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自由与和谐：古典人文教育的价值诉求及课程内容
卡西尔说过，人是符号的动物。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符号，它既是人自身的一部分，也是人类社会演变的结果。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类拥有语言这一重要符号，从而在“理想与事实”、“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划分出界限。通过语言，人类可以超越现实的种种限制，创造自己的“理想”的世界，并且向着“可能性”行进，从而不断推动人类文明前进。
卡西尔这一观点是对人本质的一种揭示，实际上，它又是基于语言、语文教育的价值，以及语文教育之所以发生意义的一种诠释。
众所周知，希腊荷马史诗《奥德塞》和《伊利亚特》记述了古代西方最早的一些语文教育活动。“教你成为演说家，教你成为实干家”。作为先民文化活动的历史记忆，荷马史诗中菲尼克斯的这句台词多少道出了当时人们对语文教育的一种理想和寄托，以及社会对培养人才的价值诉求。
虽然它反映的确切时代已不可考，但培养“演说家”和“实干家”确实是古代希腊，乃至以后一段时期教育的重要目标。
在西方历史上，真正体现希腊教育精神与特点的是斯巴达及雅典时期的教育。不仅其所倡导的自由与和谐的价值被西方教育视为思想的源头与精神传统，他们为培养哲学王、政治家和演说家所建构的“三艺”课程（文法、修辞、辩证法）更被西方人文主义教育奉为圭臬。一个社会教育体系的形成往往与社会的发展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崇尚武力是斯巴达城邦国家发展的主要力量源泉。斯巴达境内多山，公元前7世纪，它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对外征战，并获得大片土地和奴隶；对内依靠武力实行军事专制统治，一跃而成为希腊着名的城邦国家。因此，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尽忠于城邦的公民是斯巴达人的义务，也是教育的主要目标。在斯巴达，从7岁到18岁，儿童要接受严格的“奴仆式”军事训练。孩子不仅要进行体育及野外训练，掌握重要的生存与斗争技能，以及接受意志品质方面的特殊磨练，他们的生活组织也像军营一样严酷和严明，“孩子们常年都得打赤脚、穿单衣、吃粗粮、睡硬床”。18岁以后，虽然成为埃弗达成员（指刚成公民的古希腊男青年），不久，即被选入成人集团，拥有公民权利，但为了适应随时作战的需要，战术的训练始终伴随着他们。正如博伊德等指出：“追求军事和服从的精神是斯巴达人教育追求的重要品质。”除了军事的训练外，斯巴达也有音乐教育，但音乐训练与军事课程相比所占比例并不大，且内容以集体合唱项目为主，实际上是配合军事教育及宗教仪式而展开的。文学、艺术及其美学价值在斯巴达人看来并不重要，因此之故，斯巴达人被后来人指责为不会读书。在斯巴达，女孩子像男孩子一样接受军事训练，她们要被培养成为“勇敢而坚强的男子的可尊敬的母亲”。
在希腊城邦国家中，雅典崛起于公元前6世纪前后。雅典城邦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个城邦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完备的教育体制。梭伦制定的教育法令规定，每年男孩子都要学习游泳，读书。同时，又严格规定了学生的年龄和出身，学生随从（教仆）的品质，学校上学、放学的时间，以及成人不得进入省学区等。
博伊德等指出：“在斯巴达，是为造就军士而教育孩子；而在雅典，不仅是为了战争，也是为了和平而教育孩子。”它确实道出了斯巴达、雅典两个城邦国家不同的教育理想和精神追求。雅典人为了塑造公民的自由价值，非常重视音乐和体育。雅典的儿童7岁就入音乐学校，同时开始学习识字、读、写、算等基本知识，然后由竖琴教师教他们演奏。“美德即知识”。在人的培养问题上，雅典人认为，首先是品行。这一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说：“只有当参与政治的公民们具有德行时，一个城市才可能有德行因为所有公民的德行是包括在每个公民的德行之中的。”其次，是识字和音乐。在雅典，音乐、文学教育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音乐在雅典学校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中许多项目，如教唱歌、奏七弦琴，在雅典人看来是一个文明社会日常生活所必备的训练。柏拉图说：“音乐是和体育相对的，它通过习惯以教育护卫者，以音调培养某种精神和谐（不是知识），以韵律培养优雅得体，还以故事（或纯系传说的或较为真实的）的语言培养与此相近的品质。”
在雅典，音乐教育与其说是一门科目，不如说是围绕音乐素质教育而进行的综合性学习活动。比如，其中读写活动就包括学习、背诵伟大的诗人的着作，有的教师就把诗作谱成和谐而有节奏的乐曲通过音乐表演的方式完成教学，并让学生体会其中的节奏与韵律。而文学教育的价值在于，从古代寓言、神话到诗歌，借助于想象中的美和善的故事，对儿童进行心灵的教养、陶冶和净化。因为，“使他们的行为优美，使受到正确教养的人具有高尚的灵魂；也因为凡是接受过这种内心的陶冶的人，都能敏锐地觉察出艺术或自然中的遗漏或错误”。在有关文学教育中，辩证法被视为最高级的学习科目。柏拉图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可以把人的灵魂拉出“无知的泥沼”的学科。它不仅仅是给未来的统治者一种辩论艺术的训练，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探索者，在辩论中或阐明个别真理时能够明确区分“善”的理念与一切事物并做出定义，“不能像在战场上经受攻击那样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并竭力用实在而不是用意见考察一切事物，在正确的方向上将论证进行到底而不出现失误”，总之，辩证法是一门关于“善”的科学。
重视音乐和文学教育与雅典人培养和造就自由和谐发展的公民的理想是分不开的。这种理想也体现在体育的训练中，以“优雅的审美观念”进行体育的训练就是其表现。在雅典，体育直接由国家负责及督促。一般的儿童（男孩）先进入私立体操学校或角力学校就学，然后进入公立体育馆，进行跑、角力、投标枪以及掷铁饼等项目的训练。18岁以后，雅典青年正式成为公民，成为“埃弗比”。
公元前5世纪，雅典凭借其强大的海上力量，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并实现了雅典城邦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变。在新旧势力的争夺中，雅典建立起了民主制度。“无论贫富，每个自由公民都享有平等权利。”随着雅典社会的变迁，特别是民主社会建设的需求，雅典教育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原来的教育体系，尤其是教育内容发生了分化，旨在培养演说家和雄辩家，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民主的文学教育开始从音乐教育中分离出来。在文学教育中，不仅有专门的教师从业人员，还有记诵荷马、赫西德和其他伟大诗人作品的明确的学习任务。不久，来自外邦的教师群体——“智者”的兴起，并成为一支社会的重要影响力量，使人文教育日趋完备。所谓“人文教育”主要是指文学和修辞教育。这些教师中虽然也不乏沽名钓誉之辈，但他们更多地是以培养雅典社会合格公民责任自担，为青年的未来公众生活做准备。
教给青年人以更多的智慧和道德是当时有责任感的智者们的共识。
在教学内容中，人文学科是主要课程。他们除了要学习一些品德课程外，主要学习与辩论术有关的学科。“从他们的杰出人物那里，学生们受到了全面的哲学教育。在这种哲学教育中，逻辑学、伦理学和文学批评问题，起了巨大作用。”在他们的教育主张中，有以主张教授法律演说词为中心的实用修辞学，从而为青年们的实际生活做准备；有的则以教授哲学鼓励学生献身于真理的追求中，“是对真理的探索”；还有的主张学习实用辩论技巧，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学习辩论实务。总之，“他要学生们用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题目开始写作和讲演，要求他们根据老师详加论述和阐明的原理，批评自己和同学的写作和讲演。这样，学生既获得了表达的才能又获得了进步的人生观”。
当公元前3世纪，罗马在与迦太基及周围诸国多年征战中获胜，并雄居地中海地区的霸主地位时，也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幅新的教育历史画卷。与希腊教育注重发展人的自由、和谐的个性不同，罗马教育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注重实际的特征，使这个国家在人才培养和造就上转向对现实社会具有直接影响的演说家即政治家目标。罗马时期着名教育家西塞罗、昆体良对此都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西塞罗在他的有关教育目的的阐述中指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政治家，而非演说家。所谓政治家就是以非凡的演说才能为社会服务和谋利益的人。他强调，真正的演说家必须是哲学家，具有卓越的思想智慧。他说：“倘若有任何人断言雄辩家的全部能力就是在执政官面前或在法庭上，或在公众集会上或在元老院发表博学多识的演说，即使对受到了这种限制的雄辩家而言，批评者也必须承认并同意这种雄辩家要具备很多品质，因为，如果没有对一切公共事务的广泛的理解，如果不精通法令、习惯和普通法律，不了解人性和人的特点，他就不能明智和富于技巧地从事这些有限的活动。”比西塞罗更坚定，昆体良认为，演说家是“罗马的智者”，“是唯一完美的人，比较起来，哲学家实质上是次等的”。昆体良又指出，未来的演说家必须“生活在最公开的和阳光普照的公众生活之中……”通过关注市民生活并以此为职责才能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政治家。
在早期，罗马对儿童的品德及自由的个性培养非常注重。一些贵族的家庭教育就非常强调儿童学习的“娱乐”和“消遣”价值。体育训练也曾经受到重视，甚至还需要学习一种“法律”，但是，这种价值取向在社会崇尚实际的时代精神状况之下不久即消失，他们更关心的是，军事与政治，而很少考虑与生活及事物无直接关系的任何形式的其他知识。特别是在拉丁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创立以后，以培养演说家，参与社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取向占据了主流。用博伊德的话说：“罗马人对文法和修辞学的要求甚至比希腊人更为强烈，因而这两门学科受到了满腔热忱的欢迎。”
社会的转型，特别是罗马上层社会对文学欣赏的普遍需求，催生了系统研究文学教育的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在罗马，出身好的男孩子一般12、13岁时进入文法学校学习，“从此时起，拉丁文学和修辞学以及希腊的教学开始了，并且日益成为重要的学科。结果形成了一种具有希腊形式，却是罗马内容的教育制度”。16岁以后，他们告别了普通的文学教育，开始步入成年人行列，专门学习修辞学。时人在阐述文法、辩证法和修辞的不同价值时认为，文学教育可以消除“心中的粗野”，文法则以修辞装饰我们，而修辞则使我们能言善辩。昆体良在《演说家的教育》一文中进一步阐述：“文法包括两部分，正确的语言艺术和诗人们的解释。”前者包括语法和文学，而语法的学习占据学生们的大部分时间。在进行语法学习时，“学童们必须细心学习名词、形容词、代词的变格式和动词变化。”
语法既包括希腊文法，也包括拉丁文法，比如当时帕拉蒙所着的《拉丁文法》就是一本广为流传的课本。在文学学习中，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都是他们学习的对象，其中诗人及其作品则是“宠儿”。当然，有时，散文家的作品也在研究对象之列。
博伊德曾经这样描述罗马时期的文学教育过程：首先是朗读必读教材。文法教师先朗读一段，学生们则跟着他复诵，要求仔细注意音调和音量，尽量使其朗读收到真正的效果。接着教师评讲课文，包括有关词源和文法特点的注释，以及有关历史、神话、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旁注。教师讲课时，学生应将评注记录下来，并应熟记。跟着就仿照亚历山大里亚学者的方式，校勘和讨论不同的读物。最后，学生们思考成熟时，就要对作家的写作特点、优缺点进行评论，或与其他作者作比较。除精心研究作家外，学童还得用自己的话复述故事，做各种释意练习，为的是熟练地使用希腊或拉丁文。
修辞学习，不仅要学习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修辞学理论知识，而且还要掌握演说的策略，以及讨论在其职业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学科与问题。这个训练过程比较漫长。因而，他们需在生活的各种场合进行各种形式的演讲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