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开幕那天,我们晚到了一点儿,走进会议厅我见到了两位老师西格·雷德和莉莎·乌尔曼和许多老同学,所有的人都非常激动。那天我在会上介绍了我如何在中国运用拉班的理论,与会者对此反应非常强烈。令我尤为高兴的是,我和威利在会场见面了。虽然远隔四十载,一切仿佛昨日一般。几天后,西蒙请两位老师和我们到她家中吃晚饭。当时威利兴奋不已。雷德对威利说:“今天晚上,你太活跃了,说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威利说:“因为我有好朋友来啦!”后来,威利到我的住所来看我,他那天身穿白色西装,非常潇洒。
我们坐在房后的花园里长谈了我们分离后的四十年。查理在一旁不停地为我们拍照……我对威利说:“多少年了,我一直无法忘记你!”他说:“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事实上你已经结过两次婚,你的两个丈夫又都抛弃你了,这是怎么回事?”
威利的话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两次婚姻。当年我认识叶浅予,首先是我看到了他的速写作品,感觉他很有才华、很了不起。在香港,我们相处了一年的时间,我并不知道他是知名画家(到重庆后,我才明白他的地位),只是凭直觉感到他这个人的画不一般,崇拜他的才华和能力。另外,他这个人形象很好,长得很漂亮,而且又是进步人士、《今日中国》杂志的负责人,与“保卫中国同盟”联系紧密……我觉得,这个人有那么多的优点,我一定会爱上他!若能真正爱上他,我就能忘了以往的一切。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既然有了这样的抉择,我就要付出努力。首先应该让他了解我的过去,这样他才可能更好地帮助我。但每当我提到威利的事情,叶浅予都不要听,他认为那是我个人过去的私事。
在与叶浅予共同生活的十年中,我总感到他不理解我。虽然他非常爱我,但我却没有像最初想象的那样深深爱上他。所以婚后,我一直无法忘却威利,我心里依然爱着威利。
在工作中,叶浅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为我设计服装和广告画,在演出中处处为我服务。对此我很感激。然而,我们的心不能贴得很紧,直到最后,他也没有真正理解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我耐心等了十年,最终还是失望,我决定提出离婚。
提出离婚时我有思想准备,叶浅予一定会很难受的,然而我不愿再这样和他共同生活下去了。但是每当想到他的母亲时,我心中很不好受。老太太很喜欢我,一直对我很好。我们离婚时,家里人没有告诉老太太,把这件事瞒了很久。后来,叶浅予和王人美(中国着名电影演员)结婚。王人美人很好,但身体不太好。每当王人美生病时,老太太就说:“还是爱莲好,还是爱莲好。”
叶浅予的女儿叶明明从十岁起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很内向,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我很喜欢她,当我和叶浅予的感情不太融洽时,我就把心中的爱倾注在明明身上,但却没有意识到明明对我也有着深厚的感情。过了许多年,明明结婚后到云南办训练班,她从昆明写信来说非常想念我。直到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我们之间的母女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叶浅予的儿子没有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甚至没有见过他。建国初期,他来北京找我,因为他喜欢绘画,我介绍他到华北大学三部(后来美术队并入美术学院)学习美术。我未曾抚养过他,也不认为离婚会影响到这个儿子。但当他得知我和叶浅予离婚的消息时,大哭大喊:“我没有妈妈了!我没有妈妈了!”
虽然我是后来才了解到孩子们对我的感情的,但这种感情却让我铭记至今。
叶浅予的许多老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和叶浅予离婚。我们曾一起经历抗战、逃难的艰苦生活。在我的艺术生涯中,他对我的舞蹈事业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因此,朋友们认为我提出离婚是不近人情的,是他们理解不了的。朋友们和叶浅予的女儿明明多次劝我和叶浅予复婚,但当时我无法向他们解释。我想,现在也许这些老朋友们会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和叶浅予复婚,因为我的心、我的感情一直在威利的身上。
我因感到自己的家庭生活不幸福而离婚。此时的威利却拥有自己的幸福家庭,我也希望自己有幸福的家庭生活。这导致了我的第二次婚姻。为了忘却威利,我想找个伴侣。我在排演《和平鸽》时和同事丁宁合作得很融洽,他比我年轻得多。当时我认为嫁个同行,在工作中能相互合作,生活也会幸福。于是1956年,我和丁宁结婚了。然而婚后不久,我就后悔了:我对他的性格和为人缺乏了解。1957年“反右”时,我想借故提出离婚,当时领导没有同意。“文革”时,丁宁提出离婚,这回我不怪他,他是和我“划清界限”。
我这一生,结婚两次,又离婚两次。回想起来,叶浅予是值得尊重的,是永远的朋友。但丁宁这个人,我已当他不存在了。
从1979年起,我从事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几乎每年都去英国或途经英国,有机会就去拜访威利和西蒙。在英国期间,我曾陪威利看雕塑展览,一起散步。和威利会面,我总是感到幸福和愉快。我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和聊不完的事。
20世纪80年代,我请威利夫妇来中国。因为他的夫人西蒙是我在英国尤斯‐雷德舞蹈学校学习时的同班同学,后来一直做舞蹈编导教学工作,并且是从拉班系统入手的。当时,我认为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蹈编导的模式比较死板。如果能请西蒙来,也许能用其他方法刺激一下我们的舞蹈创作,这对我们是大有裨益的。我希望他们夫妇同来,因为威利应该来中国看看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博物馆——敦煌莫高窟,我请美协给他发了个邀请。
他们一同到了,住在北京饭店。西蒙的费用由北京舞蹈学院负担,威利的餐费准备由舞蹈学院的曲皓老师解决,所以看来情况会一切顺利。西蒙上课时,我陪威利去中央美术学院交流、参观、拜访知名画家和雕塑家,如刘开渠、吴作人、叶浅予(他本人不在,是女儿叶明明接待的)等。有时中午我自费陪他们吃饭,了解他和西蒙各方面的情况。教学结束后,我请他们去了敦煌。
在兰州,西蒙病了,不能走远,我们就在兰州待了四天,由我带威利参观、散步。一次,在大街上,威利遇到一位年纪很大的中国老太太,两人互相点头笑笑,便开始对话。这一幕非常有趣:一个英国老头和一个中国老太太,一个说英语,一个讲陕西方言,各说各的,又似乎能相互理解,最后还握手互道再见,感觉相当美好、和谐!还有一次散步,我看到一只旧的马蹄铁,这在国外是吉利的象征,表明你运气好。我拣起来,送给威利。他说:“不不,运气是你得到的,应该归你!”我说:“我的运气已经够好的了,这东西你一定要拿上。”
他推辞不过,就带上了。这只马蹄铁一直挂在他的工作室中。他去世后,他的家人把它又还给了我。
因为行程较紧,西蒙要赶回去开学,所以就打消了去敦煌的念头,转道去了西安。我们去了西安美术学院,参观了兵马俑的部分修复工作,他提了很多问题。整个过程,他特别兴奋,一回到旅馆,他就把我抬了起来,高兴地要和我跳舞!只可惜,那一次没有去成敦煌,直到今天为止,我也未能如愿。
1993年,西蒙去世了,当时我在伦敦。
1994年,威利独居时轻度中风。其实,他在80年代也曾轻度中风。这次,威利问我:“你能留下来陪伴我吗?”我当时心中没有把握,问他:“你的子女会同意吗?我不愿做出令你的家属不悦之事。”他说:“他们肯定会同意的。”正像威利所说的,他的儿女确实非常希望我能陪伴他们的父亲。他们都知道威利在中国有个好朋友。威利的儿子在英格兰,工作很忙;女儿在美国,也有工作。我能陪伴威利的话,对他们是一种安慰。儿子米歇尔告诉我,他们曾试图为父亲找保姆、管家,威利都不同意,他只希望我能和他做伴。
从这个时候起,我公开地和威利相处,照顾他的生活。到1995年威利去世时,我一直都在他的身边。“你真像天使一般好!”米歇尔对我说:“你们有个开始,也有个结束。”如今,米歇尔是我的干儿子,他的孩子们都叫我奶奶。
感悟芭蕾舞艺术
我常对人讲,我有两个“爷爷”,我是他们的徒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