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爱莲（1916-2006），广东新会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着名舞蹈艺术家。曾任中国舞蹈协会主席。1981年伦敦皇家舞蹈学院在门厅里安放了她的头像雕塑（1939年由英籍着名雕塑家维利·苏科普创作）。
幸遇恩师安东·道林
大约在我十一岁时，母亲有了找工作的念头。因为父亲赌钱老输，家庭生活状况日益恶化，母亲不想坐以待毙，但她一直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经验。为了提高生存能力，她先去了英国专门学习裁剪，继而又转道巴黎学做毡帽。学成后母亲回到了特立尼达，她从英国给我带来了一本杂志——《舞蹈时代》，里面除了有很多舞蹈照片外还有大量评论文章，集中评论两位世界着名的芭蕾艺术家，一位是安东·道林，一位是阿莉西娅·玛科娃。我对他们非常崇拜，就写信给他们，向他们索要签名照片作为留念。令人高兴的是，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在给安东·道林的信中，我这样写道：“从《舞蹈时代》杂志上，我看到有关您少年时代学习经历的报道，我现在准备到伦敦去您曾经求学过的那家芭蕾舞学校学习，不知那所学校现在的情形怎样，我冒昧地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指导。”安东·道林给我回了亲笔信，他这样答复我：“那个学校你不必去了，到伦敦后，你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来找我……”我高兴极了！这是我与这位舞蹈大师交往的开始。
1930年，母亲带上我和姐姐坐上海船，历经颠簸到达了英国的南部海港城市。我们下船后转乘火车来到英国的首都——伦敦。第二天，母亲带我到了安东·道林那里。
那时年轻的道林风华正茂、光彩照人，他没有建立学校，只在家里设有一个不大的工作室，用来练功教学。他对我说：“我的教室比较小，最多只能容纳六个学生，现在正好有个学生离开了，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学。”我当然很高兴，因为道林不仅是国际知名的芭蕾艺术家，更是个经验丰富的良师。我的班上一共六名学生，三个成人，一个是道林的舞伴——阿莉西娅·玛科娃；一个波兰舞蹈家娜塔莎，我忘了她的姓，只记得最开始的字母是G；还有一个，是着名舞蹈演员道莉斯·桑。此外，还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我，当时还差两个月十五岁，刚刚开始发育，身材比较胖。其余两个孩子的年龄与我相仿。
一个是温迪·托伊，她很小就经常去参加比赛，英国有个为盲童筹款的专门组织叫“阳光”，温迪常去参加它的活动和比赛。我记得她跳过一个墨西哥舞蹈，手拿一顶大草帽，扔在台中央，她和着民间音乐在帽子边上跳来跳去，很好看！后来她成为着名的音乐剧舞蹈编导。另一个孩子，是布里奇特·哈特威格（Brigitte Hartwig），后来她成了“名人”，在美国改名薇拉·左林娜，是巴兰钦的第二任夫人。我们三个少女因为年龄小，出于安全的考虑，每次都是由母亲们陪伴着来上课。
我的舞蹈水平可以达到道林的专业演员课的要求，只是我没有学过Chainne（平转），因为特立尼达的老师走得早，还没来得及教。在课上遇到这个动作时，我就做另一个行进旋转舞步来代替。一次，当我不按老师的要求，又做自己的动作时，布里奇特的妈妈马上说：“爱琳（我的英文名字）做得不对！”道林却说：“没关系，让她感受什么是舞蹈的愉快！”
当时的英国，跳芭蕾舞的都是白人，不像现在，什么肤色的人都有跳芭蕾的。我是华人，学芭蕾比较晚，加上个子矮，进不了芭蕾舞团。我的老师对我说：“你应该做一件事——让别人看你的演出。”我说：“我进不了芭蕾舞团的，因为我长得矮。”他鼓励我说：“没有关系，在什么地方跳都可以，只要有观众就行。”我问：“去饭馆给吃饭的人跳，可以吗？”他说：“可以。”于是我就找在饭店、餐厅跳舞的工作。可我不喜欢那种环境，加上观众不是欣赏我的艺术而是只为看我的腿，很快我就不再跳这种舞了。很多人都说，学芭蕾是件枯燥的事情，甚至还有人说芭蕾是门残酷的艺术，但我的体会正相反，芭蕾是快乐的。尤其是上安东·道林的芭蕾课，完全是一种享受！他的组合那么富于乐感，那么舒畅，毫无苦涩可言。我练了那么多年芭蕾，从未有过“苦”的感受，只知道用功就行，因为我遵循的是老师传授给我的科学的芭蕾训练方法。实际上，很多“苦”并非来自芭蕾本身，而是不合理的训练方法以及生活方式，如睡眠不足、饮食不当、排练过度等。“苦”是自找的，不是芭蕾的原因！
安东·道林工作室有一个小更衣间。一天，我在里面换衣服时听一个同学讲：“我昨天去看了列加特（古雪夫的老师）的课，他的课非常棒！”另一个同学说，阿莉西娅·玛科娃和安东·道林还到艾斯塔费也娃（Astafieva）那里上课，那儿也很精彩。她们的谈话对我有启发，我想应该了解一下这三位老师。
于是我也去看列加特等人的教学。我感觉课虽然好，但对我当时的水平来说难度较大。通过比较，我发现道林的课依然是杰出的。
有个像安东·道林那样的教员非常重要，因为不好的教员会教坏学生。
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学习的时候，我就有了区分教员好与差的能力。我敢说，当时我见到的好的芭蕾教员不超过五个。四十年后，我为中央芭蕾舞团找教员同样坚持这一原则，当时纽瑞耶夫很帮忙，他建议我说：“美国的斯坦利·威廉姆是一个很好的教员，你们应该请他；还有一个俄罗斯教员，年纪大了，不要等他死了再请！”我非常赞同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教员培养体系，在英国，即使是有名的演员想教课，也必须先进学校接受培训，才能获得执教资格。
接受其他名师的指点
有一次上课时布里奇特的妈妈问我：“除了上课之外，你还到什么地方练功？”我说：“我只到这里来。”我那时还小，并不懂得芭蕾舞要每天都上课的道理，我在特立尼达每周也只上一次课，这里一周有三次芭蕾课，我已经感到很幸福了。布里奇特的妈妈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应该每天都上课才对！布里奇特除了去这里上课外，每周还要去玛丽·兰伯特那里上课，如果你愿意，我也可以带你一起去。”于是我开始了每周六天的习舞生涯。
兰伯特和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创建者德·瓦卢瓦是英国芭蕾的先驱者，她们又都是在佳吉列夫芭蕾舞团师承着名的芭蕾大师恩利科·切凯蒂。
当年德·瓦卢瓦是佳吉列夫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演员，而兰伯特早年学习的是Jagues‐Dalcroze体系——通过人体动作韵律，训练音乐感的一种音乐教育方法。佳吉列夫请兰伯特到该团教演员如何在排练尼金斯基的《春之祭》时，听懂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随之而舞。兰伯特就是在该团向芭蕾大师切凯蒂学舞，而俄罗斯学派的基础也是切凯蒂学派，因为从1890年到1910年期间，他在圣彼得堡皇家剧院和学校培养了一代着名演员和教员，其中包括巴甫洛娃、尼金斯基和瓦岗诺娃。他的许多课堂组合被吸收到彼季帕的着名舞剧中。道林也属于切凯蒂学派，因为他曾是佳吉列夫芭蕾舞团的演员。由此可见英国芭蕾的基础是切凯蒂学派。
兰伯特当时有个小型演出团和舞台，地方虽小，但功能不俗。那里不光培养演员，还培养编导。英国最初的编导，像弗雷德里克·阿什顿、安东尼·图德、安德里·霍华德、沃特·高尔等等，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因此兰伯特的功劳是相当大的。我也很高兴，正是在那里，我结识了一位英国朋友，她经常在兰伯特因故不能教学的时候替她上课，后来她成了纽瑞耶夫的英国妈妈，她就是穆德·劳伊德。当然，我也有幸认识了阿什顿、图德等一批后来闻名世界的大编导。阿什顿这个人很淘气，他时常会在课堂里搞“恶作剧”，模仿他人，而且惟妙惟肖。只要老师背过身去，他就会施展绝技，让所有在场的人无法不开怀大笑！安东尼·图德也是个幽默的天才，但风格与阿什顿不同，是略带酸楚的那一种，也是很有意思。我与安东尼·图德一直保持了几十年的通信联系。
我一生都十分幸运，一直受到周围的人，父母、同学，特别是老师的鼓励。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英国有感情的原因——因为我的老师们在那里。我们团去英国演出，有人不相信我的身世，问道林：“您的学生里怎么可能有一个中国小孩呢？”道林对他说：“当然可能了，因为她有天才的素质！”只有兰伯特一人例外。她在自传《水银》（Quick Silver）中说：“我的学生戴爱莲是一般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30年代初，是英国芭蕾诞生的初期，兰伯特首先想为舞团培养演员和编导。然而我的个子小，比英国姑娘矮得多，当群舞演员都没希望。加上当时只有白种人学芭蕾，因此我成了一个“不合适”的人。虽然如此，我还是能多年坚持学习，因为我特别喜欢上芭蕾课，参不参加演出都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兰伯特芭蕾舞团是第一个访华的西方芭蕾舞团。我到机场去欢迎兰伯特，并陪同她参观仅有三年历史的北京舞蹈学校，当时我是校长。兰伯特对我说：“我的学生中，你最有成就。”我认为此话夸张了。她的学生中有英国着名编导和芭蕾艺术家，其中许多人对芭蕾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我感到自己在芭蕾方面的成就不如他们。
当年最鼓励我的是常来看课的着名舞蹈评论家阿诺德·赫斯科。他常说我是个可爱的孩子。另外，当时着名的作家和出版商休瑞·布门特非常支持我。他拥有世界着名的芭蕾书店，并撰写《切凯蒂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帮助记录和保存切凯蒂体系。他慷慨地破例把书借给我这个买不起书的穷学生看。我每次只借一本，阅读时小心翼翼，不把书弄脏，还给他时仍然像新的一样。我一生都感谢他对我的帮助，使我受到关于芭蕾历史和芭蕾教学法等方面的教育。
我参观的第二个学校是克拉斯克‐莱恩芭蕾学校。克拉斯克早年也是佳吉列夫芭蕾舞团演员，后来任切凯蒂伦敦学校的助手。切凯蒂回意大利后学校更名。我认为她的课非常了不起，决定在此上课，不需要访问其他老师了。
我在她的高级班上课，男女合班，有不少专业演员，其中包括瑞典皇家芭蕾舞团艺术总监斯基平和澳大利亚芭蕾舞团创始人冯·普拉格，以及着名编导图德等。我感到克拉斯克的课非常规范，有明确的标准，没有模棱两可的做法。
她的眼睛像鹰一般敏锐，能一下子抓住学生在力量运用中的优缺点，进行有效的指导。她的教学讲究高质量的古典芭蕾动作和线条，明确教导学生们如何完成。她还根据学生每个人的特点和条件提出要求。我的个子矮，腿不直。她教我如何注意姿态的角度，和气质的运用，给人以高大的感觉。总之，她的学生能力很强，有耐力，规格，动作优美和谐，弹跳无比轻盈。每次上完她的课，我总感觉自己的身体特别轻，走在马路上好像没有地心吸引力，腾空似的。我非常感谢她教我的一切以及对我的鼓励。克拉斯克学校是男女合班，我父亲破产后，她免费教我。我没钱买足尖鞋，无法与女同学一起练足尖动作，我就和男舞者一起练，学习他们的动作，甚至空转能转一圈半。女同学都羡慕我的弹跳能力，因此后来我有能力也喜欢教男班。这个学校还有创作课，我曾根据德彪西的音乐编舞。另一位老师莱恩还让我免费参加教员训练班，当时我没兴趣，只上了一堂课。今天回想起来有些后悔。
玛格丽特·克拉斯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应安东尼·图德之邀赴美，在国家级的芭蕾舞团做教员，也是美国芭蕾舞剧院的第一任教员，而后她成立了自己的芭蕾舞学校。后来美国芭蕾舞界公认克拉斯克是美国芭蕾的先驱。
1932年，我第一次在英国登台表演，我在场面宏伟的歌剧《海华沙之歌》（H iaw atha）中担任群舞。这个节目是根据美国诗人Long Fellow的描写印第安人的叙事诗改编的，每年夏天都演出。第二年参加演出时，我担任比较重要位置的群舞角色。我曾在一张剧照中，看到前面的斜坡上有我。我想可能是因为我长得黑，有点像印第安人，因此比较受重视。
学习现代舞的表演艺术
我在英国将古典芭蕾可学的东西差不多都学到了，但这并不令我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