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对我说:“我现在心绪很坏,没有办法画画,你还是另找工作做吧。”原定好的谋生计划又“吹”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正在这时,我生命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出现了。
我与威利的开始
威利·苏考普是奥地利人,1907年生。他四岁开始在石板上画画,画了一棵树,她母亲将画拿给相关的老师看。老师看后甚感惊讶,四岁的孩子能画出这样的画,实在有些异乎寻常!这说明他很有艺术天赋。他父亲是个制鞋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地利人民生活很艰苦,威利家吃饭都成了问题。苦难的生活使他很早就自食其力,他找到一份工作——雕刻雨伞头和象牙盒子,白天在艺术学校学习,晚上工作,一天的时间总是紧绷绷的。后来,他开始在所在的艺术学校教雕塑课。1934年的一天,达亭顿学校主任的秘书来参观,看了他的课,便邀请他去达亭顿访问三个月,从事雕塑创作,还可以出售一些作品。他带上自己的作品和雕塑工具来了。我认识威利,是在参观他的工作室的时候。当时正面临着两星期“真空”的恐惧。
他是单身汉,自己不“开伙”,只在学校的餐厅就餐,我们也在那里时常碰面。汉斯·哈克洛斯是他的好友,我们因此而彼此熟悉了。当汉斯表明他不能请我替他工作的“立场”时,正好我们三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听完汉斯的话,威利马上接过来说:“我很羡慕汉斯,他有经济条件请你,我很想为你雕塑,但我是穷艺术家。”我说:“我不是为了赚钱做事情的,只要有地方住、能自己做饭,就满足了。”在英国,餐厅的价格不菲,长时间在那里吃绝对承受不起,达亭顿也不例外。我在伦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自己做饭的。我对威利说:“如果你的钱能够应付两个人的生活,我可以为你做饭,保证你吃饱!”他说:“没问题。可我没有地方给你住,我的工作室里倒是有个垫子,如果你能将就,不怕睡地板,就可以在那里住。”“没关系的!”我年轻,当然不怕这个,所以就一口答应了。
威利·苏考普的性格温柔友善,可工作起来却异常勤奋。我每天都仔细观察他是怎么工作的。我觉得这个人虽然是一个艺术家,但又像一个工人,每天耐心地和泥巴打交道,捏来捏去地没有终结。一天,他正在创作时突然皱起了眉头,我于是问他怎么了。他说:“世界大战开始了,我的未婚妻西蒙在法国过暑假,我怕她困在法国回不来了!”那个时候,我特别敬重他,希望他好,就尽量安慰他。我说:“你知道吗?世界上不论什么事情,只要有开始,就会有结束。战争虽然开始了,但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听了我的话后,他的眉头舒展开了。没过两天,他的眉头又皱起来了。我问他:“你还有什么事情?”他说:“我妈妈(她家在奥地利维也纳)本来每两年来英国看我一次,帮我补衣服。可是现在打仗了,她恐怕来不成了。”我说:“这没有关系嘛!我可以给你补衣服。”我在特立尼达时上的是女子学校,学过补袜子、补衣服,还学过绣花,所以我会一些针线活。我给他补衣服的时候,他还穿上试一试,很滑稽地看着衣服破的地方。
星期天,我陪他到森林里散步。遇到路上有水的地方,他怕我踩着水,就把我抱过去。走着,走着,他忽然问我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回答是1916年5月10日,他告诉我他的未婚妻西蒙的生日是1917年5月10日。他已经订婚,因而对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也知道我们是相见恨晚了!
一天,他告诉我每天正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总有人来参观,于是思路就被打断了,只好停下来。当时,我想了一个办法:天不亮时,我就起床给他准备早饭,吃完早饭天刚刚亮,他就马上开始工作,一直到有人来参观的时候,他就去休息。他同意了。就这样,我给他做饭,不要他的钱,他也没有钱;他给我饭吃,给我地方住。我们配合得也很好,他也工作得很顺利。四十年后我们重逢时共同回忆了当年的情景,他说当时我们像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
我们是用煤油炉子做饭,可是有一次炉子出了毛病,他又正好出去了。
饭做不成,我就在花园里一边采花,一边张望着他回来的路。他回来了,看见我叫了起来:“你穿得那么漂亮,但我不会接受你的(是指谈恋爱)!”我说:“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是没有事情干!我没有那么滑头,不是为了讨你喜欢,你放心吧。”
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什么东西都能修理;为人又好,我喜欢美术,跟他在一起只有两周的时间,但我感到非常舒畅,我不知道他对我的感受如何?反正我认识了这个人,也真的爱上了这个人!我们两人的思想、经历有很多共同之处。威利出生在贫困家庭,父亲是鞋匠。他告诉我自己曾想去苏联,后来应邀到英国工作。虽然我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开始比较富裕,但父亲破产后,我的生活也是贫困的,因此我们有共同语言。另外我们所受的天主教教育也相似,我们也都不去教堂做礼拜。当时我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我有阶级意识,认为自己是无产者。于是对威利说:“我感到西蒙对你不合适,她来自资产阶级家庭。”无奈威利已经承诺和西蒙结婚了,他要遵守诺言。
学校开学后,我就回去了。西蒙开学后好多天才赶来上课,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当时威利在别的中学兼课,其他人不知道。西蒙没找到他,可能经别人指点,就来找我了。不久,威利和西蒙相会了。平常他都是穿工作服的,可是他的未婚妻来了,自然要打扮一番,穿上奥地利山区的民族服装,帽子上还插着羽毛。他的未婚妻家里是在法国开银行的,很有钱。看见他们两个衣装笔挺地并排走过,我怒火中烧,忌妒得要命!因为我已经爱上这个人了!可是我怎么办?他们有钱,我没有钱,他们又已经订了婚!哎!我知道我没有希望了,也就不跟他说什么了!当时我就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忘了他。
这段恋情发生在短短的两周中,却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一直在努力忘记。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爱上过别人,一旦分手就忘了。所以当我爱上威利的时候,我想以后也会照样忘了他。然而我没有忘记,我的悲剧也就在于此:我很想忘了他,但却总也忘不了!
因为威利是奥地利人,当时奥地利已同德国合并,属于法西斯帝国。他申请加入英国籍,没有被批准,所以他被送到加拿大去了。到了圣诞节前,尤斯告诉我因为英国已在9月3日向德国宣战,学校只能坚持到12月。
他说:“学校要关门,我无法对你的未来负责。既然你来自东方,我写信介绍你去找着名印度舞蹈家Rad Gopal,他的舞团在英国巡回演出,目前他在南汉浦顿。”
我知道我必须离开达亭顿,于是我坐大轿车去伦敦,途经南汉浦顿时,我去拜访这位舞蹈家。他告诉我他的舞团初办,只能负担六位演员。因此我继续前往伦敦,从那回到了祖国。临走前,我去信告诉威利:我要走了。后来我又从香港给他去信,希望能保持联系。
我在香港逗留不到一年时,收到他们的来信。这时西蒙全家已从法国逃往美国。西蒙曾想去加拿大找他,没有得到批准。他去加拿大九个月后,拿到了英国国籍,因此被召回英国。威利写信说他不再等西蒙,并抱怨我不该走得那么快!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如果我不离开,我的生活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威利很多地方与我相通,他不是中国人,但他有适应能力。即使我当时不回国,在英国与他结婚,同样还要带他到中国来,我不可能在英国待一辈子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我需要“认祖归宗”。
其实,他本质上也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不管在哪里,只要能正常工作就行,生活条件如何,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地利的生活特别困难,威利的父亲自杀了,后来他本想到苏联去的,可是没有去成。他又没有工作,生活很困难,经常在退潮后到海滩上捡东西吃,甚至要找鸟窝、捡鸟蛋充饥。这个人很善良,他捡食了鸟蛋,心中总有一种恐惧,好像自己是个扼杀生命的罪犯似的。他认为一个生命给破坏了是天大的罪孽!他后来有一件雕塑作品,专门表现了鸟蛋和小鸟的内容:作品是一个蛋壳,里面有一只小鸟。这个雕塑面积很大,放在英国伦敦市中心利津公园的一个动物园里。我有这个雕塑的照片,是他送给我的。
有一次他给我写信,说是生活状况极差,向我求援。我当时已回国,并已结婚,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可是我还是很想帮助他。我想:如果他这样的艺术家来中国生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给他写信,说:“如果你有路费就来中国吧!我会帮你找个工作,解决生活问题。”可是他没有来,可能是没有路费吧。其实,如果他真的来了,我也有很多困难,因为我已经结婚了。
后来有一次他又给我写信说:“我现在很悲痛!”他正在刻一个石碑,题材是个会唱歌的姑娘,她只有一条腿,可能是英国伦敦遭轰炸的时候被炸掉的。
他为她的遭遇而心恸,并打算与她结婚。他就是这样一个既善良又有同情心的人!
1949年,北京解放了,我想:我的新生活也开始了!以往的岁月应该画一个“句号”了。我应该完全忘掉这个人,让这个人从我的心里走开!因为就在那年,他给我寄来一张照片,他们夫妇和一个一岁多的儿子,我一看,就感觉到他们很幸福!这倒使我释然了,放心了很多。同年,我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就想一定要找个英国代表,给威利一家捎点儿小礼物,但是英国人没有找到,正好遇到一个要回国的奥地利代表,于是托他把东西带给威利的妈妈,我有他妈妈的地址。我想以后他们母子见面时,威利会收到我的东西。后来,他真的收到了。
我与威利的结束
“文革”时,我总在想,威利现在生活得怎样?父亲和姐姐情况又如何(当时母亲已经过世了)?头脑中翻来覆去竟然总是这些内容。我“半解放”的时候,很多人让我去找周恩来总理帮忙解决问题,我总觉得不能麻烦总理,他已经够难的了,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事去给他“添乱”!我倒是去找过廖承志,因为我回国时,廖梦醒是我第一个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至今,我与廖家的友谊已持续了五代人,我问廖承志:“我能不能给在海外的家人写信?”他说:“你可以写家信,这没什么错误。”于是,我写信到特立尼达岛和英国。过了好长时间,我了解到二姐已仙逝,大姐不知去向(很久以后才联系上),威利也无音信。一直到1978年,有一位苏格兰朋友帕特里夏·威尔逊要回国休假(她当时在华教英文),问我有无亲友需要找寻?我开了名单给他。其中包括安东·道林、埃瓦·盖斯特(他夫人——安·赫钦森是我的老同学、好朋友,舞谱专家,我回国后她一直与我保持联系,对中国“拉班舞谱学会”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我大姐和威利。很幸运,帕特里夏找到了威利。在他的工作室,她看到了威利为我雕的头像的照片,她对威利说:“这个东西非常好,还有没有,我很想买一件。”威利告诉他:“东西还有,只是我这里太乱,那个头像在仓库里储存着。”帕特里夏说:“哎呀,那么好的艺术品,放在仓库里,不让人欣赏,太可惜了!”于是,她花五百英镑买了一尊我的头像。她很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雕塑作品,所以就和当时的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总监埃瓦·盖斯特商量,埃瓦决定将我的头像安置在学院大厅里,帕特里夏把头像长期借给该学院,并写明自己去世后送给学院。我六十五岁生日时参加了头像隆重的安置仪式,那个头像是混凝土复制品。
第一个是赤土陶的,还有三个复制品是用松香纤维或制型纸或石膏做的。帕特里夏给我带回许多威利的工作照片,后面写着这样的字:“爱莲,你的耳朵一定在发烧了,因为我们老在谈论关于你的一切!”1978年,英国独立电视台导演查理·耐恩从老邻居帕特里夏那里听说了中国的事情,也听说我这个人,这引起了他的兴趣,表示一定要拍摄一部关于我的电影。他很快来到中国,到中央芭蕾舞团采访、拍摄,回去制作了一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内容反映的是中国芭蕾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央芭蕾舞团在停演《天鹅湖》十五年之后,把它再次展现在舞台上的过程,其中有很大篇幅在写我。我只允许他拍我的工作,他也不希望我们特意为他准备什么,因为他要看到真实的中国。影片是在这种情况下摄制完成的。1979年夏,我首次返回英国时,他请我住在他家中,并请我到电视台帮助剪辑片子。
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中国》。开始我认为过大,可看过样片后,我感到非常合适,因为它从中央芭蕾舞团的变迁,折射出整个中国的发展轨迹,体现了共性的东西,所以我同意了。这部纪录片曾在美国的国际电影节获奖,很多老师、同学、朋友、同仁,都从电视节目中看了这部片子,反响强烈。中央芭蕾舞团1986年去英国演出时,电视台重播了这部影片,查理曾自豪地对我说:“多少年了,这部片子现在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1979年在英国伦敦举办了“拉班百年诞辰纪念”的国际会议。西蒙作为拉班中心的高级教师,最先邀请我去英国参加会议,那时我们刚刚“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