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十四岁那年拜李凌枫为师的，当时由于我们家里穷，连睡觉的床也没有，我只好睡在父亲的两个戏箱子上。父亲和母亲睡觉的炕上，一领破席子补了又补，其景况可想而知。李老师第一次来我家教戏，一看我们的家境，心里就明白了个八九。但他并没有因为我家穷，拿不出钱来学戏就不教我了，每星期仍是抽时间来我家两次。那时李老师三十七八岁的样子，高高的个儿，魁梧的身材，穿一件干干净净的蓝灰呢子长衫，说话和蔼可亲。他教戏准确、规矩、实授，不但对我要求严格，而且教的速度要比别人快得多。我也特别珍惜李老师教戏的时间，为此经常没吃过一顿整饭，每天除了练七八个小时的功以外，剩下的时间就是背戏词，走身段。吃着吃着饭忽然想起某一个动作来，放下碗就到院子里练起来，多年来已成了习惯。等走完了身段，饭也凉了，只好勉强吃两口冷饭，时间长了就落下毛病。有一天中午，我得了急性肠炎，泻肚不止。下午李老师又来给我说戏，可我又舍不得不学，要学身体又实在支持不了。李老师见我这个样子，忙劝我休息，说明天给我补一天，我这才放了心。
第二天，李老师果然来给我补课了，教的就是这出《龙凤呈祥》。这出戏我虽然三十多年没演了，但由于当时李老师教得认真，我也学得用心，因此还一字不差，一腔不错地牢记在心上。只是为了更好地刻划孙尚香这个人物，这次演出的时候，我请着名琴师李慕良同志帮助我重新整理、设计了孙尚香刚出场时唱的“昔日梁鸿配孟光，今朝仙女会襄王；暗地堪笑我兄长，安排毒计害刘王；月老本是乔国丈，纵有大事也无妨”一段唱腔，在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小的改动。
在我的老师中，对我影响最深的，要算我正式的启蒙老师诸如香了。
诸如香是梅兰芳的二旦，多年跟梅先生一起搭班唱戏，花旦戏很有功夫，是当时梨园行里一位十分有才华的人。在诸如香年富力强，能挣钱的好时候，不要说家里有多少财产，光置买的房屋就占了半条胡同。可就因为他嗜好抽大烟，把好端端的日子给抽穷了，到后来房屋财产变卖一空。诸如香穷困潦倒了，刚五十来岁就成了个又黑又瘦的干巴老头儿，这还怎么演旦角戏呢？他再也搭不上班了，又没有亲人照管，最后流落街头成了乞丐。
诸如香不能登台演戏，连教戏也没人看得上，虽说他要价不高，每教一次戏也就是要个三毛两毛钱，可谁也不找他。我学戏没有钱，请“名牌”老师请不起，穷对穷，便请诸如香做老师。
开始我是怎样认识诸老师的呢？还得从我捡白薯蒂把谈起。当时我们家最穷的时候，没饭吃，我每天练完了功就去牛街那个卖烤白薯的那里捡白薯蒂把。每次我去到那里，除了看见有三两个买烤白薯的人外，常常见一蓬头垢面，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头儿坐在那里，跟烤白薯的闲聊天。遇到天气暖和时，老头便把上衣脱得光光的，蹲在烤炉旁捉虱子，肚子饿了就要块烤白薯吃。那个卖烤白薯的也总是把不好卖的小白薯赐给他。一旦老头肚子吃饱了，也就高兴了，便哼哼起京戏来。原来，这就是诸如香。
有一次我又去拣白薯蒂把，适逢诸如香刚吃完两块白薯，又心满意足地唱了起来：“手指着西凉高声骂，无义的强盗骂几声。我为你不把相府进，我为你失了父女情。既是儿夫把我卖，谁是那三媒六证的人。”
我仔细一听，他唱的是《武家坡》中王宝钏唱的一段西皮二六板，有腔有调，韵味十足，好听极了，绝不是一般人能唱得上来的。这个穷要饭的想必有些来历。于是，当我捡完了白薯蒂，便大着胆子问起来：“先生，您懂京戏吗？”
“懂，好些戏我都懂。当年梅兰芳唱戏离不开我，谁不知道我诸如香是出了名的‘诸二旦’。哈哈哈哈……”说着诸如香放声大笑了起来。笑声刚止住，脸上的笑容突然不见了，他摇了摇头声调低沉地说：“现在不行了，成了‘叫化子旦’了。”
我一听是梅兰芳的二旦，既敬佩，又为他的处境而同情。也是我求艺心切，便问：“先生，您会教戏吗？”
“会，会！只要愿意学，我把我会的戏全都教给你。”诸如香一叠连声地回答。
我们又攀谈了一会，各自介绍了自己的一些情况，越谈越亲切。当我提出要拜他为师时，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满口答应说：
“可以，可以，我愿意教！”
诸如香也没提什么条件，这事我们就算说定了，约好了时间，单等着拜师了。
不知怎的，这天我特别高兴，一回到家里就对我妈说：“妈，我要拜一位老师。”
“是谁？”妈忙问。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就是梅兰芳的二旦诸如香。”我回答说。
爸爸听了一旁插话问：“听说这人近来情况很不佳？”
我怕爹妈不同意，忙辩解说：“管他佳不佳，能教戏就是好老师。”
爹妈再没言声，这事总算全家通过了。
拜师那天，诸老师大清早就来到了我们家。我妈不认识，见面吃了一惊，忙问：“燕侠，怎么把个讨饭的领回家来？”
我解释说：“这就是我要新拜的老师。”
按照习俗，拜师时不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要穿最好的衣服，显得体面。
当时我没有好衣服穿，诸老师的穿戴就更不用提了。他身上穿一件一年四季都不更换的破蓝布大褂，这里吊着块破补丁，那里挂着条破铺衬，看上去倒像是一件“八卦仙衣”。头上一顶破瓜皮毡帽，几束头发像那生命力顽强的小草从破洞洞里钻了出来。诸老师见了我妈的面，忙寒暄说：“弟妹，今天是个喜日子，我就早来了。”
旧时拜师学艺先要磕头行礼，我刚跪了下去，诸老师慌忙伸手来搀，说：“不要了，不要了，快起来，快起来。”
我们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的，又没有钱买，母亲便多放了些“共和面”蒸了一锅窝窝头，又对付了几个小菜，诸老师大口大口地吃了个响饱。
第二天，诸老师就来给我正式说戏了。他先教的是《春秋配》，说戏文，讲程式，排身段，两手拍着板，嘴里又是锣鼓，又是胡琴，既有规范，又有独特的路子，教得严细认真，一丝不苟，可卖力气了。我心中暗暗佩服，不由得对这位穷老师肃然起敬了。
诸老师累了，他让我仔细琢磨琢磨，练一练，自己坐在一旁想休息一下。
诸老师刚坐下不久，那满身的虱子可就闹腾开了，一时身上痒痒难忍，他脱下了身上那件油灰发亮的破衬衣，捉拿起虱子来。我正在练习戏里姜秋莲跟随乳娘荒郊拣柴的一段西皮原板：“家住在罗郡城魁星楼下，我的父名姜绍贸易天涯；在家中受不过继母打骂，无奈何到荒郊拣拾芦花。”当唱到“在家中受不过继母打骂”一句中的“打”字时，一个托腔我没有唱准，诸老师突然说了句：“停！”
看来诸老师是在埋头捉虱子，实际他在仔细听我运腔、托腔、吐字、喷口等运用得如何。他越听越觉着我没有把戏情唱出来，就对我提出了严格要求。接着诸老师就给我说了如何唱好这段唱腔的经验之谈，什么唱戏要先解意啦，如何把姜秋莲受继母虐待，被迫到荒郊拣柴的抑郁苦闷心情唱出来啦，怎样才能做到行腔正、吐字准、规矩严啦，诸老师讲得头头是道，我听得津津有味。教完戏，我妈当场给了诸老师两毛钱，他见炉子盖上烤着几块窝头片，伸手拿了两片，高高兴兴地走了。
诸老师每天来我家教戏，先是连说、带唱、加表演地教一阵，然后就让我自己练习，他坐在一旁，不是跟我妈要块铺衬补破衣衫，就是脱下衬衣来捉虱子，可一旦我在练习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便马上给纠正。就这样，我跟诸老师学会了《花田错》、《春秋配》、《破洪州》等许多戏。有些戏，后来成了我的拿手戏。回想起来，诸老师真有戏。但旧社会埋没人才，糟践人才，多可惜呀！
1982年的秋天，我在沈阳演出，见到了诸如香的儿子诸世芬同志，论起来他是我的师哥。世芬师哥特意请我到他家吃饭，我们想起了诸老师，也谈到现在的生活。诸老师要是活到现在，一定会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他可以把他的一身技艺全部贡献给青年一代。
第一次正式演出
岁月，伴随着勤学苦练的汗水偷偷流走，不觉到了1943年的初夏，我已经十五岁了。一个演员，长期关门练功，不登台演出，功夫练得再好，在舞台上也是难以站得起来的。
当时，在北京由戏剧界的戏把头霸占着舞台。一个演员，特别是没有名气的演员，要想搭班唱戏，就得由他们开“绿灯”，这就必须得对他们拍马屁，进行贿赂。否则，你就别想吃这碗戏饭。因此，一些演员既恨他们，却又不敢得罪他们。我父亲为人正直，一向不善于拍马，家里又穷得叮当响，无钱做“社交”活动。再加上北京的梨园界“欺生”，父亲在南方虽说小有名气，可到了北京，在舞台上根本没有什么地位，自己搭班唱戏都十分困难，更不要说像我这样社会上不知名不知姓的孩子了。可总得设法让我在舞台上露一露，创创牌子，好挣钱吃饭呀。为这事，我父亲和母亲确确实实为了难。一天晚饭后，两人愁眉不展，打起主意来。父亲说：“咱们已在燕侠身上花了十来年的心血，就是穷死，沿街乞讨，也得想办法让她唱一场。”
“没有钱唱不了呀。你也不是不知道，家里惟一值钱的几件行头早就当卖光了，再也没有变钱的路子啦！”母亲回答说。
“我来想办法，先出去联系一下看。”父亲说。
“如果能打通路子，让燕侠唱一场。唱好了，燕侠也就在北京站得住脚了，咱们就继续吃这碗戏饭。要是唱‘砸’了，咱们就……”话到这里，母亲像突然被什么东西搅痛了心，说不下去了。
“砂锅捣蒜，就看这一下子啦。这也看她个人的造化如何了。”父亲说着按上了一锅子烟，点着火叭达叭达地抽了起来。
“唱不好，咱们还回南方，给燕侠找个主，有个安身吃饭的地方也就算了。”说着，母亲偷偷抹了一把眼泪。
这一宿，一家三口人谁也没睡好觉。第二天，父亲一起早就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