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体系中最有价值、最值得珍视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启示，尤其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普列汉诺夫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方面的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他们制定了正确的方法。”恩格斯本人也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里的方法在方法论（methodology）层面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在方法论方面是使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一个光辉的范例。
第一节 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层面的阐释
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列宁曾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是人们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工具。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个如何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原理来解析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理论框架。这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科学。”而对于这种历史观，马克思本人也作过解释：“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关于人们正确认识、评价和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的理论。这些方法普适于社会历史领域，对各门社会科学都有指导意义，而且体现着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观点，具有唯物史观的特色，因此，它们同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以及其他哲学方法区别开来，可以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具体阶段，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唯物史观分析，是从抽象到具体，同时也是个别体现了一般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不但是解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一个方法，同时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分析与批判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史观的不可或缺的任务。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研究中的应用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解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变迁；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根据确定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资本主义主要的政治制度制定与运行。
（1）经济关系是唯物史观理论的核心，是全部社会历史问题的基础，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全过程。一定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根源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沿着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商品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与壮大这一路线，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与发展，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式微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地位的形成，必然导致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瓦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要求的结果。前文所列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各阶级的博弈的论述，明确地说明了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它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使它经济上的要求在政治制度中得以体现。同样运用这一原理，可以得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最终的历史命运——由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来代替。在1846年年底马克思给巴·瓦·安年柯夫的一封长信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一定的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
（2）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得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照例也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的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带来的政治解放使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形式上规定了所有政治主体的平等权利，但是以资本对劳动剥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使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内容的真实性虚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就明确指出：“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恩格斯也说：“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作为重要的政治上层建筑，它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它服务于私有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式上的平等和进步性之下必然隐藏着不真实的内容，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性质分析的一个总体的基本思路。
（3）从前几章的内容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政府的分析与批判，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资本主义主要政治制度的透视。每一种政治制度的产生与存在都可以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解释中，找到其深层的根源，找到这些政治制度运行机制的经济基础的依据。
由上面几点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时，经济基础与上层关系的矛盾分析像一根主线贯穿其中。但是，这并不能由此得出经济决定论的结论，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到对议会、选举和政治制度的论述，也从另一方面分析了政治制度对于经济基础的重要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中是一种活的灵魂。正如恩格斯在许多书信里反复强调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构造体系的方法，更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只是进行研究的科学方法，因而它不能代替对历史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他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具体地、历史地把握，因为理论观点只有与这些观点所反映的事实和过程结合起来才能被正确理解，“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中的辩证法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的另一种重要方法论即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批判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一批判是以一种以辩证否定为基本方法的建设性批判。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方法论之一。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马克思剥去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衣，创建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并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之中，使它成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栀政治经济学批判枛》中充分肯定了这个方法的制定及其应用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离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对于辩证法的基本精神，马克思本人也做过解释：“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没有一般的生产方式，只有特殊的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因此，抽象的适用于任何时代的政治制度是不存在的。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承前启后阶段，它本身的发展也是一个由否定到肯定，再到否定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研究是一个充满辩证法的过程。从前文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解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是一个从无到有、由量变到质变、各方政治博弈的对立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一刻也没有怀疑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人类社会中的进步作用，而且他们对这种作用的认识和描述达到了他们同时代的理论家所不可比拟的高度。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进行了从产生到实质到价值的全方位的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种种局限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方法不仅是批判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两个必然”，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重要规律；又提出了“两个决不会”，揭示了实现这个规律的长期性和曲折性。他们在肯定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式进步性的同时指出了与其内容的虚假性，他们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主体——资产阶级的在生产方式上的狭隘性，又找到了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一致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他在否定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永远合理神话的同时揭示了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基本要求。
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对于自己的理论也有着始终体现着一种辩证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化，他们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研究也随时代发展而改变，对已有的理论和观点进行着修正和补充。
就唯物史观来说，1890-1894年间，恩格斯针对当时工人运动中和思想界出现的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甚至加以歪曲的错误，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全面阐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基本内容做了重要补充。恩格斯坦言，在唯物史观创立的初期，由于当时反对唯心史观斗争的需要，马克思和他本人着重论述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也留下了隙漏。“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恩格斯在这些通信中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歪曲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并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其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此外，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合力论”和1894年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提出社会发展“中轴线论”等，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要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与时俱进之处，还体现在他们对自己一些过时理论的自我批评。在《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枛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说，此书最初于1845年出版，那时他才24岁。因此，此书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对此，他一点也不打算抹去，仍然决定原封不动地重新献给读者。恩格斯坦诚地指出：“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1895年3月，恩格斯在他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卡·马克思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枛一书导言》中坦诚地做了自我批评。他承认，他和马克思等关于1848年革命期间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达到最终的奋斗目标，“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