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来到了前门外的大栅栏，找到了三庆戏园子里的经励科。这是当时京剧班社后台服务人员的一种组织，为“七行七科”之一，其任务是在组班时邀角请人，俗称“管事”或“头儿”。但与舞台上的文武总管等管理人员不同，他们对前台演出不负任何实际责任，只在幕后操纵人事。他们大都是后台经理的亲信。说来，这种经励科是盘剥演员的一种“小衙门”。他们养着一批人，称为“学生”，自己不会唱戏，可跟各个戏园子都有密切的联系。邀什么角唱戏，在哪个戏园子里唱，都得由他们出面沟通联系。他们就是通过这种工作从中渔利，赚大钱。
为了让我能有个“亮相”的机会，父亲只得向管事的说好话。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并请管事的多栽培，给予方便。当我父亲向他提出让我挂头牌演出时，管事的一见父亲穿戴得满身寒酸气，待答不理地问：“拿得起红票和包厢吗？”
那时的戏园子，楼下的座叫“池子”，每张戏票差不多要伪币一块钱。楼上的座是雅座，都是一个格一个格的，每个格就是一个“包厢”，可坐五六个人，少说也得五六元钱。一些名演员演出时上座率高，票卖得出去，唱戏时不需要自己带票。像我这样刚要“露面”的演员，没有名声，要挂头牌唱戏，人家怕票卖不出去，赚不着钱，因此必须自己带一部分票，票钱自己拿，这叫“红票”。
父亲问管事的：“需要拿多少？”
“二百张‘红票’，二十个包厢。”
“我一定想办法。”
事情虽说谈妥了，可这二百张“红票”，二十个“包厢”，就得三百多元钱呀，我们家哪里拿得出来。没办法，只好去求在北京的惟一的一家亲戚——我的七姑夫。
这位七姑夫是北京的一个大商人，家里富得流油，光皮货店、钟表店、金店就开了几座，就连当时赫赫有名的丰泽园饭馆，还是他做老板呢。我七姑妈赵玉英十六岁上只唱了一出戏，就被迫嫁给这位四十多岁的商人做了二房。尽管七姑夫钱多得数不过来，可是一个劲地虐待我这位戏子出身的姑妈，放着大米、白面霉了烂了，也不让她吃，净给窝窝头吃，弄得我七姑妈整天哭，埋怨自己命苦，不该嫁给这样一个人，真是后悔莫及。
七姑夫自从和我们赵家结了亲，总觉得和一家唱戏的来往不体面，不愿见我们赵家的人。因此，他和我们家虽然同住在北京，却如同相隔千里万里，基本上不来往。只有我七姑妈心里老惦记着我的学戏练功，常常把自己积攒下的三元两元的钱瞅机会偷偷塞到我父亲手里。
就为那二百张红票和二十个包厢，父亲连着找了七姑夫三趟。怎奈这位势利眼的商人，概不相见，一次次拒父亲于门外。第四次上门，七姑夫总算见了我父亲的面。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人见面后，也没有多少话好说的。父亲开门见山地说：“我已在戏班里联系好了，准备让燕侠……”
“什么戏班长戏班短的，我不爱听！”父亲话还没说完，不想“戏班”两个字眼却重重触着了七姑夫的疼处，他话里夹枪带棒地把我父亲的话一下子给堵了回去。
“七弟，我准备让燕侠登台唱一出戏试试看。如果这孩子戏唱成了，在北京就有立足之地了，以后靠她养家糊口。我们从此就不麻烦你了。如果这孩子唱‘砸’了，站不起来，我们全家就离开北京，决不连累你，就再也不求你了。
看在七妹的面上，只求你帮这一次忙，给拿二百张红票，二十个包厢。”
尽管七姑夫话里带了许多的“刺”，可父亲一点没有发火，仍是寄希望于七姑夫发“善心”，恳求七姑夫的帮助。七姑夫躺在沙发上沉思了许久，最后才慢条斯理地说：“好吧，谁叫我有这门子穷亲戚呢。咱们把话说在头里，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有钱我也不会往你们戏班里放，以后少在我身上打主意！”
“以后决不再来麻烦你。”说完，父亲起身就要走。
“等一等。”七姑夫态度严肃而又冷淡地说：“以后，在人面前不要提起跟我是亲戚！”
七姑夫的话，像一把大火在父亲胸中燃烧。不过，他没有跟这位商人吵，强按着怒火，难过地低头走出了大门，长叹了一声说：
“天哪！亲戚尚且如此。难道说唱戏的就比别人矮了一头？”
父亲经过几天的艰难奔波，我唱戏的事终于有了些眉目，打炮戏是《十三妹》。
这是根据小说《儿女英雄传》编写的一出戏，当时是八本连台本戏。戏的大体内容是说，有一位叫纪献唐的大将，手下有位中军官何纪。何纪有女玉凤，生得聪明伶俐，且又漂亮。纪献唐给儿子提婚，何纪不应，被陷入狱，忧愤而死。其女何玉凤化名十三妹，去红柳村邓九公那里学了一身好武艺，伺机为父报仇。行至悦来店碰上了安骥安公子，细问情由，方知安公子之父出任淮阳县令，被上司所参，下了狱，需银六千两赎罪。安骥携银三千两前往营救，驴夫见财起意想害安公子，一同误入能仁寺，被恶和尚绑缚要杀。正在这时何玉凤也赶到能仁寺，杀死寺僧，救出安骥与被掳抢的农家女张金凤及其父母，并为安、张联姻，赠金借弓，使他们前往淮安。
戏里的女侠何玉凤，穿红色打衣、打裤，戴红色风帽，胸前盘红十字，腰上挎刀，带镖囊，身上背弓，手持马鞭，机警、灵活、武艺高强。要把这样一个具有侠骨义胆、疾恶如仇的少女演好，既要有好嗓子，好嘴皮子，又要有拿手的短打武功，特别是要把一口说京白又不完全是京白，说北京话又不纯粹是北京话的不同于一般花旦的念白说得清楚流利，恰如其分地表达“戏理”，更是不容易，不能不说是旦角中很“吃功”的一出“身份戏”。我们是从悦来店演起的，我演何玉凤，安骥由着名小生叶盛兰饰演，名花脸侯喜瑞演邓九公，名丑马富禄演彩婆子赛西施。多么硬帮、齐整的班子啊！谁知道我能不能把何玉凤这个角色演好呢？要知道，这是决定我“命运”和全家生活出路的一次演出啊，连日来父亲和母亲总是提心吊胆。
听说我要演戏，四姑妈赵美英放着自己的戏不演，专程从天津赶来北京，抓紧一切时间帮我排戏。此时我的老师何佩华更是巴不得让自己的弟子一举成名，整天手把手地教，在我身上下了大工夫。为了教我把剧中人的身段走得准确漂亮，他在前边反反复复地一面走，一面做，让我跟在后边一点一点的模仿。哪料想，教的有心，学的却无意，何老师前面认认真真地做动作，我却以为自己早会了，心不在焉地粗略比划一下就算了事，脸上没有表情，动作当然也就死板，何老师直着急，说：“你跟着我走呀。”我说：“您先走呀。”我父亲、母亲、四姑妈和七姑妈看了这般情景，也不知道怎么是好。父亲后悔不迭地说：“糟了，当初不该提出演这出戏，应唱《大英杰烈》就好了，能看出燕侠的功夫来。”
四姑妈也说：“这出戏不藏拙，真不该让燕侠唱《十三妹》。”
时间在一片担心、忧虑中一天天过去了，演出的日子来到了。这天，父亲和母亲里里外外忙得也没顾上吃晚饭，只给我弄了点吃的，便一同赶到了三庆戏园子。
各行当的角色都来了。何佩华老师和他的夫人也来了，进了戏房就帮着我化妆。可以看得出，当时何老师对我也是心中无数，不免有些担心，怕我唱“砸”了。他显得有些紧张，拿起一朵花来，刚要往我头上插，不料手哆嗦了起来，强自笑了笑说：
“今天我是怎么了，心里咚咚直跳，手也不听使唤了。自己唱戏也还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形呢。”
何师娘看了何老师那副样子，憋不住地笑了，说：“瞧你那样子，燕侠都不紧张，你这当老师的倒怕了起来，这又不是要进杀场，今天唱不好，明天还可以再唱嘛。”
“说得容易，你又不是经励科的管事的。”何老师还了师娘一句，仍端详着给我戴花。
此时，父亲给我也帮不上忙，背着手在戏房门外踱来踱去，手里夹着的半截烟也不知什么时候在手指缝里熄灭了，他不但没有感觉，而且早已搓得粉碎，可见紧张到了什么程度。
一阵急促的锣鼓催促着人们走进了戏园子。父亲拿了二百张红票，二十个包厢票，戏园子里又卖了四百多张票，一共六百多张票，那时的剧场小，八九百人就满了，上座率达到七八成，一般说来就算不错了。
荀慧生先生和他的夫人，还有我的七姑妈也都来了，在池前就了座。父亲和母亲担心我唱“砸”了，既不敢在前台看，也不敢在后台看，两人扒在戏园子外面的一个窗户上偷着往里看。
已经缓锣鼓了，戏开演了。我冷静了一下，站在台帘后边等着出场。“急急风”锣鼓突然以强有力的声响敲打了起来，我一掀台帘侧身出了场，先是来了一个“亮相”，观众给我来了个“碰头好”，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在激烈的锣鼓声中，我手扬马鞭，走起“趟马”来，我越走越快，像一阵风似的，台下来了个“满堂彩”。
何玉凤走完趟马，接着是大段自报家门的念白：“我，何玉凤，父讳何纪，在经略七省纪献唐将军麾下充当中军官。只因那纪贼……”通过这段念白，既要把何玉凤的身世讲说清楚，又要表现出对仇人纪献唐的满腔仇恨，念时要一字一句念清楚，节奏上的抑扬顿挫十分鲜明，尤其强调有节奏的声调与有节奏的表演动作要互为统一。我小时候练功，有一个时期就每天拿这段念白磨练嘴皮子的功夫。因此，当我念完这段念白时，台下又给我鼓了掌。随着剧情的发展，戏也就继续往下演，以后不论是唱、念白、还是武打，台下观众不断给我鼓掌。
“悦来店”一场戏，何玉凤的唱腔不多，只有六句西皮摇板，开始的两句是“单人独骑下山岭，不报父仇气难平”，第一个下场时的两句是“催动驴儿趱路径，常把父仇挂在心”，要通过唱腔表现出何玉凤复仇心切来。特别是能仁寺一场戏中，何玉凤与全寺僧人有一场激烈的武打，我把平时所学的纵、跳、翻、跃等各种武功动作都用上了。戏中何玉凤与恶僧夺刀的一个场面，两人刀来拳往，寒光闪闪，搏斗激烈，动作惊险，扣人心弦，演到那热闹处，观众又是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台下看戏的荀慧生老师也为我鼓了掌，事后他还夸赞我说：“有挑班的台风，有发展前途。”
演出总算圆满地结束了，观众在一片赞扬声中走出了戏园子。荀慧生老师，何佩华老师，还有我的两位姑妈都到后台来向我祝贺。趴在窗户上偷着看我的父亲和母亲，直到此时才松了一口气。母亲抹了一把眼泪说：“这一炮算是打响了。”
父亲从衣袋里掏出了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十分高兴地说：“你我总算没在燕侠身上白下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