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契约起码有两条可以保证:一是两家都一个心劲儿要我早成材了,因为早些登台演戏,两家都能早有收入,就不会一年教不了一两出戏了;二是吃穿在家,都在母亲的眼面前,不至于受委屈。有了这两条,我母亲明知是苛刻的规定也顾不得计较了。这个契约有一条是比较特殊的,那就是“写字”的年限有很大的伸缩性,一般“写字”,都是从“写字”之日算起的,这种算法对于师父来讲,是不太有把握的,因为若是学生成材晚,三年五年才能登台演戏,师父的收入显然少了。我的契约规定年限是从登台挣钱之日算起的,这样,即使我学艺后因为倒了仓,几年唱不了戏,师父也不用担心,因为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挣钱,什么时候才算开始酬敬师父,直到满七年,才能解除契约。这是个猴皮筋的契约,可长可短。
我“写字”拜师是1934年的事,具体日期已经记不得了。那张记载着这个日期的契约曾被我珍藏着,但在十年动乱之中,却被烧毁了。我只记得,我的“写字”拜师仪式是在打磨厂的一个叫“富寿堂”的饭店里举行的,王瑶卿先生出席了这个仪式。
王瑶卿先生是人们熟知的一位成就卓着的戏曲艺术家和戏曲教育家。
我从师李凌枫先生,以后就有了机会随先生到王瑶卿先生家求教。据王先生后来告诉我,说我本来经谭富英先生的管事赵士兴先生介绍,是要把我“写给”王先生的,因为王先生要求我住在他家学戏,我母亲随去陪住不方便,便作罢了。虽然如此,在我以后演戏的长期艺术实践中,王先生把我当成隔辈弟子,下了很大的心力培养我,我的许多戏都是他亲自教给我的。王瑶卿先生曾对我说过:“缉之(指我的师父)给你定的契约也太狠了点,我和他订的契约还是四六开呢!”又说:“若是唱戏由你制行头,就应该是三七开账,哪能对半开呢!”这些在王先生一眼就看出的较为苛刻的规定,当时的我是很难看出来的,而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有了较为深刻的体会。虽说我师父订的契约狠了点,但归根结底,还是旧社会造成的。
所幸的是,我的嗓子变声期很短,几乎是没觉得怎么样,就倒过仓了,所以,我就免受了一段倒仓之苦了。王瑶卿先生对我说过:“君秋,真怪哩,我就觉得你的嗓子没变过声似的,你的嗓子跟我年轻时一样,又脆又甜!”李凌枫先生有了我这样一个嗓子天分好的学生,也感到很得意,加上我自己又很努力,他对我就另眼看待了,他除了尽心教我学戏外,还经常用自行车带着我到别人家去教戏。到了人家家里,李先生坐下,双腿一搭,拿出胡琴往腿上一放,就说:“君秋,给大爷唱一段!”我就遵从师命,唱个《花园赠金》或《玉堂春》的唱段。唱完后,常要受到人家的夸赞。别人夸赞我时,李先生脸上总是喜盈盈地堆着笑容,然后兴致勃勃地再给别人的孩子说戏。我也挺愿意随师父到各家串,因为这样不仅我自己能有机会多见见世面,锻炼锻炼,而且当李先生给别人说戏时,我还能在旁边多学点,无形中我学的戏要比别人学得多些,学得快点。
我学戏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每天早起的第一课就是练功喊嗓,天色未明,我就起床,步行到北京城西南角的陶然亭一带练功喊嗓。
那时的陶然亭不像现在这样已经座落成一个美丽的公园,当时它还没有“公园”这个雅号,人们习惯称它为“窑台”。它的中心是一座天然的土丘,远远望见,土丘上有一座小巧玲珑的寺宇,这就是陶然亭。走到土丘下面,沿着顺坡就势铺筑的石阶,拾级而上,径直走到陶然亭寺宇的门前。寺宇里面,雕梁殿宇,玉阶明柱,配厢回廊,布局严谨,俨然像一座梦境般的神仙洞府。站在跨院平台之上,居高临下,所望见的景致就同寺院所见迥然两样了:土丘下面不远就是一大片芦苇塘。苇塘的周围则是一片丘陵地带,丘陵之上,荒野乱坟,风吹树动,满目萧条。传说这里曾经有过一段游人不绝的兴旺年景,吸引游客的所在便是寺院内的清末名妓——赛金花之墓,以及乾隆皇帝从西域请来的那位“出气如兰麝,浑身冒香汗”的贵妃——香妃的埋葬所在。游客多是文朋诗友、迁客骚人,他们常在陶然亭内以文相会,结社吟诗,借景生情,吊古伤今。后来,大概是由于此处乱坟日增的缘故,游人就日渐稀少了。而代替文人墨客而来的则是梨园子弟,这个地方成为他们喊嗓习艺的天然练功场所。
我练功喊嗓的地方多在土丘下面的芦苇塘内。在这里喊嗓有两个好处,一是地势开阔,望着远处喊嗓,不仅能日渐增强嗓音的素质,而且可以有意识地增强蓄气、运气的能力,力求使声音饱满持久,悠远不绝。这样的喊嗓应该是京戏演员必修的基本课程。如能持之以恒,练习得法,嗓音素质不好的可以变好,素质好的可以更好。据说,早年着名青衣演员陈德霖先生本来嗓音条件不太好,就是因为他坚持喊嗓,始终如一,逐渐练就一条清亮刚劲的嗓音,使得他的旦角演唱艺术成就卓着。我的嗓音条件比较好,但我仍然坚持喊嗓子。现在,我虽然年过花甲,而且在十几年动荡的日子里,长期被剥夺了演戏的权利,但当我重登舞台演出的时候,演唱起来,仍不觉吃力,我想,这应该说是我少年习艺时坚持喊嗓的一个收益吧!
在芦苇深处练功喊嗓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躲避闲人。开始去陶然亭喊嗓,由我师父陪着去,后来就是我一个人去了。我有点害羞,怕见生人,一到陶然亭,我就径直钻到芦苇深处,虽然天色未亮,但梨园行的人去那里的还是不少,天色渐明时,有些游人就会到这里散步来了。
去陶然亭喊嗓的日子久了,我的胆子也就逐渐大了点,我不仅锻炼自己各种口形的发音,而且还要打个“引子”,念几句话白,甚至高声唱一段,这就很容易吸引一些游客。真有一些好奇的游客竟循声觅影,钻到芦苇深处来找我。我为了节省周旋的时间,就常常同他们捉迷藏。只要听见芦苇响动,我就停止喊嗓,悄悄地换个地方。有时,实在躲不过,就同他们周旋几句,这样,也结识了一些青年朋友。
每天结束早功的喊嗓课之后,天才开始透亮。回家的路上,街面上的早点铺刚起火开张,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我也一点不能松劲儿,回到家,吃完早点,就忙着到师父家里去练功。我的把子功是由师父请姜玉佩先生教的。练完把子功,就由师父拉胡琴,给我吊嗓子,一直到吃中午饭。说实在的,吃完中午饭,身体疲倦得很,特别是三伏天,天气热,困劲上来,要是倒在床上,立刻就能睡着,可这时是不能休息的,因为学戏课开始了。
我学的第一出青衣开蒙戏是《王宝钏》(又名《红鬃烈马》)里的一折——《花园赠金》,这出戏唱的是西皮唱腔的各种板式,后来又学了《二进宫》,熟悉掌握了二黄唱腔的各种板式,然后再学《祭塔》,进一步学会了反二黄唱腔的各种板式。学会了以上三折戏,便基本掌握了青衣唱腔的各类曲调,以后,再学《苏三起解》、《祭江》、《算粮拜寿》等其他折子戏。除了从李凌枫先生学正工青衣戏外,还要学昆曲,以及京戏的花旦、武旦戏,这些课都是在下午进行的。
在家里吃完晚饭,我仍然不肯休息,抓紧时间温习一天所学的功课。我家住的是个大杂院,到了晚上,周围的邻居都要休息,我又唱又念就要影响他们,为此,我就想了一个方法来练习唱念。我家里有个装茶叶的大陶瓷罐子,口挺大,我把它拿来当个隔音器,里面装上水,嘴对着罐子口,念段“引子”,说个话白,唱个唱段,都可以放大声音,不影响别人休息。就这样,我的生活,除了日常的起居饮食外,整天都是在戏里面过的,入睡时,往往是嘴里哼着唱腔进入梦乡的。
初登舞台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艰苦学艺,我已经学会了不少青衣的折子戏,像《苏三起解》、《三堂会审》、《花园赠金》、《彩楼配》、《武家坡》、《算粮》、《登殿》、《祭塔》、《祭江》、《二进宫》等,我都能够唱了。到我十五岁那年的岁末,师父让我在吉祥戏院演了一场戏,唱的是《苏三起解》,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戏。因为是在别的戏班演戏,我算是个小客串,叫做“借台演戏”。
“借台演戏”对于我这样的“写字”拜师徒弟来讲,是一次重要的业务考核。通过这样的演出,师父要看看徒弟的台风、扮相,让徒弟见见观众,听听观众的反映。徒弟是好是坏,成败就在此一举了。所以,这场演出很关键。
演出那天,师父为我操琴,母亲请了许多梨园行里的熟人,还有许多亲戚朋友在前台看戏。上场前,我心里确实有些紧张,因为能否演得好,观众认可不认可,我心里是没有太大把握的。等到禁卒在台上喊了一句:“苏三走动啊!”我接着在台帘内念了一句:“苦哇——”,不知什么原因,我的心反而踏实了,随着场面上响起的“纽丝”锣鼓点,我缓步走出了台帘。这时,什么演得好不好,观众认不认可这些问题,我全抛在了九霄云外,一心按照师父所教的,在台上认认真真地做起戏来了。那时候,我是不可能有意识地去深入体会苏三的思想感情的,但我幼时求艺、学艺的种种遭遇,不可不谓之一个“苦”字,这与剧中人物的遭遇有着暗合之处,大概这正是我在登台时,能够一下子排除各种私心杂念,得以踏踏实实演戏的原因吧。
演完戏回到家里,母亲和师父都挺高兴,许多亲戚朋友也都来祝贺。一位亲戚讲了一个插曲,他说,他在看戏时,听到一些观众在议论,有位观众说:
“这孩子的嗓音、扮相都好,准是个女孩子!”另一位观众说:“听说他是个男孩子!”前一个观众不服气,硬说是女孩子。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后来,竟至要打起赌来了。亲戚忙告诉他们说:“这孩子我认得,你们不要打赌了,他是个男孩子!”说完这段插曲,大家都高兴地笑了起来。
听到长辈们的夸赞,看到师父对我满意的笑容,我自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通过这次借台演戏,师父对我的前途有了较大的把握,因此,他就开始给我突击教排整出的大轴戏了,像全本的《玉堂春》、《王宝钏》、《探母回令》、《龙凤呈祥》以及《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等。我也更加努力,学得更快了。
我觉得,我多年憧憬着的自己唱戏养家糊口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曾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对母亲说:“娘!这回咱们俩该换换肩儿了,往后这个枷(家)该我替您扛了!”
“换肩儿!”母亲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对我说,“孩子!九九八十一关,你这才过了第一关,离唱戏挣钱还远着呢!”
我却很乐观,还安慰我母亲说:“我好好努力,就能早点演戏。”
母亲轻声叹了口气,说:“唱戏也不是容易的事,要饭还得预备个破瓦罐和打狗棍呢!唱戏,也得置办点行头,可这笔开销咱们从哪儿出哇!”
母亲的这句话就像一盆凉水泼在我的心上,我立刻茫然不知所措,呆呆地站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来。母亲见我急得那样,就赶紧拉着我的手,说:
“孩子,这事儿你就甭操心了,我慢慢给你想办法,会有办法的。”
那时候,珠市口草市有一家久春戏衣社,戏衣社掌柜的姓刘,我叫他刘大爷。刘大爷跟我母亲很熟,我母亲过去唱戏时,穿戴的行头都是经他手添办制作的。刘大爷和我家一直没断来往,常爱到我家串门。我演《苏三起解》那天,母亲也请了他去看戏。他对我的演出很是夸赞。我学戏进度越来越快,师父也催我尽早做好登台演出的准备。置办行头的事迫在眉睫,母亲就想到了刘大爷,想从久春戏衣社给我赊点行头。
虽说刘大爷是熟人,可当着刘大爷的面,母亲又难于开口,于是托人替我们找刘大爷探探口气。没想到刘大爷居然一口答应下来了。就这样,靠着刘大爷帮忙,我母亲为我赊置了一些眼面前要用的衣物——三件帔(红帔、黄帔、皎月帔)、一件红蟒、一套围桌、一个大帐、两双彩鞋、青褶子、腰包、罪衣、罪裤等。
这些眼面前用的衣物需要多少钱的开销,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我清楚地记得,这笔开销,在我演戏后很长时间里,始终无法还清,这就成为我精神上的一个很大的负担。我指望自己唱戏解决家庭的生活困难,没想到因为唱戏反倒给家里添了一个大亏空,这怎么不叫我发愁呢!我越是发愁,刘大爷偏偏喜欢到我家来串门。逢到他来,我就总以为是来要账的,心里急得很,常常一个人躲在门后偷偷抹眼泪。有一次,刘大爷发现我在哭,就问我:“受什么委屈啦?哭什么呀?”他这么一问,我更着急了,哭得更厉害了。等到刘大爷闹明白怎么回事,就笑个不停地说:“爷们,我可不是来要账的,我是来串门的,顺便也来问问你,还添什么东西不添?放心吧!我赚钱的日子在后头呢!
你日后出了名,要是有人问你在哪儿做的行头,只要你说一声‘久春’两个字,我就什么都有了!”听了刘大爷的话,我才破涕为笑。这件事在我的脑子里一直留有很深的印象,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我自小就养成了爱惜行头的习惯。每次我在后台化完妆,总要把手洗干净,再穿服装,穿上了服装,就找干净的地方呆着;上下楼总要提着彩裤,每逢要坐下时,总要先把帔、褶子撩起来,不敢压,不敢碰,生怕磨损了戏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