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讲话》中就针对“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他还断然认定，“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
毛泽东的这类表述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不容置疑性，是其绝对对立思维方式的典型话语形态。相应地，毛泽东的文艺功能观也同样体现了这种对立乃至对抗的紧张关系，面对任何文艺问题，都只能站在其中一个立场坚决、彻底地反对另一个立场。毛泽东的这一文艺观念在革命战争时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有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之虞。
“文革”时期，强调对立、矛盾的战争思维进一步成为人们自觉采用的分析问题的主要思维方式，这种对对立的极致强调在“文革”流行语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如“宁要……不要……”式“文革”时尚用语的泛滥。自1975年11月8日张春桥在“批邓”中提出“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之后，“宁要……不要……”句式曾盛行一时，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宁要社会主义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宁要社会主义的穷国，不要资本主义的富国”等今日令人倍感荒唐的强化绝对对立的两项对举式口号。
在极左思潮和毛语体的影响下，文学批评也擅长运用两极化的语言概括方式把错综复杂的现象简单化和极端化，从而将具有多种可能性的选择简化为非此即彼的选择。姚文元的文学批评文章可谓极左思潮的典型代表，他的《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1957年11月号）突出地反映了其时主流文学批评漠视客观事物和文学现象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作出简单化判断的粗暴批评的套路：只要作品表现了人情、人性或揭露、批判了官僚主义，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创作倾向。从“十七年”时期到“文革”时期，大量文学批评文章的基本思路就是两项对举，只能取其一端。
不少批判文章的标题就体现了这种简单化思维的倾向，如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文艺报》1953年第3期）、蔡田的《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文艺报》1957年第8、9期）、罗荪的《反教条主义还是反社会主义》（《文艺月报》1957年8月号）、林默涵的《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1958年5月3日《人民日报》）、刘白羽的《透明的还是污浊的？——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文艺报》1958年第12期）、巴人的《是现实主义，还是反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冯至的《是批判地吸收呢，还是盲目地崇拜？》（《文艺报》1964年第4期）、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红旗》1967年第4期）等。“文革”文学批评往往不问青红皂白，上纲上线，把任何文艺领域的问题都上升到两种对立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
初澜在《评晋剧栀三上桃峰枛》中认为山西省文化局创作组集体创作的晋剧《三上桃峰》“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因而，“对大毒草《三上桃峰》的批判，不是一般的文艺论争，不是什么创作问题，而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扞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是大非问题。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谈起》中，初澜又指出关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反映了音乐战线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
第三节 实用理性与非理性的异常结合
斗争哲学在“文革”时期盛极一时，人们热衷于“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而作为意识形态重要工具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也概莫能外地成为体现这一思维特征的文字载体。在对阶级斗争的尖锐激烈形势和党国面临的变修变色危险做了耸人听闻的夸大后，二分直观的战争思维方式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对和平环境中被不恰当地放大和延伸，并在日常生活和文艺领域中得到了积极响应，战争文化心理与政治视角的共同推动形成了二项对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文本结构。
文学批评自觉遵循战时文化规范，服从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套用战争话语来说，它们以极端的形式成为现实生活锐利的武器、冲锋的号角和战斗的尖兵。这在诸多方面得以体现，具有显着话语暴力色彩的战争话语的大举“入侵”，就是战争文化心理在文学批评话语层面上的一个表征。“文革”文学批评话语明显附着了时代的社会语境色彩，刻录了时代铭纹，表现了战争文化心理的强力投射，字里行间激荡着国家权力话语的时代强音。批评者以真理代言人自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批评话语带有浓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痕迹，体现了高度的革命化、政治化特征。
“文革”文学批评几乎全是大批判式的揭露性的文字，形形色色的显性和隐性集体写作者以狂热并异化了的政治激情，在文学批评中进行政治谩骂。其时，多数文学批评充满着浓重的暴力色彩，从一些批判文章的题目我们也可窥斑见豹：《向反动小说栀红旗谱枛、栀播火记枛开火》（《河北日报》评论员）、《彻底批臭为叛徒王明路线翻案的两本反动小说》（邯郸汉光机械厂革委会报道组）、《剥下彭德怀的画皮——驳斥毒草栀保卫延安枛的无耻谰言》（张岚等）、《彻底粉碎彭德怀的臭招牌——批判反动小说栀保卫延安枛》（兰州部队文工团革委会）、《栀保卫延安枛——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文红军、左红兵、新北文）、《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栀上海的早晨枛》（丁学雷）、《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黑碑——批判陈登科的反动小说栀风雷枛》（安学江）。“文革”文学批评中战争话语的大量而频繁的使用，将在特定境遇中具有合理性的战争思维普泛化为思考和解决文艺领域内一切问题的首选和主导思维方式，也反映了在作者和读者中普遍形成了战争文化心理烙印深重的思维模式。
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反革命的辩护词和自供状——评栀红旗谱枛栀播火记枛的“代序”和“后记”》一文就显现了这一思维模式的影响。文中写道：“毛主席教导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梁斌站在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王明路线方面，利用小说，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现实的阶级斗争！”战争思维的深度介入使文学批评领域内实用功利主义和非理性色彩愈加显着，缺乏对主流之外的歧见和异议的兼容并蓄，异变为情绪化的过激反应，助长了专横武断、滥施淫威的大批判文风。正如秦兆阳所说的：“开口必给人以‘个人主义’，动笔必送人以‘小资产阶级’，道理未说三句，棍子先打五十；分析非常肤浅，帽子又高又大；以粗暴的讨伐式的做法代替与人为善的批评。”
战争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状态，正如《孙子兵法·计篇》所说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种关乎生死存亡的利害关系在日常生活和寻常领域是少见甚至没有的。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任何矛盾都必须激化或转化。李泽厚指出，古兵家在战争中所采取的思维方式不只是单纯经验的归纳或单纯观念的演绎，而是以明确的主体活动和利害为目的，突出而集中、迅速而明确地发现和抓住事物的要害所在，从而在具体注意繁杂众多现象的同时，要求以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即抓住矛盾的思维方式来明确、迅速、直截了当地去分别事物、把握整体，以便作出抉择。战争思维是概括性的二分法的思维方式，用对立项的矛盾形式概括出事物的特征，便于迅速掌握住事物的本质。
《孙子兵法》就提出了许多相反相成的矛盾对立项，如敌我、和战、胜负、生死、利害、进退、强弱、攻守、动静、虚实、劳佚、饥饱、众寡、勇怯等。把任何一种形式、情况和事物分成这样的对立项而突出地把握住它们，用以指导和谋划主体的活动（如决定作战方案或进或退、或攻或守等）。这是一种非归纳非演绎所能替代的直观把握方式，是一种简化了的却非常有效的思维方式。在一般经验中，这种方式大都处在不自觉或隐蔽的状态。
但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需要到处都自觉采用这种思维方式，也没有必要把任何对象都加以二分法的认识或处理。特别是从一些生命有机体来看，以维持机体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的，强调对立项的依存渗透、中和互补，避免激剧的动荡、否定、毁灭、转化，在一定对象和一定情况下，有其重要的合理性。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战争的特殊性并未得到正确的认识，战争思维和战时政策反而被进一步铺展到包括文艺在内的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周扬曾经用战争话语对文艺理论批评进行了这样的定位：“文艺理论批评，是思想斗争最前线的哨兵。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往往首先在文艺方面表现出来，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的侵蚀，也往往通过文艺。资产阶级思想来影响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思想要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前哨战往往是在文艺方面。”福柯曾经把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通过其他方式继续的政治”反过来改述为“政治是通过其他方式继续的战争”，他认为，“政治权力的作用应当是通过无声的战争使这种力量关系永远记录下来，在制度中、在经济的不平等中、在语言中，甚至在这一些人和另一些人的肉体中，记录下来。”这种“无声的战争”在1949年后的中国愈演愈烈，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为这场“无声的战争”之“锐利武器”的文学批评，更是成为权力争夺的重要舆论工具和砝码。
“文革”文学批评是一种专横独断、杀气凛然的“棍子”式政治性批评，将文艺领域的一切斗争都视为两个阶级、两个阵营的敌我斗争。与此相应，对作家、作品、文学思潮也只有否定或肯定这两种是非鲜明的态度，“棒杀”或“捧杀”批评方法分别成为其时“破”与“立”文学批评的主力军。在以“破”为主的文学批评中，用贬抑性话语批驳“黑八论”和《创业》、《海霞》等稍有背离“文革”主流文艺思想的文艺作品，满眼都是怒斥和詈骂的话语，并运用夸张、丑化式比喻、设问、反问等攻击性极强的修辞手法来渲染阶级仇恨。而在以“立”为主的文学批评中，则毫不吝啬溢美之词，刻意地以褒扬性话语极度赞誉以“样板戏”为标志的革命文艺经典的“丰功伟绩”。这两种趋向昭显了深受战争文化心理影响的“文革”文学批评的实用理性与狂热的非理性的异常结合：一方面，在文学批评功能观上过于强调文学批评的宣谕功能，使其完全成为帮派政治夺权和打击对立面的武器与工具，体现了实用理性的直接功利主义；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的话语层面又是情绪失控的文本，体现了非理性的偏激、狂热与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