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现代艺术正在西方世界蓬勃发展，音乐、美术等领域里新的风格、技巧层出不穷，彻底突破了以往工整、写实的创作模式。然而当时的芭蕾缺乏创新精神，芭蕾舞是技艺性很强的艺术，身体的“开度”是从事舞蹈表演的前提条件，也正因为如此，芭蕾舞缺乏自然的表现力，表演比较程式化。这时我看到了现代舞蹈家玛丽·魏格曼的演出，并且被现代舞深深地打动了。以前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一种舞蹈，在舞台上像“发电”一样的夺人心魄，但她的舞蹈却有这样的震撼力，整个剧院都被感动了！我主观判断，魏格曼一定受了非洲舞蹈的影响，因为她的舞脚跺得很厉害，很有非洲舞的影子，力度极强。我第一次认识到舞蹈可以像其他艺术一样，具有强烈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这说明舞蹈种类相互间的吸收很广、范围很大。之后不久，我又听说有个人叫拉班，他的舞蹈当时有一个专用德文名词，我德文不好，不知道怎么念，但译到英文后为“中欧舞蹈”，因为它来自中欧洲，并不称“现代舞”。拉班理论也是逐渐发展以后真正完善的。
魏格曼的舞团中的演员莱斯莉·巴若斯‐古森斯在伦敦开了一个现代舞工作室。她丈夫是英国最着名的双簧管演奏家。我很想尝试一下现代舞的滋味，于是去那个工作室学习。她在教学中已经用了一些拉班的理论，她要求：做动作要有意识，不能光做动作。比如，要做一个“圆圈”动作，心里要有“圆”的感觉，要有空间的意念感。
工作室的学员人数不多，一共有不到十个学生。当时现代舞在英国尚属于新生事物，而且它与芭蕾又是互相轻视、互相对立的，现代舞演员与芭蕾舞演员泾渭分明，不能“共处”。我是学芭蕾舞的，因此有人对我有敌意（并非因为我是华人），可我是为了多学些东西，故此依旧去上她的课。在那里，我也上了创作课。我这个人有个从小养成的脾气，争强好胜不服人，就是你越看不起我，我越要表现得好点儿给你看。眼前就是，你越挑剔我，我就越要搞一个现代舞作品让你看看我比你还现代！坎家姐妹帮我找了普罗科菲耶夫的《三个橙子的爱情》里的一段进行曲，根据这个曲子，我编了一个叫《进行曲》的舞蹈。演出时把他们都震住了，所有人大吃一惊！这个作品后来成了我的保留节目。回国演出时，人们说它很像是从武术演化来的，可实际上我并未研究过中国武术。我的教师当时也说，现代舞正处于发展阶段，它很有表现力，但缺乏技巧，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建立一些技巧。我便建议可以借鉴一些芭蕾技巧，可此意却引起了波澜！当时现代舞者的观点是“芭蕾已经过时了”，因此我的意见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只有一个人支持我的观点）。为了不影响他人的观念，老师便不希望我再来上课，把我开除了！
我还希望积累现代舞的经验，正好有一对来自科隆的现代舞蹈家，先生恩斯特·伯克是德英混血儿，夫人洛娣是犹太人，希特勒上台后，他们移民到英国，成立了恩斯特‐洛娣·伯克舞蹈团，我申请加入该团。在此团中只有五六名女演员，大部分是英国人，其中有位挪威人莉莉恩·艾斯伯耐克，她是我的好朋友（后来她成为欧美舞蹈疗法的先驱者，非常有名）。这些现代舞团成员，多师承魏格曼体系，但并非都是魏格曼的模仿者，莱斯莉·巴若斯、恩斯特·伯克即是，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格，绝对不同。现代舞的宗旨是传达和说明问题，不是表现自己。这与我们今天的舞蹈要么因袭照搬他人、要么炫耀自身，是有本质区别的。有些人写文章说我为魏格曼倾倒，其实不是这样的。
魏格曼吸引我的是她对舞蹈有其独特的入门手法。我并没有企图模仿她，但她让我懂得，人们在从事舞蹈时，可以探索自己的道路。
恩斯特编舞时进行了许多探索。当时英国有个面具剧院，请他编个面具舞蹈。于是我们先学习如何做面具，用代用粘土做模型，用制型纸做面具，然后戴着它跳舞。这次实践让我学会戴面具舞蹈时头部动作和表情要夸大，以便使动作和感情更有感染力，能穿过面具，传递给观众。同时我又有了一项新的爱好，用旧报纸和胶水做成各种面具。粘纸时我注意要顺着人的脸部肌肉粘贴，以塑造不同的表情，然后用颜料涂色。人们开始喜欢我的面具，向我购买，作为墙上装饰品或壁灯的灯罩。这使我有了新的生活来源。
我在恩斯特‐洛娣·伯克舞蹈团演出了差不多有两年时间，在此期间，我做了独舞演员。恩斯特的夫人是团里的主要演员，她舞技并不高超，只是在舞台上比较好看而已，类似芭蕾演员里的爱德·鲁宾斯坦。当时他们夫妇因为无法把存款带出德国，因此必须回德国购物，他们邀我也一同前往，我出于对异邦的兴趣，更何况我很想有些额外收入，于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在德国的两周我每天和恩斯特夫妇在一起。当地东方人罕见，人们走过都回头看我，使我突然明白，他们请我去德国是为了掩护洛娣这位黑发的典型犹太美女。将世人的注意力引到我这儿（因我是东方人），在客观上能削弱了他夫人的危险系数。他们安排我住在私人小店里，女主人很友好，她曾对我谈起因为要接待一名重要旅客，政府允许她多买一块黄油，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德国人的生活物资何等短缺。纳粹德国还有许多其他规定：不在人行横道过马路要惩罚；十字路口有各种废物回收桶，为了制造枪炮收集各种金属，谁要把铝桶、牙膏皮扔在垃圾桶中，就被认为是犯罪。但最令人难受的是人民的恐怖感。不论你走在路上还是坐在餐馆中，都可以看到人们在不断左顾右盼。我感到他们是害怕被党卫军抓走。虽然我没有理由紧张，但在德国的两周中我也养成了这个习惯。直到我踏上英国国土时，才松了一口气。我们坐汽车去柏林和海诺威，有很多公路是平坦笔直的，每过一段能看到路边停着飞机、大炮。当时我带了一架照相机，经过柏林的着名政府大厦时，我从敞篷车中站起。洛娣马上拉住我说：“如有人看见，会逮捕你。”这些是我对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印象。
贫困而充实的艺术家生涯
我很幸运，在英国有很多艺术家朋友，我通过他们学了很多东西。其中一家姓坎，有两姐妹，一个兄弟。大女儿学绘画，她经常带我参观博物馆；小女儿弹钢琴。每次我尝试编舞，姐姐就是我的服装设计师，妹妹帮我找音乐、为我伴奏。妹妹的男友是一名钢琴老师——着名钢琴家乔治·伍德豪斯的助手，他使我对钢琴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深化。以前我总觉得，钢琴不像提琴那样需要自己“创作”音，调音师调整、固定好音高后，我只管弹奏就是了，并未想到如何能让音色好听，于是我的老师——大师的助手给我讲解音锤为什么是那个样子，手如何下落才能使音色圆润，如何使用脚踏板变换声音感觉等，而这些在特立尼达时从未有人教过我。他让我认识了琴的结构，了解了音色、音质的变化和不同的表现力后，我真正懂得了钢琴的创作。我的手不算大，跨度只有“一个8度”，演奏复杂的钢琴曲是有困难的。老师便教我前后拉手指，一个一个做，以弥补我手指条件的先天不足。他不但教我钢琴，还使我有机会常去聆听伍德豪斯的音乐课。伍德豪斯对我学习舞蹈很感兴趣，一次他问我编了什么舞，我告诉他编了一个叫《卖花姑娘》的舞蹈，音乐选用的是《波斯广场》这首曲子。他提出想看看我创作的这个舞蹈。我便将地毯卷起来，给他跳了一遍。这个舞蹈当时是我为了在饭馆表演而作的，带有较强的商业性。他看罢对我说：“你要搞舞蹈艺术，就应该选择高明的音乐。”他的忠告令我很感动。这是我艺术上的“转折点”，我小时候只知道动，现在修养提高了，懂得欣赏严肃艺术了，音乐、绘画等等我都和朋友去看，也逐渐看出点“门道”了。这一切对我提高艺术修养都是大有益处的。
热心指导我的伍德豪斯的助手后来改行做了摄影师，因为钢琴无法维持他的生活。我记得他经常让我做他的拍摄对象，他“锻炼”摄影技术，至今我还存有两张他给我拍的照片。70年代“开放”后，我曾努力寻找过我的“钢琴朋友”和那一家人，很可惜没有找到。我一生不会忘记他们！是他们，让我对艺术痴迷了！
1936年，父亲因为破产，便催促我们尽快回家，否则他无法再负担我们的生活了。当时我大姐已经结婚，这里只剩下二姐和我需要资助。我当时想：“还应继续学习下去，现在回去，我当然可以教舞蹈为生，但这并不是我的目的，我不能回去！”第二天二姐回特立尼达了，我一个人留了下来。父亲给我的钱，付房租没问题，但余下的部分只够吃两天饭，这逼迫我必须经常“打工”，才能养活自己。英国的牛奶公司有送货上门的服务项目，除送牛奶外，还送奶糕、奶酪。这些东西够我吃一个礼拜的。奶费一周交纳一次，遇到无钱付账时，我总是请求宽限一星期，但有时，我真的连饭钱都没有挣到。
为了生计，我打扫卫生、在电影里“跑龙套”、做服装模特儿等，什么都干，最有趣的是在电视台跳舞。英国是电视的发祥地，最早期的电视节目的化妆是白、灰、黑三色，因为那时只有黑白电视机。虽然这种化妆有背生活常理，但在电视镜头里出现，效果却很好。此外当时的电视摄像机是不能动的，表演范围是一个“三角形”的，与舞台完全不同，我只有前后的活动空间，左右几乎无法移动，否则就“出画”了。每周我就是在这个区域里现场表演一次舞蹈，基本都是即兴发挥。我还曾为摄影家做模特儿，但最多的还是做美术模特儿，每次工作坐的时间很长。伦敦地方很大，我时常疲于奔命，甚至为没有路费而发愁。然而这些“零碎事”，竟然对我的舞蹈事业有帮助，它们让我了解了舞台的使用、灯光与色彩的关系以及舞美设计等一系列与舞蹈表演有关的事情。
我是30年代到英国的，那时正值英国社会经济“大萧条”时期，所有人相对都很辛苦。我因为不知道从前的英国是个什么状况，只知道目前的英国，因此感觉英国大概本来如此。当时，在英国的艺术家大多数是穷人。
在伦敦的富人区，有一位南非来的老太太，非常喜欢艺术，只要有艺术家到伦敦造访，她都要请他们到自家做客。她家有一个屋顶花园，每次艺术家聚会，她都请我去跳舞。有一次，一位我非常崇拜的外国钢琴家来玩，老太太介绍我与他见面，站在他面前，我当时只顾激动，“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老太太对我很好，每次演完，我都能得到一点报酬；她也常送东西给我。她告诉我说：“我有‘青光眼’，不久就会瞎的。”想到她孤单一人，无依无靠，又对我关怀备至，我很难过。我真心地向她表示：“我可以侍候你！”她却说：“你还年轻，还有前途，我不能耽误你的。”像这样好心肠的有钱人并不多，我曾向刚到英国时认识的那家富户求助，他们总说：“真对不起，我们的钱实在没有富余的。”
有钱人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因为他们从未尝过“饿肚子”的滋味。而艺术家则不同，他们自己是穷的，懂得我的感受。记得我有个女朋友，名字叫席勒，是个歌唱演员，她曾在严寒时分打电话给我：“亲爱的，你来我这里吧，我的火烧得正旺，你可以暖和暖和！”在现代舞团时，有个同事告诉我：“我有个学生想学现代舞，你来教他吧。”那时，只有艺术家才会真正帮助你！
我有一位来自南非的画家朋友，他反对种族主义，在南非监狱里待了很久。出狱后，他偕当演员的妻子到了英国。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我找到了工作，请你来吃饭，饭后我们看演出。”在英国，一出剧目首演之后，都会在舞台上聚餐，今天正好是他担任舞美设计的节目演出。当我到达时，碰巧见到他手里提着两个纸盒，打开一看，里面是面包和洋葱。他对我说：“对不起，他们还没给我钱，今天晚上我们只能吃面包加洋葱汤了。”其实，我对食物绝无特殊要求，只要能果腹充饥，什么东西都是美食！不一会儿，汤端上来了，可里面却是一片金黄，原来他稀里糊涂地用颜料盆做了烧锅，结果把一餐“美味”全搅了！弄得大家只能以面包和盐打发这顿晚饭。
这还没完，因为演出结束后，主创人员要盛装出席“总谢幕”。为此，我的朋友借了一套“晚礼服”穿上，但他不会打领结，他夫人和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另外，为了不至于弄脏衣服，他特意叫了去剧场的出租车。他那倒霉的领结，在车里不停地掉着，我与她夫人又不停地帮他搞上去，很狼狈！演出的确相当精彩，演的是莎士比亚的话剧，非常有传统。我的朋友兴奋极了，他不停地鼓掌，那领结还是不停地在掉；临近结束，他说要准备谢幕了，可当他上台时，那个领结已完全掉下来了！四十年后，我再回英国，通过当年认识的另一南非朋友与他相见了！他现在从事木偶表演工作，有个很知名的木偶剧院，还有一个流动的舞台。我很高兴又见到了老朋友。他告诉我，那晚的事他至今记得，离开我们以后，他的那双倒霉的鞋（也是借的）也跟他过不去，让他从楼梯上滑了下去，从二楼一直摔到了一楼，他是踉跄着跑进后台的。那个领结很可能是“摔”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