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志 写契入科
我那善良的大姐，性情温和、沉默寡言。多少年来，她尽全力与母亲分担家务，怜惜弟妹，什么都紧让出来给我们。有时饭不够，她总是同母亲你推我让，不肯再吃。家里的活计，她默默地忙个不停。随着年岁的增长，考虑的问题就多了，她省吃俭用，由于体质很差，加上忧思愁虑过度劳累，终于得了肺痨。最初，她怕母亲着急，忍耐着不愿明说。等母亲发现了，她已是病入膏肓。请医生、吃药没有钱，可是怎能看着大姐一天天病情加重呢！母亲急坏了。听说有个瞧香的巫婆会请神治病，就借了些钱把她请来。这个巫婆乡间妇女打扮，满脸擦着怪粉，她进屋来坐在炕沿上，拿出一件已褪色的旧杏黄长袍穿上，将我和哥哥轰出门外。这样的新鲜事，我们没见过，顺着门缝往里偷看，只见母亲、姐姐跪在地下，大姐仍旧在床上躺着，她已病得坐不起来了。
巫婆坐在炕前的破凳子上，又是打哈欠，又是伸懒腰，挤眉弄眼，折腾了一阵，突然半睁眼，怪声怪气地喊着：“吕祖爷（吕洞宾）来了！要吃西瓜！”这时正值寒冬腊月，哪里去找西瓜呀？母亲连连磕头，哀求巫婆请神大发慈悲，改一样别的水果，等大姐病好后，有了西瓜多多供上。最后巫婆转达神的旨意，有苹果也将就。母亲把家中仅有的二十枚钱交给我，让我去买苹果。
冬季苹果少，价钱贵。为了救活大姐，我跑遍虎坊桥好多水果铺子，不是没苹果，就是嫌钱少不卖，最后才在大栅栏观音寺把口的一个大水果铺买了两个烂苹果。我想起四大爷说咳嗽吃梨好，又哀求掌柜饶给我一个小鸭梨，给大姐拿回家去。
巫婆三口两口吃了苹果，就去掐大姐的嘴唇上边（人中穴），说病魔在这儿，跑不了了，临走时还叨唠着说是病魔已被神捉走。这当然救不了大姐的性命，可怜大姐只活了十八个春秋，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眼睁睁地被病魔夺走了生命。
大姐的死，对母亲打击太大了。母亲总觉得对不住大姐，一天不知哭多少次，掉多少眼泪。大姐是母亲的得力帮手，针线活做得又细又快。少了大姐就显得不太出活，又遇上裁缝铺的生意不太景气，活不多。社会上开始时兴皮底鞋，有钱人愿穿皮底鞋的越来越多，纳千层底的活就大大减少。大爷家的马车行生意倒很兴隆，因照顾我们家的时间太长了，认为我们一家六口是填不满的坑，想让我母亲改嫁了事。母亲执意不肯，经常与和尚四大爷说：“我有五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有点出息，我们就饿不死，我是有指望的。”大爷给我家的钱是有限的。家里的收入一天天减少，我和哥哥一年比一年大了，吃得越来越多，家中开销日益增大，为大姐借的一笔钱还没有还，又负了新债，每月都要付利息。……窟窿越掏越大，真可说是债台高筑。每逢年关，母亲是愁上加愁。和尚四大爷、六姑的接济是杯水车薪。有时送来点钱略解燃眉之急，却难挽残局。俗话说：送信的腊八粥，要了命的祭灶神。一过祭灶的腊月二十三之后，讨债的就会踢破门槛。母亲强忍悲痛，听他们说着难听的话，苦苦低声哀求着，劝走了王掌柜，又迎进接踵而来的账房李先生……
熬过这几天后，母亲再也忍耐不住，放声痛哭，不住地埋怨父亲不该去世太早；又哭大姐不该“走”，往后的日子无法过下去，感叹自己的命太苦。
的确，母亲一直都在受苦。我的姥爷一家是轮子行。姥爷赶大车，舅舅在南柳巷赶马车，家中生活极困难。母亲三四岁开始拣煤渣，为了帮家中干活，没有裹脚，出天花没钱治，落了满脸的麻子。十七岁和父亲结婚时屋里就一个炕和一床半旧的被褥。两人感情虽好，可是三十二岁上便守了寡，孤儿寡母苦熬岁月。
我站在门槛上，手扶着门框，看到母亲顿足痛哭的情景，我的心都碎了。
这一切在我天真幼小的心灵深处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渐渐地母亲冷静下来，看着围在她身旁哭泣的我们姊弟四个，说：“我就盼着你们了，你们长大后只要有一个有出息，咱们全家就不会再受这些窝囊气！”我紧咬嘴唇，不住地向母亲点头，心里暗暗发誓说：这个家靠我了，我得学本事挣钱！只要能学到本事，多苦我也不怕。我长大了，决不让母亲再受穷。我们家一定得过上好日子，给他们看看。
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穷困。学戏的条件也越来越困难了。
许德义师傅搭上杨小楼先生的班子，白天戏改为夜戏，早晨起得晚，不再去梨园公会练功。朱桂芳先生搭上梅兰芳先生的班，经常出外。吴先生准备要搭马连良的班。此时马先生已和朱琴心先生分手自己挑班，郝（寿臣）老师的地位已升到二牌。过去花脸均应在旦、武生的后边，这样一来旦角和武生只能找年轻的演员配，所以旦角请了王幼卿（王瑶卿的侄子），武生约了吴先生。于是这几位先生都无暇顾我，我学戏没了着落。
1927年春季，我的戏迷伙伴裘盛戎进了富连成科班，更使我焦灼不安，无止无休地蘑菇母亲去找董二爷想办法，找地方正式学戏。在生活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母亲万般无奈咬着牙同意了我的要求，几次去董二爷家请他帮忙。
恰好这年冬月，董二爷的侄子从山东烟台的戏班来京置办刀、枪把子，住在董二爷家。他看见我，觉得不错，同意带我到山东和女武生懿万春一起给他当徒弟。若是愿意，立个字据就跟他走。我高兴得跳啊！蹦啊！回家去说服母亲。第二天，母亲带我到董老先生家里去立字据，谁知他却对母亲说：“细想起来此事欠妥。你带着孩子不容易，他此去千里之遥，一立了字据，七八年不能回来，在外边若有个好歹……我没给你帮忙，反而害了你们。”我一听这话碴，学戏的事又告吹了，顿时急了，说：“您不答应，我自己去，走也走到烟台把老师找着，不怕他不要我。”董老先生见我决心如此之大，左右为难，不知所措。最后，他的老伴——董二奶奶出面解了围。她对我说：“这样吧，今天你先跟你母亲回去，我给你担个保。明儿让你二姥爷去富连成科班打听打听，若能要你，不省得去烟台了吗？这样你戏也学成了，还不用离开你妈，有多好哇！”董二爷说：“能去富连成倒是好，不过，科班苦哇！”
董二奶奶看见母亲一听说科班苦，脸上就露出难色，又接着说：“哪儿学戏不苦哇！人家名角的孩子不也照样送去吗？谭家的富英不就是吗？人家受得了，他就受不了？再说，真有点事，你妈妈也能去看看你。”这几句话可真管事，我立即破涕为笑，说：“那行，二姥爷，什么时候能去？”
“你别着急，一半天就让他去科班给你说说去，你回家听信儿吧。”董二奶奶说。
提起董二奶奶来，她在梨园界确实称得上是个“人物”。她性格爽朗，热心，爱管“闲事”。很能助人为乐，办事爽快，因此大家很喜欢这位董二奶奶。
董老先生又是梨园公会的组织者之一，所以上至四大须生、四大名旦，下至基层底包演员，无人不认识她、不尊敬她。董二奶奶给我家也帮过不少的忙。
她很同情母亲的遭遇，在我们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几次出面担保，我们才借到利息钱。如今为我学戏又费了不少苦心，所以我是非常感谢这二老的。
1949年，董老先生死后，董二奶奶一直活到九十多岁。他们无儿无女，每逢年节我都请她到家里做客，每月还要送些钱给她。大约1965年我和爱人、女儿去看她，这是见她的最后一面了。
到富连成科班学习，梨园子弟入学很容易，外行子弟要家贫的，能吃苦的，还要有个好保人，最好是有些基础的，入科就能演点戏，不用从头教起，吃闲饭。董老先生找到富连成科班的叶春善老先生，把我两岁丧父，家境贫寒的情况介绍一遍，又将拜许德义为师练功，给尚小云配演丁山的事夸奖一番。
叶老先生同意看看，但因已近腊月，科班很忙，要过年后再说。董老一再要求提前，才订了腊月初二这一天带我去见见。
初二这天，我信心十足地跟着董老去科班参加考试。
一进富连成科班的大门，我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院里罩棚下面是学生练功的地方，静得鸦雀无声。我被带到正厅，叶老先生坐在中间，旁边还有几位先生，都不说话。董老和叶老互相作揖寒暄过后，叶老先生问：“你都会什么呀？”我挺挺胸脯，将身子站得笔直，一口气背道：“文戏会《南阳关》的伍云昭，《汾河湾》的薛丁山；武功会拿顶、下腰、踢腿、飞脚、虎跳、键子，虎跳前蹦开了，‘过’时还得抄一下；把子功会小五套，快枪、大刀下场，另外还会‘起霸’。”叶老点点头说：“说话倒挺冲，你溜几个虎跳，翻几个键子我看看。”我迅速地脱掉腿上的棉套裤（戏班人因要练功，棉裤穿脱不便，只穿夹裤，做两个棉裤腿，齐大腿根套好，有带和腰带系上），跑了几个虎跳、键子。这都是许师傅给开的范儿。他的范儿正，我又真练，虎跳等看着很直，也很地道。叶老连连点头。又让我念了《南阳关》伍云昭上场时的引子——“威风飘荡，统雄师，镇守南阳”，嗓音高且亮。叶老说：“得了，甭唱了，董二爷说行，那还有错？过了年就来吧！”我站在董老先生的身后直拿手拖他的衣服，向他示意，等不及了。董老先生明白我的意思，向叶老作了个揖说：“您收下这个孩子，可真是行了好事，他家里现在正过不下去呢！这孩子心又太急，让他年前进来，我也就踏实了。”叶老说：“把皇历拿来看看吧！”查看后又说，“那就腊月初五吧，这天是‘除危定日黄’，正是个好日子。”听到这话，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回家后，我兴高采烈地将这个大喜的消息告诉母亲，母亲想到我总算找到了所向往的地方、有了饭碗，脸上也微微露出了笑容。她马上给我张罗拆洗被褥，又借了点钱给我把被子添絮些新棉花。初四下午全部准备停当了。
这三天对我来讲，可太难熬了！我天亮盼天黑，天黑盼天亮，时间过得仿佛比往常慢多了，这三天简直就像过了三个月。
初四下午，我入富连成科班的保人——董二爷拿来入科班的契约。它是个大红纸摺，封面用墨笔写着“关书大发”四个字，摺内写的是：立关书人×××，今将×××，年××岁，志愿投于×××名下为徒，习学梨园生计，言明七年为满，凡于限期内所得银钱，俱归社中收入，在科期间，一切食宿衣履均由科班负担，无故禁止回家，不准中途退学，否则由中保人承管。倘有天灾疾病，各由天命。如遇私逃等情，须两家寻找。年满谢师，但凭天良。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立关书人×××画押
中保人×××画押
年 月 日吉利。
母亲一听，七年在科期间不许回家，不许退学，天灾疾病，各由天命，顿时泪如泉涌，迟迟不忍在上面画押。事情到了这一步，母亲哪能阻拦住我去实现多年的愿望，哪能改变我早已下定的决心呢？我满心欢喜，无所畏惧地伸手沾红印油，替母亲按下了手印。
晚饭，母亲一口也没吃。深夜，我很快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偶然醒来，蒙眬间看见母亲还坐在炕沿看着我，用衣襟擦着她那双早已哭得红肿了的眼睛。
第二天，即1927年腊月初五（阴历），天还黑黑的，我猛然醒来，睁开眼，立刻起来穿衣服。刚刚入睡的母亲被我吵醒了，哥哥、姐姐们也都起来准备给我送行。
“到了科班要听师傅的话，少挨些打。”
“过几天我就去看你，给你送点‘鱼钻沙’吃。”
“别打架，有事儿多问问大群子（盛戎），他比你先去几个月，懂得些规矩。”
一路上，母亲一边哭一边反复叮咛，好像我此去是九死一生似的。我虽然一一点头答应，心却早飞到了日思夜想，对我来说还带有些神秘色彩的富连成科班去了。几天来我的心一直在沸腾。腊月前后是北京最冷的日子，嗖嗖的西北风刮在脸上，但我心里却感到暖烘烘的。
母亲将我送到富连成科班门口，我自己拿着行李、契约，走进院门。院子尽头是大影壁，我要转过影壁墙时，回头看见母亲依旧站在大门旁向我张望着，不断地用手擦眼睛。我不禁鼻孔发酸了。我迅速地绕过影壁，用手背抹去泪痕，走过穿堂……
从此，我开始了新的学艺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