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废铜代钞为通货膨胀埋下隐患
历代封建政府都是先铸钱而后发行纸币，但金朝却别开生面先印钞后铸钱。这是因为金统治地区铜矿贫乏，北宋时虽曾在徐州、太原府、河南登封府、卫州的共城、隆州的垣曲、京兆府的乾裕、华州等地铸钱，但远不能与南方相比，北方铜产量只占其百分之几。到金朝建立，这些铜矿长期遭受战争破坏，要恢复生产谈何容易。金朝政府只得先印纸币，后铸铜钱，这是金朝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一个特例。贞元二年（1134）经户部尚书蔡松年提议，金朝政府第一次发行交钞，以铜钱为本位，与辽、宋钱并行。印造、发行和管理交钞机构，在中央设交钞库、印造钞引库和物料场；地方机构则称随处交钞库、抄纸坊。贞元初，仅在中都、南京两地设交钞库或交钞所。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到宣宗贞佑二年（1214），全国19个路除东京路外都设随处交钞库、抄纸坊。在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中都路、北京路、西京路和河北东路所属的瑞、蔚、通、顺、蓟、平和清州地区，同时还设有分支机构、随处交钞库、抄纸坊。金朝纸币发行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从海陵王贞元二年（1134）开始发行交钞到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为第一阶段，是币值处于稳定时期；从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至宣宗贞佑元年（1213）为第二阶段，是交钞开始膨胀时期；从宣宗贞佑二年（1214）至哀宗天兴三年（1234）金朝灭亡为第三阶段，是纸币通货膨胀走向崩溃时期。
金交钞发行于贞元二年（1134），与当时辽、宋铜钱一起流通。交钞形制大致上仿宋交子、钱引，印有花纹图案、发行机构、发钞官员押字、编号、兑换等。范成大在《揽辔录》中记载道：交钞所者，虏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中原）旧钱，又不欲留钱于河南，故仿中国楮币，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钞文曰：南京交钞所准户部符，尚书省批降检会昨奏。南京置局即造一贯至三贯例交钞，许诸人纳钞给钞，河南路官私作见钱流转，若赴局支取，即时给付，每贯输工墨费钱十五文，七年纳换，别给钱，以七十为百，伪造者处斩，捕告者赏钱三百千，前后有户部管当令史干当官交钞库使副书押，四周画云鹤为饰焉。
交钞票面分大、小两种，大钞分1贯、2贯、3贯、3贯、10贯3种；小钞分100文、200文、300文、300文、700文3种。发行初始，以7年为限，界满纳旧钞换发新钞。到了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废除7年厘革限制，改成永久流通货币。《金史》卷48《食货志·钱币》记载：“时有欲罢之（钞法）者，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止因有厘革年限，不能无疑，乞削七年厘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岁久字文磨灭，许于所在官库纳旧换新，或听便支钱。遂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法自此始。”
在金初贞元、大定年间，由于国力强大、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迅速，百姓安居乐业。交钞发行初始只流通于黄河以南，目的是为了吸收宋朝的铜钱，过了黄河，就使用铜钱不用交钞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纸币“便于持行”、“利于致远”的优越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加上金世宗对纸币发行始终小心谨慎，因此交钞的社会信誉很好，商人们都乐于携带，一些客商“乐于以钱买钞”。
交钞的流通地域越来越广，后来越过黄河，流通到东北的上京、咸平等地。
交钞发行初始，政府规定“七年为限，纳旧易新”，即7年为一界，到期以旧换新。分界制虽有利于国家控制纸币流通量，但不利于纸币的稳定和信誉。在此法实行了30多年后，有些重钱轻钞的大臣主张取消7年厘革制度和交钞，但多数大臣则充分肯定交钞对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他们说道：“交钞旧同见钱，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人们所以对交钞缺乏信任，并不是交钞本身的过错，而是7年厘革制度造成的后果。“止因有厘革年限，不能无疑。”在大定二十九年（1189），金朝政府制定换钞法，取消厘革之限，使其永久流通，并且停止铸造铜钱。取消纸币的厘革之限，是金朝政府一个重要举措，它起到了取信于商人和促进货币流通的积极作用，使纸币制度更加趋于完善，在金朝取消交钞界期制度后60年，南宋会子才实行了无限期流通。但取消厘革制，也给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
纸币的发行量如果超过商品流通过程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那么纸币所代表的金属货币量就会减少，纸币就会贬值，物价就会上涨。纸币的流通是有它特定规律的，马克思这样论述：“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性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政治经济学理论也这样认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是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不停地周转，不断地从一个人手里转向另一个人手里。对于每个商品交换者来说，只要货币能够作为交换的媒介，使自己的商品能卖出去，并能买回与货币价值面额相等的商品，人们就不会过问货币所包含的实际价值究竟有多少。这样，就产生了金属货币有不足价的或完全没有价值的货币符号来代替的可能。”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铜钱，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不方便，如厚重携带不方便等，这都为交钞的流通创造了条件。
金朝的经济发展，世宗大定年间达到顶峰，此后逐渐走下坡路。章宗即位初期，财政还不太拮据，府库有积粟可供官兵五年之食，积米可备四年之用，积钱虽少，也可支二年以上。交钞发行量政府还可加以控制，大致与流通铜钱数量相当，因而币值大体上保持稳定。章宗明昌四年后（1193），由于政治日益腐败，官僚侵吞，黄河水灾，先后发生契丹族德寿领导的反金起义和山东河北农民起义，又与鞑靼、蒙古等族连年用兵，与宋爆发战争，军费开支急遽上升，据史籍记载此时政府军费开支，用掉银70万两，绢3万匹，铜钱100万贯，把国家财政拖入泥潭。货币流通的稳定性破坏了，官兵俸给及边戍军需供应成了难以应付问题。
金朝政府随即发行大额面钞，发行20贯至100贯面额大钞；接着又发行200贯至1000贯面额大钞，前者面值增长了10倍，后者面值增长了100倍。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段促使交钞币值直线下跌，而广大老百姓遭殃。正如《金史·食货志》所记载的：“自泰和以来，凡更交钞，初虽重，不数年即轻而不行，至是则愈更愈滞矣。南迁之后，国蹙民困，军旅不息，供亿无度，轻又甚焉。”
“自是而后，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罢铸铜钱，大量交钞流入市场，使流通领域阻滞壅塞严重，通货膨胀日益显现，民众怨声载道。金朝政府企图用行政高压来控制，严禁议论钞法推行，鼓励庶人捕告，告发人赏钱300贯。并强制规定民间交易典质在1贯以上者一律用钞，不准用钱。商旅携带现钱，不准超过10贯。章宗泰和六年（1206），金朝遭到蒙古军和宋兵的夹击，军费开支直线上升，政府加紧增发交钞弥补财用。此时民间交易拒用交钞只认铜钱，富家商旅因屡遭钞券变更和限制藏钱，一时纷纷破产，谓之“坐化”。商人关门罢市，市场萧条凋零。宣宗贞佑五年（1217），政府发行“贞佑通宝”，1贯当宝券1000贯，通宝4贯值银1两，折合宝券4000贯。此时民间1两白银可换贞佑通宝800贯，白银对通宝的比价已是1∶200。市面上的铜钱流向了宋地，民间完全用银或银帛交易，政府根本无法禁止。当时监察御史田迥秀说到：“国家调度皆资宝券，行才数月，又复壅滞，非约束不严、奉行不谨也。夫钱币欲流通，必轻重相权、散敛有术而后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尔。若随时裁损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可谓是一语中的。
由于金政府滥发交钞，致使交钞严重销滞，导致通货膨胀。
豪门濮王完颜守纯指出：“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向朝廷以小钞殊轻，权更宝券，而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废也。
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然则券之轻非民轻之，国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出入循环，则彼知为必用之物，而知爱重矣。今徒患轻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轻复同旧券也。”完颜守纯已认识到了“券之轻非民轻之，国家致之然也”，他知道要想提高纸币的信任度，必须增加赋税来减少纸币的发行量，从而降低通货膨胀。但是金朝政府一意孤行，继续加大发钞数量，此时交钞在民间信誉一落千丈，人们纷纷向外抛掷交钞，藏匿铜钱，导致了铜钱危机进一步加深。章宗泰和年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国库再也拿不出钱来，交钞被朝廷当成了救世灵药，政府大力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泰和七年（1207）颁发“钞法条约”，严格限制使用和携带铜钱数量，“民间之交易、典质，一贯以上并用交钞，毋得用钱，须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诸物”，“商旅赍见钱不得过十贯”，“十贯以上不得出京”。并用交钞来考核官吏，“以钞法流通为称职”，“否则不称职”，“但犯钞法者虽监察御史举其能干，亦不准用”。据史籍记载河北按察使斜不，因巡察时不接受交钞赐赏，要求换成现钱，被章宗知道后勃然大怒：“纠察之官乃先坏法，情不可恕”，最后被杖七十、降级，撤职。完颜永济大安三年（1211）蒙、金会河之役后，金损兵三十万，史称“金人精锐尽没于此”。金朝元气大伤，财政更是陷入困境。
金朝政府为了禁止钞价无止境跌落，用行政手段迫使民间出钱投入流通转归国库，在章宗明昌五年（1194）强行推行“限钱法”。“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二百贯，猛安谋克则以牛具为差，不得过万贯，凡有所余，尽令易诸物收贮之。有能告数外留钱者，奴婢免为良，佣者出离，以十之一为赏，余皆没入。”限制官职高低和资产数目，官俸发放全用交钞，规定贮存铜钱的限额。但限钱法实施了4年后收效甚微，“人多不遵”，朝廷只得让步。章宗承安三年（1198），“复减原限之数，更定官民存留钱法，三分为率，亲王、公主、品官许留一分，余皆半之，其赢余之数其五十日内尽易诸物，违者以违制论，以钱赏告者”。
限钱法的推行严重地损害了官吏豪门的既得利益，遭到了强烈抵制，他们纷纷把大量铜钱埋入地下储藏起来，以免财产遭受损失。这样一来市场流通铜钱愈来愈少，而交钞的应用价值也愈来愈低。完颜永济大安元年（1209）以后，“交钞每贯仅值一钱，曾不又工墨之费”，“交钞之轻几不能市易矣”。交钞的滞流，迫使宣宗贞佑五年（1217）颁布“权禁见钱”令，禁用铜钱，使交钞作为主要的流通货币。“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政府限钱法的颁布使官吏富家们损失惨重，社会矛盾开始激化。
金宣宗迁汴后，社会经济濒于崩溃。金后期20年间，政府先后发行6种纸币，各种纸币轮番登场，而金融币制更加混乱。
镇南节度使温迪罕思敬呈奏曰：“军兴以来，军旅调度，悉仰于钞，日之所出动以万计，至于填委市肆。”贞佑二年（1214），“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贞佑四年（1216），“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南宋人吴潜说道：“金人之毙，虽由于鞑，亦以楮轻物贵，增创皮币，或一楮而为三缗，或一楮而为五缗，至于为十为百，然人终不以为重，其末也百缗之楮止可以易一面，而国毙矣。”
自金哀宗始，社会危机日益加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越来越少。“今商贾之外又有佛、老与他游食，浮费百倍。农岁不登，流殍相望，此未作伤农者多故也。”洪水、干旱、冰雹、蝗虫等自然灾害频繁袭击农田，致使全国大多数土地颗粒无收。“田之荒者，动至百余里，草莽相望，狐兔出没。”百姓逃离家园四处流浪。中原的汉族人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大起义——红袄军起义，起义军人数超过30万人，轰轰烈烈席卷北方。起义军声势浩大，势不可挡，他们立郡署改年号，号称天顺。除了汉族起义军外，少数民族也起来反抗金朝统治者。金承安元年（1196），长期受金朝压迫的契丹人爆发了大规模起义。以德寿、陁锁为首的契丹人率众反抗，响应起义的有六所群牧（群牧，金朝建制）数万民众，声势浩大。《金史》这样记载：“十月，阻珝复叛，襄出屯北京，会众牧契丹德寿、陁锁等据信州叛，伪建元曰身圣，众号数十万，远近震骇。”面对全国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金朝政府已无回天之力，在蒙古人和宋军的双面夹击下全面崩溃，政权灭亡，从而交钞在市场上也销声匿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