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半夜三更，也该叫孩子歇歇了。你咋不白天教她哩。”爸爸说：“坐在床上，不就是歇？我不是不知道心疼孩子，可这眼功就是非黑瞎摸练不中。”他解释说：黑暗之中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香头闪着光，眼神自然容易集中。这样练最长功夫。白天，满眼乱七八糟的，注意力容易分散，要想把眼神长时间集中在一个点上，那是很难办到的。斗眼的用处很多，主要用来表现剧中人受惊或昏厥前的神态，比如《桃花庵》中的窦氏，一听说丈夫张才死了，随即两个眼珠往一起靠，眼神由明亮变成暗淡，然后身子一挺，昏倒在椅子上。我练的时候，爸爸默默地坐在旁边，深恐分散我的注意力。如果他忍不住要吸烟，也要设法把光亮遮住。每隔一会儿，他轻轻地喊一声“妙玲”，为的是撵一撵我的瞌睡。即使这样，我也免不了要打盹。一次，爸爸吃惊地说：“怎么一股煳味呢？”我仿佛脑门子上挨了一巴掌，立刻醒了过来，并且意识到，那是我在迷迷糊糊之中，指头一松，香头掉在床上，把被子烧着了，吓得我心惊肉跳。爸爸点灯一看，果然被子已经烧了指头肚大一个窟窿。妈妈弟弟都被惊醒，乱成一团。我急忙下床，掂起一只鞋就捂。爸爸端来一碗凉水说：“傻孩子，套子着了火，捂是捂不灭的，只能用水浇。”打这以后，爸爸就不再叫我坐在床上练了。妈妈说：“哎，妙玲爹，一炷香工夫，硬是叫她站着一动不动，也太难为孩子了，你不是说‘坐在床上就是歇’吗？”爸爸说：“这一回你算逮住理了，往后，睡觉以前单练眼功，武功就省了吧。”沉了沉，他又深情地说：“妙玲，爹知道你受苦了，可不苦练不行啊！长大以后你就会明白，这眼功值钱。”
还有一种眼功叫转眼，练的时候，要挥动手臂，有时让香头在一条线上左右移动，有时走个圆或椭圆，忽高忽低，忽远忽近。香头到哪里，眼神跟到哪里。转眼多用于观阵、阅兵、看景或思考问题。例如在《破洪州》里，穆桂英出场后，有个“凤凰三点头”的家伙点，眼睛就得同锣鼓点的节奏结合起来，检阅四方的队伍。这样，穆桂英一露面，她那巾帼英雄的气概，一下子就把观众抓住了。再如剧中人要考虑一个重大问题，往往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这就把人物开动脑筋的神态活生生地表现出来了。此外，还有斜眼、眨蒙眼等等。不论哪种眼功，都不能随便乱用，而要根据不同场合、不同人物的思想感情，作出适当的处理。只有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才能运用自如，恰到好处。
每练一次眼功，就是一炷香的时间。直熬到香头快烧着指头，我才把香头一扔，揉揉眼睛，连懒腰都顾不得伸一个，便一头扎到床上，即使天塌下来也不知道了。
我是爱动不爱静的人，小时候尤其如此。一炷香不准眨蒙眼皮，真把人拿捏死了。有那么几天，眼一发酸，我就不由自主地眨蒙几下，或者闭一闭，心里说，我也不是没有练，反正你也看不见。有一天，半晌时分，爸爸忽然叫我转转眼珠给他看看，我刚转了几转，他就拳脚交加，并教训我说：“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内行知道，三天不练外行知道。我打你冤不冤，你自己知道！”
爸爸教我练眼功的方法是否科学，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顺便提一提的。1953年，香玉剧社去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一次演出，风比较大，连年轻同志都睁不开眼，我却毫不在乎。后来，在新疆慰问边防战士，露天演出，我的眼睛的抗风力，也使年轻同志羡慕不已。有人问我：“这是否和练过眼功有关？”我笑了笑说：“或许多少有点关系吧。”
吃油馍
在农村跑高台，生活别提有多苦了。住的多数是破庙或破窑洞，也住过磨道或牲口屋。冬天地下铺的是麦秸或秆草①，夏天是破席子。拿住窑洞来说，我们一家四口人，在最里面占块地方，两面靠窑壁，另外两面用粗布缝的单子围起来。后来，我妈缝了一个帐子，俺娘儿俩睡在帐子里，爸爸和弟弟睡在帐外。单身汉都睡在窑洞两边，中间留一个窄窄的过道。窑洞门口的墙上挖个洞，放个碗，碗里是棉籽油，从油里伸出一个棉花搓的捻子，晚上点起来火苗如豆，忽闪忽闪的。
戏班里一年到头吃杂粮，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白面。夏秋时分，吃饭时就的是芝麻叶、红薯叶和红薯梗；冬春季节，就的是凉拌生萝卜丝。小孩子除了抬水、淘菜以外，还得到地里拔野菜。由于一年到头不见腥荤，个个馋得不得了。每逢演出，戏台周围都有不少卖小吃的，水煎包、胡辣汤、豆腐汤、卤猪肉、饺子、凉粉，花样很多。戏班里的叔叔、伯伯手里有钱，偶尔也去解解馋，有时赌博赢了，更要大吃一顿。我们这些小孩子，却只有流口水的份儿。
有一年8月中秋，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演出。写戏的是个大财主，为的是给他老娘做寿。这天，他家大摆宴席，据说一共吃了几十桌。方圆左近几十个村都送了礼。掌班的领着我们三个小孩子去拜寿，进了财主家的大门，管事的让他留在前院；我们三个小孩在后宅给老太太磕头以后，正要转身退出，管事的说：“别走，给老太太唱一段！”我们三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如何是好。忽然，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撒娇地说：“奶奶，我要看翻跟斗！我要看翻跟斗！”这才给我们解了围。
第二天，财主派人挑着白面和一些棉籽油送到下处，说这是老太太的赏。
吃什么呢？大家都愿意吃烙油馍。可是这白面不过三十来斤，计算起来，两个人才能吃一张，半斤来重。后来不知是谁提出来再对上一半玉米面，每人可以吃两张。我记得是先把玉米面烫一下，让它发粘，再同白面揉到一块儿。小孩子们听说要吃油馍，嘁嘁喳喳，如同过年一样高兴。
两张油馍我只吃了一张，虽说不饱，也舍不得再吃了，心里说，留一张下午吃，再解一顿馋，多美！有个小孩，名叫富喜，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就吃光了。富喜是科班里的殿娃儿，但也就数他“捣包”，最喜欢开玩笑，捉弄人，尤其爱说俏里带刺的话，叫人哭笑不得。我想气气他，便拈起油馍故意对他鬼了鬼。他变了一个鬼脸，向我伸出双手，装出抢油馍的架势。我急忙找了一张破纸，把油馍包起来，放在枕头下面，回头又还了他一个鬼脸。下午，在后台化装的时候，不记得哪个小伙伴悄悄告我说：“妙玲，你对富喜鬼啥哩，小心叫他偷吃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可沉不住气了，整个下午，心里像猫抓似的，演出中间，有几次差点儿忘了词，心一惊，才又想了起来。好不容易熬到刹戏，我撇腿就往下处跑，翻开枕头一看，油馍果然没有了。我又是哭又是嚷；众人急忙围过来，七嘴八舌问个不休。我一边说，一边拨开人群去找富喜。有人说，富喜了个篮子，一个人到河边挖野菜去了。我冲出窑门，望见他刚走出百十来步，便疯也似的追上去，要他还我的油馍。富喜矢口否认，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赌咒。我们两个在那里撕撕拽拽，直到我爸爸在不远处一声怒吼，我才老老实实地回到他跟前。
爸爸手提堂棍，气得满脸通红，问我说：“你富喜哥咋啦？你跟他动口又动手！”我说：“他把我的油馍偷吃了。”爸爸说：“你抓住他的手脖了没有？一小点就会诬赖人！”我见他把堂棍子高高举起，赶紧用双手捂住脑袋，幸亏有人在他身后把堂棍夺走了。原来那是戏班里的一位师傅。他冲着富喜问：“说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富喜支支吾吾，话不成句。师傅拿眼扫扫周围的人群，堂棍朝大榆树一指：“集合！”
大榆树底下是临时练功场。一窝徒弟耷拉着脑袋到齐以后，师傅叫大伙按个头站成一排。我不在科班，被爸爸拉到排头身后站定。师傅把大伙训了一顿，又挨个问了问，没有人承认偷油馍。他正要开始打“满堂红”，爸爸顺手夺过堂棍，不由分说，先把我打了十下。随后师傅接过堂棍，从排头起，每人十棍，把徒弟们打了个遍。富喜是排尾，轮到他的时候，打在屁股上，发出“扑嚓扑嚓”的声音。师傅一听不对头，隔着裤子摸了摸，扒出来一抖，原来是破布里裹着一张油馍。小孩子们一见，忘了屁股疼，想笑又不敢笑。后来不知是谁憋不住了，“噗哧”一声，惹得大伙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有的竟流出了眼泪。这一笑不要紧，每人又挨了十棍。
事隔几年，我问爸爸：“一人不学好，大家挨棍子，不是冤枉好人吗？”爸爸得意地说：“这是科班老规矩。这样一管教，谁还敢不守规矩！”我丢了油馍，还得陪着挨棍子，这算啥规矩！我心里不服，却不敢说出口，只好咽到肚里。
说“羞”不懂“羞”
金枝师傅是很有名气的青衣，跟我爸爸的关系很好。我跟爸爸学过一出《玉虎坠》，因为这是一个大本头戏，我这个小孩子一直没有机会演出。金枝师傅知道以后，主动提出和我一起演，由他扮冯大娘子，我扮王娟娟。演完一场下来，金枝师傅对我爸爸说：“这孩子是块好材料，只是戏味不够，我再给她说说吧。”爸爸当然是喜出望外，一再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