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演主角
1944年，与我师傅竺素娥搭档的旦角、越剧着名演员王杏花因事离开剧团，老板为缺少主要旦角发愁，想去请别的名旦角，我师傅向老板提出不要去请了，说我可以顶上去。老板担心地问：“王文娟挑得起这副担子吗？”师傅说：“挑得起，我有把握，可以担保！”就这样，我一跃成为正式与师傅合作演出的头肩旦了，但内心不免惴惴不安。当时演的骨子老戏《碧玉簪》、《盘夫索夫》、《贩马记》等，我平时也学会了些，但毕竟未上台正式演过主角，心里总感到不踏实。于是，我的师傅夜戏演完后，深夜里又把明天要演的戏都给我讲清楚，很仔细地教我。特别对像《桂枝写状》、《归宁》、《三盖衣》一类精彩场次，无论一招一式，一字一音，她都要我与人物的思想感情联系起来，一定要细致地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再三叮嘱，每场演出都要一气呵成。排好戏，我睡在床上再默默地想了几遍。第二天到台上演出时，师傅与我一面演戏，一面还带我演。由于师傅的精心培养，我提高较快，那时我才十九岁，就开始在舞台上崭露头角，担任主要旦角，这也是我艺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的师傅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表演技巧传授给我，并大胆热情地提携我，才使我在艺术道路上有新的突破，这些事一直使我难以忘怀！
1945年下半年，我进入同孚戏院为二肩旦。当时戏班里的当家花旦是着名越剧演员小白玉梅。小白大姐性格开朗爽直，为人热情坦率，嗓音好，戏路宽，演戏不拘泥名分、地位，很爱扮演反派角色。如演《贩马记》，她爱演后娘，把主角李桂枝让给我扮演。她认为演正面旦角或青衣，不如演反派泼旦耍得开，还可以发挥。这样，她经常派我演正派主角，而我又能观摩她扮演反派角色的表演，得益不浅。
在同孚演了一年后，已是1946年秋。原在市中心区皇后剧场演出多年的名旦角姚水娟，也因事离开了。剧场老板为秋季开业和此后长期经营，急需聘请主角，几经犹豫、洽商，终于找了小生陆锦花与我合作。我俩当时都不过二十岁，艺术上年轻敢闯，竟打出少壮剧团的牌子演出了。现在想想，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我和锦花开始演出的是《礼拜六》、《金蝉记》一类的现代剧，对我来讲，这在艺术上是新的尝试。
与尹桂芳和徐玉兰的合作
1948年春，我离开皇后戏院，与尹桂芳大姐合作，在兰心剧场演出。尹桂芳，我们都称她为尹大姐，不仅因为她年龄稍长，更由于她在艺术上很有成就，对越剧事业有很大贡献。我当时在越剧界是才担任主要旦角不久的演员，真可谓“小花旦与名小生”搭档。但尹大姐一向爱提携姐妹，因而我们合作得好，演出了《浪淘沙》、《双枪陆文龙》等，受到观众的欢迎。
1948年歇夏期间，越剧着名小生徐玉兰大姐已被老板安排秋季进明星大戏院，正在物色一个主要旦角同台演出。她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就邀请我进玉兰剧团与她合作。从此我开始了与玉兰大姐长期合作演出的艺术生涯。
我和玉兰大姐合作的第一个戏是《风潇潇》。到1949年解放前夕，我们又陆续演出了《红狮冈》、《风尘双侠》（即《红娘子》）、《是我错》、《林冲夜奔》等剧，亦受到观众的欢迎。
艺术上的新探索
解放前我在舞台上扮演过许多人物，但说到真正创造角色，那还是解放以后。1950年，排演越剧《白毛女》时，在导演启发下，我开始学着展开生活联想。我把喜儿的悲惨遭遇和自己见到的、听到的同喜儿命运类似的人的遭遇都汇集到自己的脑海中，又与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这次演出，观众反映很不错，有许多观众为喜儿的悲惨遭遇流泪，更说明了“假戏一定要真做”的道理，演员首先要感动自己，然后才能感动观众。
1952年，我与玉兰大姐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这是我艺术生活中又一次非常大的转折，更使我在创造人物方面有较大的提高。在排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西厢记》时，导演和同志们就启发和帮助我，不断地提醒我注意祝英台与崔莺莺在不同场次中的内心活动，促使我去思考每句台词和动作的意义，怎样说白、怎样表演效果才好。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一个演员只有把握住角色的内心感情和性格特征，才能塑造出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
1953年，我进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工作，在朝鲜前线的坑道里，在简易的舞台上，为志愿军指战员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有一次戏演到一半，突然断电，台上台下黑漆漆的，大家非常着急，突然有一道电筒光照到台上来，不知是哪位机智的战士想出来的，于是好多战士也跟着照样干，千百支手电的光束汇集在台上照亮了舞台，才使我们能继续演下去。这样的演出是多么的有意义啊！志愿军看过戏后，纷纷来信说：“看到祖国有这样优秀的文化遗产，更使我们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坚定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心。”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就叫我“祝英台”。在炮火连天的朝鲜前线演出期间，我们又向长期为战地服务的朝鲜文艺工作者学习，将朝鲜的古典名着《春香传》改编成越剧，介绍给中国观众。在《春香传》中我扮演朝鲜仕女春香，演出后许多中国观众又称我为“春香”。祝英台与春香都是两国人民所喜爱的少女形象。
1954年，我团编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记得在1955年上海越剧院刚成立不久，徐进同志就打算写《红楼梦》越剧本。当时曾有人说徐进异想天开，自不量力，长达一百多万字，内容如此丰富的一部古典名着，要把它编成三小时的戏，怎么改？即使剧本改好了，谁能演？当时我听了这话曾讲：“我来演！演不好，头砍下来！”看起来这虽然是一句戏言，但是我想，《红楼梦》是我国优秀的文学名着，我喜爱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决心让观众在舞台上看到她的形象。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的确是颇费周折的。林黛玉是一位外形弱不禁风，而内心感情却异常丰富的少女形象。她的性格既有多愁善感的一面，又有孤傲不屈的一面。而且在戏曲中，用老戏中的花旦、青衣、悲旦等来套都不行。我反复阅读小说《红楼梦》和有关的资料，与编导一起研究如何表演，怎样掌握人物的独特性格，并和作曲、琴师一道设计唱腔。如《黛玉焚稿》这个唱段，就运用委婉、激愤的唱腔来着力刻划林黛玉在“风刀霜剑严相逼”之下，至死不屈的坚强性格，表现她对封建压迫的抗争。经过大家的努力，《红楼梦》演出后，我扮演的林黛玉的艺术形象，终于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我到上海越剧院后，曾扮演过的角色有：《追鱼》中的鲤鱼精、《则天皇帝》中的武则天、《杨八姐盗刀》中的杨八姐、《女飞行员》中的林雪征和《忠魂曲》中的杨开慧等。我虽然努力扮演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但由于自己表演技巧和艺术修养不够，尚需要继续努力。在四十余年的舞台生活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从事艺术创造的人，必须虚心好学，努力创新，始终不渝地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为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