居为宜,乃急速找房搬家。老北京夙有“东贵西富”之说,即官宦世家多住于东城。可能我家也就从此俗往东城迁徙。好在那时北京空房多,找房很方便。我家先后住过东单三条(协和医院南门对过路南)和东四牌楼前拐棒胡同东口路北,都是独门独院,只是没有“小绿门”那么宽大了,家中仆役也随之酌减。因搬了家,去和平门上学路远,父亲给我买了一辆德国三枪牌自行车,在30年代初这可是稀罕物了。
我有了自行车,行动更方便,“四九城”都能去。结义大哥杨莲生住东城遂安伯胡同,离我家很近,常有往来,他唱我拉。如果大家在东城相聚,则多在他家,大家轮流唱,操琴是曾世骏和我。若放学后不回家,则常去菜市口丞相胡同潮州会馆曾世骏家,在那里可不比寻常,是全副文武场、锣鼓喧天地大唱一番。潮州会馆很大,大小十几个院子,曾家住头层正院,五间大北房,厢房两东两西,都带廊子,南是垂花门,形成一个相当于排球场的大院子。我们去曾家,除了唱戏外,有时还在这个院子中拉上网子打起排球来。
要说打球,也是我进入师大附中后除京剧之外的最大兴趣,耗费了不少时间精力。我打排球(排球是附中最普及、最拿手的,校队一直名冠于北京,1949年的首届中国排球队,就有附中毕业的两名选手,我的学弟),也踢足球。排球那时是九人制,我打二排中,曾世骏身材高,打二排左扣手;足球我踢三道中即前卫,常与刘曾复的后卫同场配合。我们组队经常对垒厮杀,或初高中混合编队,或初中代表队向高中大学兄挑战。逢有这类比赛,观战同学不少,也常有女同学在旁助兴。我们这些“男子汉”,也就更来了精神,努力在球场上表现一番。因此到曾世骏家去玩,有地方有球,唱完戏打排球自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们这个“课余演唱小组”是哪里都去。我的同班同学章文祺,乃大相士“金刚眼”章益人先生的长公子,安徽绩溪人,和胡适同乡,跟我算安徽小同乡。他也喜欢京剧,在国剧研习社中打小锣,专注得很。一次,他邀我们到宣武门外椿树上头条绩溪会馆中他家去玩,我们浩浩荡荡去了,在章家前厅中又拉又唱好开心。文祺学兄的两位母亲以安徽风味的点心香茶招待,他的不足十岁的二弟文和倚着门框好奇地瞧着不动窝。后来章文和学弟也考入师大附中,十分迷京剧,唱花旦和拉胡琴,或许受了他大哥和我们的影响。“七七事变”后,文祺兄放弃升大学,毅然投笔从戎,在大后方接受军训,成为蒋纬国先生指挥的战车一团的主力营长。40年代在重庆,他常来看我的戏,约我去他家吃饭,老同学相聚分外愉快。后来就不知其下落了。原来他就在北京:1948年淮海战役中,他被俘,后遣送回来,从此背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蛰居在家,生活、精神上都很苦,不敢同老朋友相会。后来有了工作收入,空闲时也常参加街道上的京剧活动,还是打小锣。50年代我在北京演出,他一直注视我这位老同学,却没有再像在重庆时那样,兴冲冲地到后台来找我。
后来文祺兄郁郁而终。近年海峡两岸关系大为和缓,文祺兄的袍泽故旧来大陆探亲旅游,常有人去探望文祺兄的遗孀子嗣,致钱送物,道义之情可感。这是我近年听一位朋友转述的,闻之不胜唏嘘。
我们的另一活动是看戏。我除了继续随家里人一起去戏园外,六兄弟还时常有挑选地去看京剧。尽管名角的票价较贵,要大洋一元左右(可买半袋面粉),好在我们大多家道殷实,还承受得起。我当然挑着看程砚秋先生的戏,曾世骏、周昀二兄常一起同行。记得1931年夏秋,程先生的《荒山泪》、《春闺梦》相继问世,古城轰动;我们看后激动不已、佩服至极,立即仿而学之。
1932年,程先生去欧洲访问考察,虽然我已将届初中毕业,功课繁忙,仍以暂时听不到我所挚爱的程派戏而怅然若失;即使此时有亮出程派旗号的新艳秋红得发紫,我也去看,不过还是不满足,希望能欣赏原版真迹。
我迷程派,迷之深,爱之狂,开始只是自发地摹仿,由于年幼知识有限,对程派仅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国剧研习社中,一些年长的师友,对我指点帮助,使我逐步能从声腔、字韵、表演的道理有所理解,进而揣摩分析,探窥程派艺术的门径。我非常感念曾世骏三哥,他这把胡琴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们一字一腔、一招一式地推敲探讨,他为我操琴伴奏,相互切磋鼓励。世骏兄的胡琴六十多年没放下,对京剧声腔音乐尤其是程派,研究很深,得到过轻易不夸人的名鼓师白登云先生的赞赏,在程派艺术的海外传播上卓有贡献。
1992年秋,我从美国回北京,途经香港,目的之一就是探望病中的世骏三哥。
见他衰弱不堪,料他存日无多,两双手紧握唏嘘难言,这是最后的诀别,不久他就作古了。
因为迷京剧,外面的交往也多了,认识了研究程派出名、后来在台湾教戏的高华先生。他比我们都年长,当时大约二十多岁,风流潇洒得略有点过。
有一年夏天在东单三条我家聚唱,高华兄也来了,我拉他唱,大家玩得很高兴。可是,高华兄那天的“扮相”太特别了:鸭蛋青色的纺绸长衫,内穿淡粉色的绸裤褂,黑缎鞋白丝袜,油头粉面,女声女气,说实话,全身上下一股比戏班内行还十足的唱旦角的脂粉气。我们没有在意,却引起家母很大反感,限令我以后不许跟这种“戏子”来往。后来高华兄去了台湾,一生研究程派,成为着名教师,在宝岛教出不少程派传人。
在师大附中初中三年,除上课外,大部分精力我用在了京剧上,修养、见识有显着提高。我知道这是“业余爱好”,只是爱和玩,并没有想,客观上也不允许我想以此为业、“下海”从艺。我还是要走兄姐和同学们的升学之路。
命运也在捉弄人。也许我在上初中时,年少缺少自制力,业余兴趣放得太开,功课多少受了一些影响:我的国文、英文、史、地成绩都很好,数学相形见绌,也波及到理、化。师大附中有诸多名家执教,功课要求相当严并且全面,尤其重视数理化,这方面若软一点,不管什么人、何种背景,都一视同仁,难免被淘汰。1932年我从师大附中初中毕业,就因为这点,没有考上本校高中,而转入了位于琉璃厂前孙公园的安徽中学高中部。尽管我在安中成了拔尖的学生,但学校的条件、教学水准都难比师大附中,心里总怀有一种难言的失落感。
我仍惦记着师大附中和那里亲密的同学以及国剧研习社。好在两校相距很近,我有空就往附中跑,与老同学相聚,一起打球、唱戏。我还组建了跨学校的排球队,一个是“轰队”,全是男生;另一个是男女生混合的“咪咪队”,两个球队都是我当队长,经常外出比赛,战绩不俗。但这些都不能排遣我难以在师大附中继续求学的抱憾。
虽然如此,我还是由衷地感谢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三年中,它不仅在文化知识上,也在京剧艺术上哺育滋养了我,为我后来走上京剧演员之路,奠定了初步基础。而师大附中的历届校友中,从事文艺工作的本来就很少,却也出了一些杰出的人才,如音乐指挥家李德伦、文物鉴定家史树青、话剧艺术家于是之、电影艺术家向梅、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作曲家施光南等,都比我晚几年以至十几二十年,是我的学弟、学妹。历届校友中,对戏曲、京剧喜爱并有研究的大有人在;但以戏曲为职业的只有三人:
除我外,还有刘乃崇和胡金兆,他们是编刊物、从事戏曲研究写评论的;成为京剧演员的只有我一个。这也算给师大附中辉煌的历史成就中,增添了一个小小的异常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