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时期的教育，确切地说，在“三艺”课程的学习中，还探索并形成了一套富有成效的提高演说能力及技巧的训练原则、策略与方法。西塞罗、昆体良等人都撰写了一些着名的篇章，介绍提高演说技能及艺术的理论、实践及策略。西塞罗在《论演说家》里就对修辞学校如何利用格言和范例发展高度精密的演说技巧作了深入细致的阐述。关于引用格言，他认为：“首先，我们必须说纯净、准确的拉丁话，其次要简明扼要，第三要优美，最后，态度要与我们的论题的庄严相适应，还应有某种魅力，在这些方面我都学习了特殊的格言。”关于范例分析，朱利恩则描述了罗马时代格言教学的一般的程序：“（1）对作者言行的赞誉；（2）释义，以一种扩大方式提出并介绍格言的基本思想；（3）主题，说明这种思想的基本真情；（4）反面观点及其后果的检查；（5）比较；（6）范例，通常以某些伟人为例；（7）从古代作者们对这种思想的认定中找出证据，以确定这种思想；（8）结论，最早见的是以劝勉的形式来做结论。”之后，以培养演说家为中心的文学教育成为欧洲教育的主要取向及重要模式，昆体良的《演说家的教育》则长期被用作课本。
自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城邦的崛起，到公元3世纪罗马陷落，希腊罗马创造了欧洲文明起源时期的灿烂文化。由古代希腊与罗马教育所形成的以“三艺”课程为核心的古典人文教育的模式与传统一经形成，即构成了西方教育的起源及精神传统。西方历史上人文主义的变革与发展都是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反映。在这一模式中，“自由”与“人的和谐发展”始终是教育的最高理想与核心目标。当然，其中亦不乏紧张与冲突。
概括地说，希腊，特别是雅典教育所崇尚的是人的自由、和谐发展，偏重教养，即作为自由人的价值的教育，所谓旨在“唤起、训练与发展那些使人趋于高贵的身心的最高才能的教育”。它包括人性的充分展现、心智的和谐发展和不断追求真理。因此，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负责治理国家的是“哲学王”；虽然，他必须是演说家，但他与其说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参与国家管理，还不如说是一个人文学者。而罗马教育虽然也强调培养作为人的自由价值的理智及修养，但更强调对现世生活的参与和改造，因此，罗马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政治家而非哲学王。当然，他首先必须是一个演说家。在这里，演说家的教养表现在他不仅拥有百科全书式的渊博的知识、良好的修养与演说技艺，更重要的在于，具有强烈的参与现实生活的使命感及责任感；在自由、和谐共同的精神价值目标之下，一个强调人的精神自由发展及对其不懈探索，一个强调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参与及改革。希腊、罗马教育在价值上的一致性及分歧为后来的人文主义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模式及选择。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人文主义学者在追寻希腊罗马教育的理想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取向，即源于人文主义教育精神传统的差异。
建构了一个以塑造自由人为目标的在内容上互为补充的“三艺”课程模式。这一课程模式被后来的人文主义学者不断地诠释、补充和丰富。
“三艺”课程即文法、修辞、辩证法，起源于希腊，形成于罗马。它们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具有不同的教育价值，从不同维度指向自由人的塑造，所谓“三种自由艺术”，但三者之间又充满着张力与冲突。早在古希腊时代，辩证法就处于“三艺”的首位。如前所述，柏拉图十分强调辩证法的重要，认为它是其他两门课程学习的基础和前提。事实上，在欧洲教育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个时期三门课程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它们始终处在此消彼长的状态。自中世纪至文艺复兴，再到近代，随着社会变迁，人文主义教育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内容各有侧重。比如，中世纪初期，比较偏重文法和修辞学，逻辑被忽视；中世纪后期，因为强调宗教教育，逻辑学的地位不断上升，文法和修辞学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法和修辞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逻辑学则被边缘化。毋庸讳言，“三艺”课程在欧洲教育史上的地位与关系的变化与课程内容的分化及重建有很大的关系。在欧洲文化及教育史上，即使在一门课程中，内容也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比如文法学到罗马时期以后，学科内容就分化了，先后分化为文法（语法）、文学、历史、神话学等内容，之后，则又补充了现代经典作品，实际上，“文法”内容变得相当丰富，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法学科了。
不言而喻，在希腊、罗马时代，用希腊语、拉丁语撰写的古典作品训练，占据了人的教养训练的中心地位。这种取向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化训练，其价值自有其不可替代性，然而，在希腊罗马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当这种古典文化取向的课程被视为人文主义教育的全部时，其问题及局限性亦随之而来，几乎变成了保守主义及传统的代名词。这种课程取向不仅失去了希腊、罗马时期的教育价值，也很难引起后来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及耐性，最终不得不陷入形式主义训练的泥潭。众所周知，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教育史上，进行人文主义教育时，为教授古典文学作品，首先必须通过古典语言关，于是，许多教师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希腊、拉丁语文法及语言的学习与训练上，课程中的价值及精神反而鲜有人问津，虽然，有些学者宣称，这种训练内容上可能落后于时代，但它在智力训练上仍然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他们辩称：“通过古典语的学习，可以培养忍耐和勤勉，培养记忆、推理等能力，因而拥护古典语教育。”然而，他们却很难挽救由此导致的人文主义课程衰落的趋势。
形成了多样化的语文学习方式。为实现培养有教养的自由人的目标，以及进行古典文化的训练，古典人文教育探索并形成了多种多样提高语文素养及技能的学习方式，这些方式在后来西方教育发展的不同时期被发扬光大。第一，通过记忆、背诵希腊罗马经典作品，磨练心智，培养古典文化的修养，陶冶人格，当然，这一经验被不加分析地搬用和沿袭之后，会走向其反面，成为机械、枯燥的“愚蠢”的语言训练。第二，为掌握希腊语、拉丁文而进行的系统的语言形式的训练。从文法、句式、节奏，到习俗、语体和词汇，等等。第三，为深入接触希腊罗马经典，进入古典世界，学习“文本分析”的方法。虽然在学习希腊语及拉丁语作品时，其学习及训练的方式有些差异，但其中比较一致的方式、方法则为后来各国的语文学习提供了可供参照的基本范式及模型。
第二节 教养与文明：文艺复兴与重返古典人文教育
在欧洲历史上，公元4世纪到12世纪被称为漫长的中世纪。人们往往把它与黑暗、愚昧，以及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与希腊、罗马灿烂的文化相比，基督教的兴起，教会把持了教育权，构成了中世纪文化发展的重要事件及主题。基督教宣称，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主宰一切，上帝是人类生活的目的。人只是上帝的仆人，是为上帝而生活着的。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只有皈依上帝才能得救；人在现世生活中必须禁止各种欲望和情感，从而换得来世的幸福生活。
为了传播教义，加强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控制，中世纪教会在各地设立了一种新型学校，教授“文法”、“歌咏”等内容，以后，这种学校逐渐演变为文法学校和歌咏学校。前者主要以培养传教士为主，当然，也有学者、圣职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后者则专门培养为教会举行仪式所需要的唱诗者。当时学校教授的语言是拉丁语，课程内容虽然也有希腊、罗马时期的教育内容，比如辩证法、逻辑学、历史、数学和科学等，但主要任务是学习《圣经》，而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人宗教神学观点被教会看作是学习、阐述《圣经》的主要思想基础及理论框架。在教学方法上，教会学校主张惩罚，认为“戒尺、皮鞭、棍棒”是制服儿童所必需的物品。
恩格斯指出：“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全部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在中世纪，在封建教会把持和垄断教育的漫长岁月，希腊罗马教育中人的自由与和谐发展的精神不见了，人的现实生活也被摒弃于学校教育的范围之外，取而代之的是，教会对人们精神和思想的控制和禁锢，愚昧、迷信、腐朽充斥着整个学校。因此，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形容说，中世纪教会学校是“驴厩和魔鬼的学校”。
公元13世纪，从意大利开始，一场以恢复古希腊、罗马文明，弘扬人文主义精神及传统为宗旨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大陆兴起。文艺复兴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反对教会统治、反对禁欲主义，向封建宗教势力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斗争。一大批人文主义学者为了唤起和恢复被封建教会长期压抑的人性，在批判基督教对人的贬低和轻视，批判宗教的“原罪说”、禁欲主义等摧残人性的教义观念基础上，积极肯定人在宇宙中的独特的价值和崇高地位，提倡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尊崇理性，反对愚昧与无知，主张个性解放，反对把人的肉体视为灵魂的监狱。他们重视人的现实的世俗生活，追求一种幸福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
“回到古代去！回到古代世界的文学艺术和宗教等方面去！”不仅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一句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口号，也是文学复兴掀起人文主义教育的重要标志。从意大利，到法国、德国，再到英国，一大批人文主义学者大力发掘、整理希腊、罗马古典作品，投身于阅读希腊、罗马时期的诗作与散文，并从中“获得教学材料”。他们崇尚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典语言，认为它是人的理性及心智训练的最好材料；掌握古典语言可以增进人的教养与文明程度，也是理解古典文学作品的关键；而透过希腊、罗马文学作品，他们认为，不仅可以感受到伟大时代的抱负如何淋漓尽致地得以表现，而且可以充分领略“希腊精神特有的深度与广度”，充分领略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对美、真理和自由的渴求。换句话说，“‘文艺复兴’的实质不是古代思想方式和习俗风尚的‘再生’，而是对束缚人的狭隘的中世纪精神进行坚决的反抗，是对更丰富、更充实的个人生活的一种尽管模糊，但仍迫切的要求。”
文艺复兴运动前后经历了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以“回到过去”，提倡和恢复古希腊、罗马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为主题；后一个时期则在宗教改革运动、启蒙思潮及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强调实用价值，掀起了新人文主义教育。
西蒙说：“近代以来，欧洲的历史是一部追求自由的戏剧，而文艺复兴是这部戏剧的第一幕。”为了彻底摆脱封建宗教思想的束缚和精神的奴役，唤醒和恢复人的自由精神，培养希腊、罗马时代的“自由公民”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的首要目标。在中世纪，教会学校除了培养和训练一批传教士和牧师外，就是造就大量忠实的上帝的信徒。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人们发现，他们不仅是忠实的上帝的信徒及臣民，而且，还是比市镇公民更具有广泛社会责任的国家公民。当时，人文主义学者不愿意“冒险接受未经检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是放眼西方文明起源时期的希腊、罗马时代。他们把培养崇尚古代文化，具有优雅的教养及生活方式的自由公民作为理想目标。人文主义在追寻这一理想目标时，赋予了它三层含义：首先，所谓自由公民应该是一个博学的懂得多门学科知识的学者。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格里诺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学习特定的科目而不管其内容如何。”在当时人文主义学者看来，希腊、罗马时代的“七艺”等自由学科都应该掌握，尤其是其中的文法、修辞学、逻辑学“三艺”课程，以及历史和道德学科。因为这些学科不仅包含了人性的众多方面，以及人类的价值、思想和抱负，而且是文明教养的重要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