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文学研究近年来终于告别了反思的静默与研究的苍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对“文革”文学批评的研究方面仍显薄弱。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少人认为“文革”不存在文学批评，即便有，也是假大空的产物，没有研究价值。的确，在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文革”政治文化语境中，文艺批评家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样几乎全部被迫停止了自己的正常工作，文学批评却得到了畸形发展，沦为以《纪要》为圭臬，以“三突出”原则和“根本任务”论为核心的粗暴批评，并异化为帮派文艺的同谋，体现了实用理性和非理性的异常结合。然而，研究对象本身的价值并不等于研究的价值。“文革”文学批评也并非猝然临世，而是自有其历史演变的脉流和社会政治批评的承传异变轨迹，与传统文化和当下文化之间皆有隐秘的血脉关联，具有不可漠视的反思价值，简单的否定或肯定都难以认识其理论风貌与实践功效。
第一节 毛语体的深重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政策几经宽松与苛严的起伏，愈到后来，伴随着文艺批评运动的不断升级，文学也日益受到更多的文学之外的因素的掣肘。到“文革”时期，通过一系列文艺运动，形成了合乎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话语完全掌控文坛的局面，文学批评成了主流政治话语的传声筒，代言体（代政治立言）、独断体成为主宰。毛语体当中蕴含的极性思维与战争文化心理被无限放大，对其时文学批评的变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形成了时代铭纹鲜明，高度革命化、简单化、极端化和崇尚机械二元对立的批评话语特征。“文革”文学批评的表层话语形态和深层思维模式均深受毛语体影响。毛语体，并非仅指毛泽东个人的语言体式，而是指以毛泽东的语体为代表的一个时代的最高权力体系话语，具有一定的政治合法性与历史合理性。
毛泽东的语体个人风格显着，对现代白话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其功绩毋庸置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的深层影响，文艺活动与日常生活等无不与政治捆绑在一处，使毛语体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作为权力话语的典范被普遍推行，延伸至社会各个角落、各个领域，连普通民众的日常交际语言都概莫能外，毛语体在实际上成为了当时个体和群体语言的样板。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外在的语言秩序、话语形态只是表层现象而已，其深层则是思维模式的制约。因此，控制了语言体式，也就控制了话语主体的思维，乃至思维方式。毛语体席卷全国上下，成为一代话语权威的趋势，又使它成为语言多样化和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毛语体所蕴含的极性思维、战争文化心理在“文革文学”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并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话语风貌的形成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极性思维是在认识矛盾运动过程中片面强调、夸大某一方面而走向极端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人们片面追求简单化、齐一性，追求思维经济原则的产物。极性思维将简单化和二分法推臻极端，非但不能有效地说明和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忽略事物和真理的相对性，引起思维自身的矛盾和混乱。
革命战争时期，文学艺术已然成为革命事业颇有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国后的相对和平时期，文学仍然担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排头兵。正如陈思和指出的那样：“当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以后，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与狂热的非理性的奇特结合。”他还精辟地指出了当代文学观念中战争文化心理的三大特征：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性，文学宣传职能与文学真实性的冲突；二分法思维习惯被滥用，文学制作出现各种雷同化的模式；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基调的确立，社会主义悲剧被取消。
战争文化心理在文学层面上主要体现为崇尚二分法、强调斗争哲学、充斥战争语汇。极性思维与战争文化心理的红色交响致使“文革”文学批评话语呈现出特殊的话语风貌，总体上具有以下特征：在极端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话语层面的显在表征为好用绝对性语词；将二分法的有限合理性无限延展扩大为在一切领域都具有合理性，机械二元对立成为批评文本的主导思维模式，非此即彼的两极表述成为话语常态；充斥战争话语，具有鲜明的话语暴力色彩。
奠定了整个“文革”文学批评中心话语基本特征的《纪要》，对文艺批评提出了这样的“具体要求”——“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的庸俗捧场。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功夫。”
“文革”文学批评话语表层的这些特征和《纪要》对文艺批评的定位昭显了其时的文艺批评功能观——文艺批评被进一步简化为仅仅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武器与工具，文艺批评成了主流政治话语的传声筒和代言人。这是对近代以降的战争文艺功能观的承续。近代以来的危亡时势，使文学更加紧密地与政治结合在一处。如此这般不断强调文学为现实的政治或中心运动服务的必然结果，是“以忽视或抛弃它的审美为代价的：文学变成了急功近利而且相当轻忽它的艺术表现的随意行为”。文学批评也同样经历了由多样化到以主流政治权力话语为中心的高度一元化的过程。
语言问题原本从来就不只是单纯的语言问题。“文革”时期，文艺批评领域内的话语权的争夺往往直接显现了政治权力的争斗，就像海然热指出的那样：“语言是一种政治资本，语言实践反映着一种从未公布的霸权，任何语言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权力游戏，目的在于将人们纳入语言编成的网绳中，便于控制。”“文革”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正常发展，其流毒并非短时期内能够肃清的。在新时期对《苦恋》的批判和世纪之交关于小说《沙家浜》的争论中，一些批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就仍然显示了这种非正常批评的不良影响。
第二节 非此即彼的两极表述与绝对性语词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整个第三世界（包括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治进程）的整个政治气氛被“不宽容和信条的偏见所毒化”。这一评定用以说明整个“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治进程”并不确当，却适用于评析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政治症候的熏染下，“公众情绪仍然动辄通过容易接受善恶二元论口号——宗教的和政治的善恶二元论——的原始观念来表达”，这无疑适宜机械二元对立的批评思维的滋生蔓延。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的笼罩下，当时社会生活各领域充满了两极化的表述和绝对性语词。这些现象在文艺批评领域中尤为明显。彼时，文学批评是作为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锐利武器而存在的，其话语形态也很自然地高度政治化了。
主流文学批评确立和崇尚的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然而，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是非常复杂的，并非时时处处泾渭分明，而是常常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状态。极性思维过于强调对立、分化、斗争性和敌对关系，往往夸大差异处，突出“二元对抗”，忽视共同点，缺乏辩证性。这种极性思维典型地体现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等风靡一时的流行话语中。郑敏指出，“二元对抗”是“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产生于形而上学中心主义，往往站在一个中心立场将现实中各种复杂的矛盾简单化为一对对抗性矛盾，并从自己的中心出发拥护其一项，打倒另一项。这样就将现实中矛盾的互补、互换、多元共存、求同存异等复杂而非敌对的关系强扭成对抗的敌我矛盾”。
毛语体的一个显着特征是偏好采用两极表述，抹杀矛盾的复杂性、相对性、易变性及中间状态。毛泽东本人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用“好得很”和“糟得很”来简单地划分各阶层人物在农民运动前的复杂心态。在机械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下，“文革”文学批评除惯用非此即彼的两极表述之外，还突出地表现为在文本的话语表述上使用“最”、“完全”、“根本”、“任何”、“一切”、“十分”、“非常”等绝对性语词夸张性地渲染紧张的对抗性矛盾，如“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这一撮不拿枪的敌人”等。周扬在《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讲话》中就连连使用“最”字，如说“人民电影在各种艺术中是最年轻的，但也是最群众化的、最有力量的一种艺术形式”，又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伟大名着《实践论》中，最深刻而又最简单地说明了人的认识不能离开实践这一个真理”。
姚文元也堪为此类话语表述的“出色”代表，他批判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是“一棵毒草”，“根本上歪曲了我们党内生活和党内斗争，里面没有一个真正是体现党的原则的人物，而把一切的人都写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评新编历史剧栀海瑞罢官枛》中，给《海瑞罢官》戴上了“一棵毒草”的帽子，批判该剧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焦点的反映。
“文革”时期，非此即彼的机械二元对立文学批评思维模式的泛滥，与政治视角的恣意入侵、战争思维的不当延展有重要关联，也与毛泽东本人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有一定联系。毛泽东在《矛盾论》、《片面性问题》等文中均表现出了卓越的辩证思维，他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趋于两个极端的矛盾方面统一起来，这种辩证思维在其文艺思想中也得到了一定体现。然而，总体而言，毛泽东后来愈发注重矛盾中对立的一面，忽视转化和同一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