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科班学戏学不成，这成了我精神上很大的负担。我想，当不了演员，总得有一条出路哇！我见到街坊有个孩子学拉胡琴，心想，我也可以试一试！
就在劝业场，花几毛钱买了把小胡琴，虽然是个小玩具，可也能拉出音儿来。
没有人教，我就自己摸索着拉，没想到那个学拉胡琴的街坊孩子还拉不上调时，我居然摸着能拉个“过门”了！这就增加了我的兴致。直到现在，虽然我没经过系统的训练，不懂得“工尺”，但是，只要我脑子里有个曲调，就能在胡琴上摸出音来，随手就把这个曲调拉出来。学会了拉胡琴，对我以后的艺术实践很有好处，特别是排新戏编个腔，因为熟悉了音律，便时刻考虑到自己的演唱如何能够同胡琴的伴奏结合得更好一些，同时也能想出一些点子来，对伴奏提出适当的要求。现在，我很主张当演员的要学琴，搞伴奏的要学唱，这是我在实践中体验出来的。
虽然我在闷着头学拉琴，但我仍然断不了当演员的念头。因为看到母亲不要我去科班学戏的决心已定，所以我平日也不敢贸然再向她提出学戏的要求了。
一天夜里，母亲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还不时地叹着气。我就劝她说：“您别想心事了，快睡吧！”母亲说：“千斤担子压着我，我能睡得着吗？”我就安慰她说：“过几年我长大成人，就能挣钱养家了，到那时候，我替您换换肩。”母亲叹了口气，说：“孩子，挣钱得靠本事，三百六十行，你算哪一行呢？”一听这话，我心里一动，就顺着母亲的话碴儿接着说：“娘，您别心疼我了吧！您还是把我送进科班里学戏去吧。我不怕苦，为了学本事，什么苦我都能吃！”可母亲一点没动心，还对我说：“但凡有一线之路，我也绝不送你进科班，你也死了这份心吧！”我还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非问出个究竟来，就说：“那您得给我找出个一线之路哇！”母亲说：“你也不小了，再不学艺就耽误了，我总得给你想出个路子！”
我一听“学艺”两个字，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忙问：“您想的什么路子？”我母亲不要我管，催着我快睡觉。说完，她自己躺下就睡了。等到她睡着了，我却兴奋得一夜没睡好。
求艺难
原来，母亲不让我去科班学戏，她想的是找私人学戏的路子。
当时，私人教戏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交“月规”的方法。“月规”是规定好每月交给师父的学戏费用，按月交付。这是拿钱买艺。这种方法，穷人吃不消，一般都是经济比较富裕人家的子弟学戏才交“月规”的。对于交“月规”学戏的孩子，师父是不计较学戏条件好坏的，只要出得起钱，师父就教，孩子学得慢，师父也不生气，并且绝不打骂孩子。明知道这个孩子学不好，他也不告诉家长，相反，他倒愿意学生学得慢，因为，这样他收“月规”的时间就长一些。就这样，师父慢慢教，学生一点一点地学，真有一些有钱人家的孩子，跟着师父学了十年八年的，最终还是不成材。这种方法实际上是现钱交易的方法。
我母亲小时候，就用这种方法学过戏。她同我讲了这样一段经历：家里请了个艺名叫“金驹子”的老先生教母亲唱戏，每月按规定的数字酬敬师父。
老先生教的是河北梆子《三娘教子》，里面有四句诗，老先生不紧不慢地在屋子里踱方步念这四句诗，也不讲解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只要求母亲死记，母亲一时记不住，她又没文化，不会笔记，挺着急，她想学得快点，就请了街坊的一个大姐来。这位大姐能写几个字，母亲让她躲在里屋，等“金驹子”来家教戏时，她就在里屋偷偷地记。那天，“金驹子”来教戏，照例是踱方步，不紧不慢地念这四句诗，念着念着，就发现里屋有人在作记录。“金驹子”也不言语，找个借口走了，第二天就不来教戏了。家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由我舅舅到“金驹子”家去请先生，问他怎么不来了。“金驹子”半天憋出一句话来，说：“我还教哇？呆会儿戏没教下来，街上该卖我的唱本了！”其实，卖他的唱本有什么不好哇？那是“出版”，说明他的艺术有“出版”的价值。可那时候，艺人是不愿意“出版”他的唱本的。因为，一“出版”，会的人多了，就没人来找他学戏了，他也收不成“月规”了。
私人教戏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写给”师父的方法。所谓“写给”，就是事先订个师徒契约，在契约里规定好学戏的年限，在年限之内，学生演戏有了收入，就要按照规定好的比例，如数酬敬师父。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带有卖身性质的，这不仅是因为学生有了收入不能自己支配，而且师父还要行使支配学生演出的权利。师父为了尽早有收入，就尽快地教学生，好让学生早点登台演戏。一旦学生能演戏了，师父就不考虑学生的身体、嗓子吃得消吃不消，只管让你唱戏赚钱。有的学生嗓子倒了仓，需要休息也不能休息，因为有契约规定，必须演戏酬敬师父。那时候，真有不少人在契约规定的义务下，累垮了身体，唱坏了嗓子。这样学戏的，大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但也不是随便一个孩子都可以“写给”师父的，因为师父还得看他够不够培养的条件。这种方法也有好处，就是师父为了早点有收入，就加紧时间教学，让他尽快成材。
这两种办法，在我母亲的脑子里掂量来掂量去，总是举棋不定。于是，她带我到邻居李老先生的家里去商量这件事。
李老先生是李多奎先生的父亲，他同我家都住在崇文门外鞭子巷头条。
我母亲同李老先生的六姑娘是干姐妹，两家生活上彼此常有个照应，有点什么事，我母亲总愿意去请教。这天，母亲把自己的难处向李老先生都讲了，请他帮忙，拿拿主意。
李老先生了解我家的困境，知道我母亲一个人养活我们一家七八口人不容易，交“月规”交不起，只能“写给”人家。他认为写不写给人家不关紧要，要紧的是能让孩子早点成材。他问我母亲：“你打算让孩子学什么呢？”
“学什么？”母亲没迟疑，脱口就说，“这孩子平日学会了几段老生的唱段，还说得过去，就让他往这条道上去吧！”
李老先生摇了摇头，对我母亲说：“我看，这孩子嗓子天分好，模样也长得俊，要是学青衣，倒还能出息得快些。”
我母亲听了李老先生的话，犹豫了一下，说：“学青衣，这孩子能有小嗓吗？”
我听了李老先生的主张，心眼倒活泛起来了，因为我家街坊的孩子就是学青衣的，平常他吊嗓子，我常在院子里听。听着听着，就学会了《汾河湾》里那段西皮原板“儿的父去投军无音信”。我拽了拽母亲的手，说：“娘！我也会唱青衣，您就让我去试试吧！”李老先生笑着对母亲说：“这孩子脾气秉性挺有个温柔劲儿，学青衣是个好材料，找个合适的先生，让他试试吧！”我母亲听从了李老先生的劝告，就决定让我去学青衣。
最初，我母亲托人说合，找到了律佩芳先生学青衣，先让我在律先生家里帮忙，干点杂活，一边干活，一边学戏，等先生看出个苗头来，要是觉得可以培养，再谈“写字”的事儿。说好之后，我每天天不亮，就跑到师父家门口去伺候着。师父、师娘没起床，我就在外面扫院子，等他们起来了，我就进门去收拾屋子，扫地、沏茶、灌水、买东西。师娘讲究现得利，她嫌我穷，看着我总不顺气，动不动就挑眼，还老跟师父吵嘴。两个人吵完了嘴，就都拿我出气，师父若是在外面遇着点不顺心的事，也要拿我出出气。我在他家帮了些日子的忙，除了干杂活，就是挨骂。师父喝茶讲究喝现买的，而且要喝珠市口森泰茶庄的茶叶。现喝现买，每次只买一包，所以，我每天总要跑一趟森泰茶庄。师父的家住在芦草园，每天，为了买这一包茶叶，我得从芦草园到珠市口来回跑一个多钟头，回到师父家，还没喘过气来，师父又把我支出去买烟或买别的东西了。一天到晚就只顾了买东西，哪有时间学戏呀！
我母亲见我学不了戏，还受委屈，又心疼，又着急。我也挺着急，但着急又有什么用呢？只能耐着性子等着。有时候，我晚上要伺候着师父去戏园子演戏，心想，看师父演戏也能学点本事。可是，每次看戏，我都看到师父总是扮个边边沿沿的角色，人家叫一声“丫环”，师父答应一声“有”，没几句台词就下了。我心想：“敢情学了半天就学个‘有’哇！”想到这儿，心也凉了。有一天，我照例去师父家伺候，走到门口，就听师父、师娘两人在拌嘴，我就没敢进门。原来他们又是为我在拌嘴，师娘嫌我不交钱，给他家添累赘。我听到这儿，心想，你也没教我什么，我也别在这儿招你讨厌。心一横，扭头就回家了。
母亲知道了原委，就不再勉强让我去律家了。
我母亲见我在律家受了委屈不说，还什么也学不着，就觉得寄人篱下总不是个事儿。为了不叫我再受委屈，就宁可让日子再过得紧些，挤出点钱，为我交“月规”请先生。经李多奎先生介绍，请了我家对门住的李凌枫先生教我青衣。我的学艺生涯就是从跟李先生学戏开始的，这是我十三岁时的事。
李凌枫先生字缉之，是江苏省嘉定县人，原是学医的，因为喜爱京戏，就弃医学戏了。最早，他私淑程（砚秋）派，后来拜了王瑶卿先生，正式“下海”了。那年间，京戏界的门户之见很深，外行人入梨园界，内行人不太认可，所以“下海”的票友很难挑大梁组班演戏，就是搭个班唱戏也不是容易的事。李先生“下海”以后，在舞台上的实践不多，后来，他就专门以教戏为职业了。
李先生不但能教青衣戏，而且会拉胡琴。学生向他学唱腔，他用胡琴给吊嗓子，学生就不需要再花钱请吊嗓子的先生了，这样的教戏先生是许多家长都愿意请的。所以，李先生的学生挺多，他自己有辆自行车，每天骑车各家跑，一个半天就可以跑三四家。
按照常例，李先生的“月规”是六块钱，那时，最好的白面两块钱买一袋，一个学生的“月规”相当于三袋好白面的钱。李先生住在我家对门，我家的处境他多少也了解一些，又经李多奎先生给说情，我学戏的“月规”便破例只交三块钱，这对于我们家来讲是挺照顾的了。但即使是这样，这三块钱的“月规”也成了我母亲身上很大的负担。那时候，还有“三节、两寿”之说，所谓“三节”，是春节、中秋节、端午节这三个节日；“两寿”是师父同师娘的生辰日。每逢“三节、两寿”，学生得向师父酬敬双份“月规”，这是通例。此外，师父家里或是师父的亲戚家有了喜庆的事情，还要随份子祝贺，这个份子轻了也拿不出去，这也是通例。这样算起来，一年当中，我母亲起码得有五个月要为我送双份的“月规”，长此下去，我这个戏是学不起的。
我学了不到一年，没学一两出戏。这也难怪，交“月规”学戏，向例师父是不着急的。李先生的学生也多，整天跑东家，走西家，我交的“月规”又比别人的少，李先生当然是顾别人的时间多，顾我的时间少。我学戏一半靠“月规”，一半靠客情，也不好再提什么要求。李先生教戏比当年的金驹子老先生还算进了一步，他教戏时发我一个本子，本子的封皮上写着“艺不轻传”四个大字，先生教一段“引子”，就让我在本子上把“引子”的词句写下来，教两句单词儿，就再写两句单词，至于这些单词儿接的是什么碴口儿，全出戏是什么样子，且谈不上呢。这样拖下去，什么时候算是个头呢？我母亲挺为这事着急，李先生也渐渐地看出了我家的窘境。后来，李先生就找到我母亲，主动退还了我们两个月的“月规”，他对我母亲说：“君秋这个孩子学戏挺用心的，也学得快。
您要是看得起我，就把他‘写给’我，凡我会的，我一定尽心教；我不会的，由我来请先生教。您看怎么样？”
随师习艺
对于李先生的好意，我母亲很感激。但提到“写字”，又不能不犹豫了。
因为一“写”了字，日子长了，将来孩子受不受委屈，做家长的也就无法干涉了。可是，不“写字”又怎么继续学下去呢？这件事，我母亲左思右想，挺伤脑筋。
原来，“写字”跟“写字”不同，有所谓“穷写字”，还有所谓“富写字”的。所谓“穷写字”就是家里不仅没有学戏的钱，连孩子也养活不起，这就把孩子全“写”给人家了。孩子住在师父家，吃穿用度都由师父包了，一边跟着师父学戏，一边给师父家干杂活，打也在师父，骂也在师父，家长是不能干涉的。但是，这也有个年限，即从“写字”那年算起，一般规定七年或八年的期限，在年限之内，学生能演戏了，只要有了收入，就尽归师父所有。所谓“富写字”，就是学生只到师父家去学戏，吃、穿、住都由自家料理，年限也在七八年内，学生演出有了收入，师父同学生按四六开或三七开。其实都含有卖身的性质。所不同的就是吃、穿、住不一样，“富写字”的学生少受点委屈。最苦的是“穷写字”的孩子，进了师父家的门，吃的是残羹剩饭，穿的衣不遮体，个个都是面黄肌瘦，生了病也得不到医治，挨打受骂是常事，要是学不好，还被说是白吃饭的。
我母亲说什么也不肯把我全“写给”人家，就同李先生商量，要我住在家里，吃穿自理，李先生也挺痛快地答应了。最后，订立了这样一个契约：李先生教我青衣戏，凡他不会的，由他为我请先生教，吃、穿、住自理。自我登台演戏，从有了收入之日算起，七年之内，凡有收入，师父同我对半开，演戏所穿的行头，均由我本人制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