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权（1919-1993），江苏宜兴人。着名歌唱家。主演歌剧有《秋子》、《茶花女》等。着有《17世纪着名法国音乐家吕利对早期歌剧的贡献》。
童年的歌
人到晚年，总会怀旧。童年时居住的旧屋，走过的街垒，一次开心的游戏，一个天真的美梦，都会在半个多世纪后的脑海中片片断断地浮现，而最令我难忘的是童年的歌。
1919年4月12日，我出生在江苏宜兴县城。父亲教私塾，妈妈是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我在家排行第七，后来先后死去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不仅在兄弟姐妹中，即使在祖祖辈辈中，我家也没有人与音乐有缘。只记得小时候，父亲有时心情郁闷，便在桌旁独饮独酌。其时，我总悄悄地倚在他腿旁，分吃几粒五香米、花生豆之类。他有时借酒都难以消愁，便长吁短叹，间或哼几句“黑头”，这就是我们家对我的最早的音乐启蒙。
我就读的那个小学有一台脚踏风琴，它是个可望不可即的神秘东西。每当我看到先生在弹它，就忍不住把脸贴在窗上，一边听一边看。我真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把心爱的歌弹出来。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美妙的音乐更能打动人的了。那里是充满诗情画意的世界，是任人的思绪自由驰骋的天地；它让人回忆起悠长的岁月，它让人憧憬未来的美景。我喜欢唱歌，我和同学们唱过《摇船歌》，它启示我不要害怕风浪；我还唱过《苏武牧羊》，唱着它，眼前总会出现饮雪吞毡而终不屈服的刚强汉子；“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歌声会使我遥想着远行的人；“可怜的秋香”，则时时催湿我的双眼。我的生活再也离不开歌。
初中时，学校有位女教师叫胡幽文，她教我们音乐，是一位对学生总是充满着舔犊之情的人。她见我站在她门外，便亲切地问我：“想弹吗？”我迫不及待地说：“想弹。”我坐在钢琴前，弹出的琴就像呀呀学语的孩童声，完全是稚拙的，但这声音也让我激动了许久。我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我的选择和爱好遭到了家中的群起反对。教书的父亲和当医生的哥哥很生气，他们毫不掩饰对这个行当的轻视。也难怪他们，唱歌的人在当时无异于“戏子”。他们既严厉又恳切：“咱们家是规矩人，你的学习又很好，怎么能去唱歌呢？”我一言不发，我知道我难以说服父亲和哥哥。有时他们的唠叨也会激怒我，我对他们说过：“掉头也要干！”
倔强的性格使我选择了这条路。几十年来，我在这条路上屡经坎坷，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谁也不会说我走的是一条充满着幸福和欢乐的路，但我也想过，如果人死后真的还能转世的话，我还要义无反顾地走这条路。
启蒙者
一个人的启蒙教师常常会决定他的一生。
十七岁那时，我终于拒绝了家中苦口婆心的劝说，去投考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钢琴专业。胡幽文老师亲自陪我去了杭州。那时从苏州到杭州大多走水路。夜晚听着船底流淌的哗哗的水声，心里很激动，仿佛奔向自己久已向往的理想的彼岸。我紧张局促不安的心情被老师看出来了，她不断地给我鼓劲，并断言我一定会考上。
老师的预言是准确的，我考取了这个学校。
对于迷恋于专业的学生来说，是用不着学校督促的。我从来都把练琴当作一种享受。当美妙的旋律从手指间飘逸出来，又在琴房内回荡，我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无限美妙的世界中。但在一次钢琴系必修的合唱课分声部试唱时，老师说我的嗓音在声乐系也是难得的，劝我一定转到声乐专业去。我只能听从老师的劝告，但我也提出一个条件，那便是继续学习钢琴。
到了声乐系，声乐老师自然要摸一下新生的底。老师问：“你随便给我唱支歌，好吗？”当着新老师的面，我自然愿唱一支能表达自己演唱风格的歌，我唱了一首中国的《摇船歌》。老师随着我的节拍，不停地微微颔首。唱完后，他微笑着用有些生硬的中国话说：“我不大明白歌曲的含义，你能不能用英语唱一首？”
这位老师是典型的俄罗斯人，身材慓悍壮实，那厚实的胸膛像一座音箱，能发出洪亮浑厚的声音。他叫马巽，曾经是旧俄宫廷里一位极好的男低音、声乐教师和合唱指挥。我们都很敬重他，也从心底里佩服他。
我用英文唱了《只有你的眼睛使我陶醉》和《桑塔露齐亚》，他虽然没有当场给予什么赞许，但自此以后给我这个学生增添了更多的“小灶”。他让我用心听自己每一个声音的音质、音色，辨别它们的好坏。
他不客气地对我讲：“你总爱用大嗓门唱歌，唱一会儿脸就发红了，这是由于缺少科学的发声方法。你要放松，体会自己肌体的松弛感和舒适感，把气吸到深处，再均匀地呼气，要让整个呼吸支持自己歌唱。”一次，他点了一支蜡烛在嘴前不远处，然后舒适地吸了一口气，用中等音量边唱边沿墙走了几圈，那烛光始终平稳如初，声音也始终柔和结实，这简直把我看呆了。他又让我唱。我吸气时，肩头和胸部都不自觉地紧张地抬了起来，他帮我矫正了姿势，让我双肩和胸部自然地放松。当空气吸到腹部周围时，我顿时感到身体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舒展感，过去那种紧张僵持、猛闯或涣散也随之消失了。对于唱歌时的呼吸，我第一次领会到它的真谛。一位有真才实学的老师，会对一个蹒跚学步的学生产生怎样的影响啊！
他的教学完全是用西洋声乐训练方法，这对尚缺少科学发声方法的中国学生来说，完全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我至今仍然深切地感到，中国的声乐艺术靠封闭性的自身完善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它应该从外国接受某种新的营养。记得他在讲声乐中不可缺少的头腔共鸣时，用了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没有头腔共鸣的任何一个声部的任何一个声音，就如同没有珐琅的牙齿，毫无光彩。”他十分谨慎地用他自己的听觉和感觉，判断着我们的听觉和感觉，让我们准确地指挥各种器官，调配得恰到好处而发出美好的声音。
他还带给我小提琴家克莱斯勒演奏的《圣母颂》的唱片，使我领悟到乐器和人声之间存在着多么微妙的感应，这使我后来在器乐中除去钢琴外还逐渐地更爱听中提琴和大提琴、木管中的单簧管以及铜管中的圆号等等。在我练习发声或歌唱时，也会常常联想到它们的音色，引起我许多极为美好的遐想。当然，人的声音不可能变成乐器。但我深深感到，人的大脑思维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和感受艺术，更重要的是有可能进一步帮助我们调节人声的音色。许多乐器演奏家常以自己能演奏出“如歌”的音色而欣慰不已，我想是十分有道理的。我的学校除音乐外，还有绘画、图案、雕塑、国画等系，有机会接触到许多不同的艺术，这对我声乐学习是非常有益的。
为了达到艺术成功的彼岸，我像一个吃力的划桨者，一桨一桨地划，我觉得，到达目的地是那么遥远。我不由想起当今一些年轻的歌唱家，他们中不乏有才华的人，条件比过去更不知好上多少倍，但真正达到全身心地入迷境界的人并不多，也许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体验到失落感。
这个学年终了的最后一课，马巽老师给我一首俄罗斯作品《夜莺》，他说：“虽然你不懂俄文，但你用英文也会唱好的。假期里我去上海，如果你也去上海就到我家来上课。”后来我果真去了。令人非常担忧的是，他生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整日卧床不起。我见他浮肿的脸庞和困倦的双眼，心里涌起一阵酸楚。他打起精神说：“唱几首歌好吗？”我点点头，到外间屋子的琴边唱给他听。这虽然不是演出，但我的认真劲不亚于任何一次登台。我几乎把他这一年里教我的东西全唱了，最后又唱了那首《夜莺》。我发现，两行动情的泪从他混浊的眼内滚落下来，洒在枕头上。我的师母默默地从他床边走来同我坐在一起，她把《夜莺》的俄文诗用印刷体写了出来，又用英语简单地解释了一下，就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教我读，让我用我自己能记住的任何文字或符号准确地记下来。那情景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忆犹新。第二年五六月，我得知老师病故，师母转来了老师签名的一张相片。此时此刻我无话可说，“惟有泪千行”了。
流亡学生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饱经忧患的一代，历史似乎恰恰需要这一代人作出点牺牲。我们青年时代赶上日本的侵略，接着又是内战，解放后最初几年刚刚得到安定，却又被无休止的运动弄得无法安宁。所幸的是晚年总算能够全身心地钻研艺术了，然而最好的年华毕竟已经过去了。我多么羡慕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投身到自己挚爱的艺术事业中，我真为他们感到庆幸。
我十八九岁时，战事日益紧张，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整个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我们在逃难、奔波和饥饿中学习，我们的艺专也成了流亡大学。学校在颠沛流离中迁到湖南沅陵。学校里没有老师，运到这里的琴和资料很少，流亡学生们都养成了抢时间自学的好习惯。我借到了古诺的《浮士德》和威尔地的《弄臣》两套唱片及《浮士德》的声乐和钢琴伴奏的谱子。
说来都让今天的音乐工作者感到惊奇，我们作为音乐院校的学生，大多因当时的条件竟没有看过完整的歌剧。我只能听着唱片，凭自己的想象，由模糊到清晰，创造故事的意境和人物。我用黑色画魔鬼、红色画浮士德、粉色画西贝尔、黄色画玛莎、蓝色画玛格丽特，我凭自己的感觉，用色彩分辨它们。好久以后，我见到了总谱才认识它们。在音乐的海洋里，我常沉溺不醒。那真是一个动人魂魄的世界。
1938年，学校所在地沅江洪水泛滥，学生们饱尝了饥饿的滋味。我们历尽艰辛辗转到了贵阳，不久又赶上日机在贵阳轰炸。那情景惨不忍睹。惊魂未定的我们又逃到昆明，我参加了抗日宣传队。我们白天爬几十里山，晚上参加演出。山谷中、广场上、纷乱的街头，都是我们唤起民众的大舞台。我们唱《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演《放下你的鞭子》，亡国的屈辱感常撩拨着我们的心，我们让多少同胞随着歌声潸然泪下，而我们的哭声也常常融汇在其中。
不久，学校又迁到昆明市郊安江村，在几间破庙里开了课。可惜只上了几课，师生们又转到四川青木关。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求学的，这一切都没能动摇我们刻苦学习的意志。记得在流亡中我只找到一本贺绿汀的《和声学》，我把它视为珍宝。由于自学的困难，只能在听唱片时注意各种和弦的变化和转调。为了准确地演唱外国作品，我不再满足于学唱，而是设法让傅雷大师给我补习法文。他将我听唱片自学的法国作品《燕子》、《卡地斯姑娘》从朗读到朗诵，一词一句地给我讲解和具体指导。经过这样的学习，我认识到过去的发音是似是而非和含糊不清的，这种唱法也许会取悦于许多观众，但搞艺术是决不能取巧的。我深感傅雷大师的造诣之深是罕见的，他虽然不是音乐家，可对音乐的理解却不比音乐家逊色。他让我听了莫扎特和肖邦的许多交响乐、协奏曲和奏鸣曲，评介音乐并讲他们的故事，使我对这二位作曲家的印象特别深。莫扎特那些清晰活泼的主题和肖邦完满深情的旋律，常在我脑中回旋，使我在流亡的生活中不断地涌起对童年和故乡的怀念。而能让人产生如此深沉情感的音乐作品是并不多见的。
1942年，我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独唱音乐会。就像一个作家写出第一本书、一个画家开第一次画展，那种激动和愉快之情是不言而喻的。自此，每当我登上舞台，面对照射在身上的灯光和黑压压的聚精会神的观众，我就有一种一定要唱好的欲望，那是我生活中最大的快慰了。
留学生涯
我所以曾成为天主教徒，很重要的原因是被宗教音乐吸引的。在重庆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老师请我去天主教堂唱歌，我只会一首古诺的《圣母颂》，它称得上是宗教内容的歌曲。也许是周围那种极为庄严肃穆的气氛，以及风琴丰富的音色和悠扬的曲调，使我感到拉丁文的颂词跟音乐竟结合得如此浑然一体。后来每次演唱，我在情绪上总会不自觉地出现一种仰望苍天、超脱尘世的宗教感。《圣母颂》使我感到那样恳切朴实，完全没有天地之间的距离。
1946年，当我在上海的一些教堂唱圣诗时，了解到美国罗城的纳萨瑞斯学院设有音乐奖学金，于是决定申请报考。经过听我唱和弹琴的面试，并由校本部审核了我寄去的学习成绩后，同意给我免伙食费、住宿费和学费的奖学金，自己仅负担旅费和其他生活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