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下来，我反而踌躇了。那时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和丈夫莫桂新商量，他反倒比我坚决。他说：“去吧！机会这么难得，我会照顾好孩子的。”其实，我的犹豫也包含着对他的挂念。在音专时，女孩子常常会被人追求。我对这类事比较冷漠。我痴迷的心全交给音乐了，因此在男同学中对我有“孤傲”的评价。但我与莫桂新从相识到了解后，我也不再是没有感情的冷血女性了。他人很潇洒、英俊，言语中充满着幽默和风趣。有时他在排球场上担任起凌厉的攻球手，使我不由得为之驻足。当然，最让我喜欢的还是他的歌喉，共同的志趣把我们的心拉得更近了。但我们都没有勇气捅破这层纸，只是战火让我们仓皇分离后，他从沅陵给正在重庆的我寄去了一封信，这封信使我高兴了许久。当我历尽路途的艰辛与他在沅陵会面时，一切疲倦都烟消云散了，内心涌动着初恋的甜蜜。我们曾一起跳进滚滚的沅江游泳，曾一起在山谷中歌唱，一起在遥远的路途上流亡。后来，终于在重庆的天主教堂里结婚。我们共同生活的时间还不足五年，又要分手了，而且是远去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
那时留学不像今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可以缩短国家间的距离。我要在海上漂泊二十天。当我乘坐的“戈登将军”号船缓缓离开吴淞口时，我目不转睛地遥望着码头上渐渐消逝的亲人，双眼完全模糊了。我的啜泣又有谁听见呢？当我到达旧金山时，口袋里只剩下十五块钱了，我必须为自己谋生而立即工作。在陌生的国度里，一切只能靠自己。我先是白天在一位医生家里照看两个小孩，晚上为公共宿舍做清洗工作，接着每周三次去教堂唱诗班唱歌，后来又在图书馆里当过管理员，还曾是伊斯曼·柯达胶片厂称职的卷片工。这些工作，除了解决我的经济困难外，也得到了语言和生活上的磨练。
那时，我只有几本谱子、几件单衣。我需要买书，置备冬秋衣物，这些都只能依靠自己苦干去解决。这段经历，使我对生活的艰难和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旧金山我找到了第一位指导教师，每次上课三十分钟，学费是十五元一课。也许是她看我这个穷学生经济拮据，也许是我的演唱还使她感到满意，她第二次上课就没有再收我的学费，并且常免费送我一些谱子。她把我过去唱的作品仔细加工，同时给我介绍了一些新作品，而磨下每一部新作品都要花费相当的工夫。像《睡神掠过婴儿的双眼》，需要我用初生婴儿那样单纯的感觉去调整音色，唱出接近圣乐但却是人间的纯美声音，准确地表达东方诗人的意境；呼吸有力而柔和，上身有一种明显的失重感。而《夏天的日子》的音乐，特别是它的节奏和线条，使我感到非常新颖。渐渐地，我熟悉了它们并领悟到它们独特的味儿。艺术的海洋是那样浩瀚，任凭怎样游弋，也没有尽头。我觉得自己像条蚕，拼命地吃着桑叶，吃饱了好回到故土，为国家和民族吐丝、结茧。无论我在校园的小径上独自徘徊，还是在奥克兰海湾大桥上行走，抑或到柯伦或金门剧院看音乐会，我总是惦念着万里以外的故土和亲人。那时，随着我学业的进步和事业上的成功，在美国立住脚，甚至把孩子、丈夫接去，也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了，但总觉得不如回自己的国家更踏实。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那里面当然有不少消极因素，不过也有应该继承的许多东西，像崇尚民族气节和不愿违背做人的道德，一直是我做人的准则。“飞鸟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也正是我当时的心境。我特别记得，一次演唱后，一位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小姐，你唱得真好，你是日本人吧？”我有些痛苦，为什么中国常被遗忘？我对她说：“老太太，我是中国人，就是大洋边最古老的国家。”从此，我脱下了当时学生流行的学生裙，换上了民族服装旗袍。
在结束旧金山的短期学习时，我举办了两场独唱会。我演唱了泰戈尔的《诗曲》。人们认为我作为中国人准确地表达了东方人的感情。评价是较有深度的。但对于《夏天的日子》，人们起初是怀疑的，而演唱完后则表示了某种惊异。我的老师听到热烈的掌声和不寻常的反响，没有像以往美国人的习惯一样送上鲜花，而是给我一句耳语：“我谢谢你！”她两眼涌满泪水，发出抑制不住的抽泣声。
1947年9月，我赶到纳萨瑞斯学院，除了主科外，还补修哲学、心理学、文学和神学，选学了钢琴、音乐欣赏、指挥、作品分析和法语课，还系统地学习了舒伯特、舒曼、李斯特、勃拉姆斯和施特劳斯等人的许多艺术歌曲。一年多以后，我又考上依斯特曼音乐学校的奖学金，攻读音乐文学硕士学位，并想取得演唱者证书。达到这个要求，必须准备一个个人独唱音乐会、一次与乐队的音乐会以及至少演唱四首歌剧中的主要角色的唱段，并且必须用五种语言演唱。所幸的是我达到了所有的要求。在一次外地剧团演出《卡门》时，我扮演了咪卡依拉，居然得到一百五十美元的报酬。在美国，我有机会涉猎各种流派的作品，越学越感到不够。在学习俄罗斯作品时，由于客观原因，是以第三外国语进行演唱，当然不够地道，这是对艺术的不忠实，我常感到遗憾。
在获得了美国音乐文学硕士、音乐会独唱家、歌剧艺术家的学衔后，我终于作出回国的决断。那时是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不久，美国把新中国描绘成一副青面獠牙的恐怖形象，有些人一再劝说我去台湾，但是我选择了去九龙的轮船，在九龙我没有上岸就直接换另一条轮船，回广州了。
黄金岁月
脚踏上祖国的大地，我想痛哭一场。真像一首歌中唱的：“胡桃花开吊吊长，远离家乡想亲娘。娘想儿来想到老，儿想娘来哭断肠。”我贪婪地吸吮着新生祖国清新的空气，兴奋地看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变了，完全变了！
我年轻时所见到的衰败、贫困、压榨以及时常见到的路边死尸、令人作呕的妓院都没有了！看着无忧无虑、精神焕发的行人，我好奇地停下来看他们，中国人的气质好像与过去都不同了。看见穿军装的解放军，我觉得亲切得让人下泪。我竟没有顾得上与朝思暮想的丈夫和女儿团聚，便搭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车开到与首都毗邻的天津，莫桂新已经从报上的报道中得知我的去向，带着孩子来天津站接我。我听到五年没有听到的“权”的熟悉声音，还有我每天都会想到的“妈妈”的喊叫，我的心都醉了，好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
在天津，莫桂新带我看了一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歌剧团上演的新歌剧《王贵与李香香》。那剧情令我十分感动，但我同时也感觉出，中国的歌剧尚处在萌芽状态，说白太多，音乐常常中断。在歌唱的声音方面，还处在一种自然状态，有时唱得很吃力、拘谨。只有序幕中的两位领唱者声音比较通顺，可是与剧中的各个角色的声音并不协调。我当时想，祖国的歌剧事业刚刚起步，我有责任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尽管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
到北京后我急于工作，便去考中央实验歌剧院。三位主考官都是文艺界有名的领导，一个是戏剧界老前辈、大艺术家欧阳予倩，另一位是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戏剧家李伯钊，还有一个是赵起扬同志。他们全神贯注却又不失亲切地听我演唱。从他们的表情看，我似乎被录取了。事后听说考官们给我的评语是：“炉火纯青，声音好听，像外国人。”我感到第三句话分量不轻，我虽然从国外接受了先进的演唱方法，但我不能忘记，潜伏于心底的生命之根依然是自己的民族性。
不久，我参加了《王贵与李香香》的序幕领唱。我也许只是把音乐唱了出来，其他方面我感到十分为难。我回国后的第一次公开演唱是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的庆祝晚会上。当时要求我必须用俄文唱苏联歌剧《青年近卫军》中的两段咏叹调。虽然有人给我讲了故事，分析了具体唱段的内容以及角色的性格特征，但由于我只会拼音和朗读，在气质、思想、感情的表达上总感到不太够。那次晚会我还唱了晋北民歌《绣荷包》，虽然掌声热烈，但对民歌唱法缺少钻研的我并没有唱好。当我回到后台，一位老同学冲进来高喊：“太好了！”我奇怪地问：“好在哪里？”他想了一下说：“你的声音真像外国人！”
我一句话没讲就回了家。又一次，在纪念民主德国国庆节的晚会上，当我唱完李斯特的《萝列莱》时，一些德国人把帽子抛向空中，跑进后台用德语对我讲：“我肯定你是在我们的莱茵河畔长大的……”我回答：“不，我是在中国长大的，我没去过德国。莱茵河只是我从海涅的诗里念到的。”这两次对我演唱的评价，竟会和我考入歌剧院时的意见如此一致。我想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我面前：安于现状，让自己停留在对祖国艺术宝藏的无知状态，等待一年有几次外事活动，唱唱各国不同作品应付工作呢，还是继续学习，了解和熟悉我们民族的音乐艺术，弥补自己的不足，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歌唱演员呢？我当然要选择后者。
于是，我从头至尾，一次不落地看团里排练《白毛女》。歌剧的许多地方使我激动不已。尤其是喜儿哭爹那一场，它使我再也不去苛求声音的干净、圆润、悦耳。我完全相信喜儿或者别的任何女孩子，当她满怀希望过一个新年，但一觉醒来却发现惟一的亲人死在雪地里时，她是会这样呼天抢地的。
这段旋律，我在民间哭丧中听到过，此时我深深地被吸引住了。在我周围，还常常听到陕北的鄠。如《夫妻识字》，非常爽朗而风趣；民歌《翻身道情》，又是那样奔放、激动人心。当我试着模仿它们时，却感到我的声音是那么无力。
对榆林小曲《五哥放羊》、《三十里铺》、《尼姑思凡》等，我虽能用上声音去试唱，但缺少民歌的韵味，更谈不上风格。好在我并未因害怕而不去尝试。我认真地观看了戏曲、音乐、舞蹈的汇演，时刻联想自己的声音，并给自己拟定了学习的项目——单弦、京韵大鼓、评弹、山东琴书、河南梆子等。歌舞团先请了刘怀林老师教我们单弦。由于我记下的谱子太简单，以致当我按谱唱时，就完全不是老师所唱的曲调了。后来我请求老师口授，才知道我把语言的音韵全丢失了。接着，良小楼老师来教京韵大鼓，我记谱有了改进，照谱唱时多少保留了些音韵。两位老师都夸我的声音好听，但就是不像唱曲艺，而是在唱“单弦歌”和“大鼓歌”。我觉得还要用心钻研。每天下班，只要晚上没有演出任务，我就骑上自行车，到西单、前门、天桥一带的小戏院和娱乐场所，和那些蹬三轮的、修鞋的、卖小吃的纯朴工人一起，入迷地观赏民间艺人的表演。祖国丰富多姿的声乐艺术开拓了我的眼界，使我的表演艺术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了进步。
在歌剧院里，我除去演出还担任着声乐教研组组长，莫桂新则做了指挥。
我曾在台下看过他几次演出，他挥洒自如地指挥整个乐团时，我很替他高兴。
但回到家中，我却是个“挑刺大王”，他什么地方不准确或有纰漏，我都一一指出，他还生过一次气，说我考核他比考核别人更苛刻。不过，事后也都变成了愉快的回忆。
我觉得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是最大的乐趣，我吃得饱，也睡得香。我在生活上也无所求，只感到我们夫妇挣的钱总是花不完，在剧院吃饭，常因工作晚了食堂关门，我就带上白米饭与一包五香花生米，吃得照样喷香。我的体重很快增添了十多斤，那的确是“心宽体胖”。后来我怀了第三个孩子，即使到了七个月也照样登台，产后不到五十天，又出现在舞台上，常常是演出下来奶水已湿透了几重衣服。最令我难忘的演出是歌剧《茶花女》，这也是我国第一次上演这样一部世界名着，我扮演了女主人公列奥列塔，每次登台都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这个剧连演一百余场，历久不衰，人民是需要这样的艺术的。
那一年我刚三十七岁，正是最好的年华。几十年来我常常在内心浩叹：如果永远是那样的日子该多好啊！
恶梦
从少年到中年，我痴迷地执着于艺术，但在政治上却是单纯的。尤其遇到50年代初期的盛世，我更感到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政治问题用不着我们操心，我们好好听话，拼命干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
我在政治上的无知有几件事很让人发笑。一次演出完了，一位身材魁梧的同志亲切地对我说：“你唱得不错。你脸部化妆了，可是你的手没有化妆，这是个疏忽啊！”我很佩服这位老同志，便问：“您贵姓？”这位同志笑了笑，用手抹了抹唇上两撇浓黑的胡须。旁边的同志说：“这是贺老总贺龙同志。”我非常抱歉地叫他：“贺龙同志！”还有一次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晚会上，李先念副总理与我说话，我也问了一句：“您贵姓？”李先念禁不住笑了起来，在一旁的周总理也忍不住大笑，并和蔼地说：“你还是不看报。”回想起来我真是幼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