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她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也是中国最着名的性学家之一。1999年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主要着作有：《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性社会学》《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性的问题》等。
采访时间：2008年4月
采访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会议室
精彩对话：
作为社会学家，李银河一直是先锋、前卫、开放的代名词。但凡涉及讨论与性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她的声音从来没有缺失过。目前有关性的着作，李银河已经出版了30多本，她用手中的笔，让沉闷的中国性学有了最前卫的理念，也有了最革命的宣言。在李银河身上，也许唯一没有争议的就是1998年出版的《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这本书汇集了47个真实个例，一经推出，热卖了十几万册。李银河这个名字也在一夜之间，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看上去很普通的一个北京女人程程（以下简称程）：很多人都有一个特别大的疑问，就是《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这本书上那么多的案例，都是从哪儿来的呀？你怎么去跟人家谈“性”这事儿？
李银河（以下简称李）：其中每一个个案都是我自己去谈的。什么叫“调查”呢？调查就是要把这些故事，这些真实的东西问出来嘛，你就得想办法。其实还是有人愿意谈的。
程：这些人怎么找呢？
李：差不多都是找身边的人。因为像“性”这个问题，前面什么研究都没有，是吧？你要做一点探索性的调查的话，比较随意地找样本，还是可以允许的。
程：别人和你说的时候，有没有特困难的过程？还是说她觉得没有渠道去倾诉，特别愿意告诉你？
李：在调查过程中，当然有很多的技巧，使得对方愿意把真话讲出来。
但是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访问到一个女的，当问到“自慰”这个事情时，她说，这个我可不能谈，这个我不愿意谈。遇到这种情况，就让那些愿意谈的人谈，不愿意谈的，你不能去逼人家。
程：现在看来《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这本书，是不是能够涵盖中国，尤其是城市里知识女性的这种情感和婚姻，包括性的关系？
李：怎么说呢？不能说它很有代表性，只能说它是一个探索性的。就是说，在这个性的领域，大概有哪些问题，大概有哪些态度，都给人们展示一下。
程：从1988年到现在，您的研究已经整整持续了二十年。您觉得研究这二十年的调查当中，中国人在性观念上的变化大吗？
李：特别特别大。像是对“同性恋”的看法，以前“同性恋”几乎不会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很多人不知道这些事。而现在你再一说出“同性恋”这个词，多数人都知道了。
我2008年做了一个全国大中城市的抽样调查，是关于“同性恋”接纳程度的。大概91%的人认为，同性恋跟异性恋应该有同等的就业机会；而同样的问题，在美国，回答应当有同等就业机会的人，才86%。
程：是不是说明，我们国人的性观念开始解放了呢？
李：对，我觉得是这样。它首先表明的并不是人们堕落了，因为这里有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说这些人他是在追求个人的幸福、个人的快乐。这个东西是应该否定，还是应该肯定的呢？当然应该肯定了，对吧？比如说“同性恋”，它跟道德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能说你找一个异性结个婚，你就道德高尚了；你要是找一个同性的人，你就很低下，你就很堕落。不能这样说。
公开谈性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只是李银河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个会和别人起争执的人。她太随和、太朴素，然而她所从事的工作，她的很多理论和思想，又都是具有颠覆性的。“同性恋”、“多边恋”、“虐恋”这些别人可能连碰都不敢碰的话题，她不仅在公共场合里说，还加入了自己的观点和评论。由于李银河的言论和人们的惯性常识以及道德底线发生了激烈碰撞，一度引来众多的抨击。
程：不管怎么说，很多人还是觉得，“性”是极其隐秘的一件事。但为什么你做这些研究，或者说发表一些言论的时候，都比较大张旗鼓呢？
李：也是因为咱们中国在“性”的方面，问题比较多比较严重，所以常常会形成一个焦点、话题。因为这方面不管是从法律，从政策，从人们的观念来说，争议都比较大。另外，可能真正搞这项研究的人太少了，我出来说以后，就显得好像都是我一个人在那儿说。
程：那您个人究竟提倡什么样的一种性观念？
李：我要是一个牧师的话，我可能会提倡“婚前童贞”之类的。但现在以我这个身份，首先我不想提倡什么；第二，我也不知道提倡什么。我只是说，有些人有“多边恋”的这种需求或者什么的，他们应当是有权利的，我们也没有必要说他们是道德堕落呀，或者甚至说他们是坏人之类的，没有必要这样去评价他们。
程：所以在这方面，您一直强调的就是说，作为人体来讲，个人完全有使用它的权利，怎么用是你自己的自由，只要不危害他人？
李：对！而且这个“性”是不分等级的，不能说“异性恋”是一等，“同性恋”是二等，“虐恋”则是三等。不可以这样分的！同性恋的人，他去追求快乐，他就是这一种方式，他对异性就喜欢不起来，其实他很痛苦的。
生于20世纪50年代，长于60年代，70年代谈婚论嫁，李银河所处的年代，和性相关的一切都是隐秘和私人的。然而1988年，在那个舆论尚未多样化的年代，李银河从美国匹兹堡大学学成归国后，却正式开始了中国性学的研究。
她说话很严谨，不是侃侃而谈的人程：您在1988年就选择性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时候怎么敢做这样的研究？
李：当时自己也有一种研究和探索的冲动吧。比如说在国外，所有的大学里，关于“同性恋”的专着，就有好几书架，咱们中国居然连一个研究的都没有，所以当时也有一种想填补空白的冲动吧。还有一个，我的研究领域是——婚姻、家庭、性别和性。但是如果我同样写了两本书，一本写性别，另一本写性，那么写“性”的这本就大卖，写性别的那本就没什么人买。所以我觉得是大家关注点的问题，并不是说我特意的去选择了研究性学。
其实即使不断章取义，李银河的一些观点也是超现实的，不能被许多人接受，因此李银河也多次把自己主动送到了道德批判的风口浪尖上。更让许多人无法接受的是，她率先提出了“卖淫非罪化”、“性产业非罪化”，这一次，李银河将性学挑战的权限拓展到了社会领域。
程：您没有用“合法化”，可能是给它的一个界定。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呢？
李：就是说，应当给那些所谓的“小姐”提供帮助，帮助她们有一技之长，给她们创造就业的机会，而不是把她们抓起来或者罚款。抓和罚款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比它能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现在因为她是个“小姐”，她就不敢去报警寻求保护，而且她也不敢用自己的真身份证，人家把她绑架了，敲诈了，或者把她杀了，最后还找不到人，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没法破案。要是“非罪化”，以后这种情况就会大大减少了。
程：您觉得中国的性观念、性活动，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中？
李：我认为中国现在正处于性革命的前夜。中国的“性”，从历史上看，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是在古代的时候，中国人的性观念，我认为还是比较健康的，把它看做挺自然的一件事；第二个阶段是宋明以来，人们越来越反性，提倡禁欲；改革开放以来，我认为进入第三阶段，就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增加了一些西方的现代因素。比如说个人的性权利的观念，过去古代的人，虽然对性是比较肯定的，但是他不太会主张个人权利，但我们在第三阶段，就新增加进来了。
程：那性革命这件事，能说它好或者坏吗？
李：一般来说，我们做社会学研究，就研究它是什么，为什么。对它做评价比较少，评价也不是我们的责任。
尽管李银河一再强调，不为了改变什么，也不为了和谁战斗，自己只是阐述存在，并不多做评价，然而当李银河遇到同性恋的课题之后，例外却出现了。这一次她积极呼吁同性婚姻在中国的合法化。2008年的“两会”上，李银河再次委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大会提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建议，这是李银河的第四次努力。如此大张旗鼓，李银河迎来的有理解，也有恶骂，但同时她也成了许多同性恋心中的英雄。就在我们采访当天，李银河还接到了一个同性恋者的电话。
李：我今天还接到一个电话，那个人说，总算给你打通电话了。他说他因为同性恋这个事，很不幸福。他本来很优秀的，大学毕业之后，老师让他留校，他都不敢留，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有毛病的，然后就只能躲在一个小县城里，痛苦极了！然后他说，自从看了我的书以后，觉得自己活的像个人了，又有自信了。他说他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而且有好多人跟他一样。他说，他最想的就是当面见一下我，给我鞠个躬。和我通了电话之后，他这一生的愿望已经实现一半了。他这么说，我也挺感动的。
程：那您觉得您自己是怎样的研究者？
李：好像有好多人说我是“英雄”、“战士”。但是我觉得，我其实特别没有英雄气质，没有战士气质，有时候常常就想躲在一边，过自己的生活。
记者手记
这个李银河也许不是你印象中那个李银河了吧？
她的有些书、有些段落一出来，就有人跳将出来，套用2008最火的词叫“雷到了”，说“卖淫非罪化”，怎么能让卖淫不犯法呢？说“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难道还能让同性恋公开亲密上街？说“成人有一夜情和多边恋的权利”，就有人公开问李银河，要是你自己的丈夫有一夜情、多边恋的要求，你怎么办？现在每当这时候就想起李银河说的：“我其实特别没有英雄气质，没有战士气质，有时候常常就想躲在一边儿，过自己的生活”。这分明是个柔弱女子，从事的也不过是社科院某部分领域的研究，可是她无法隐蔽。哪一天人们能以看待消费调查报告的态度读李银河的性学报告呢？恐怕难做到，性本身就做不到不招眼。
李银河说了，“我是个社会学者，我做的就是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其潜在的语言是“其实发生的远比我展现给你的要多得多”，也许是生活本身更出乎我们的意料，也许再看李银河的书的时候，该挂上一盏纸幡，看是风动，还是幡动，抑或只是我们的心在动？
［人物］郎咸平 着名经济学家——没两把刷子怎么敢走江湖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但是近年来你最常见到他的地方是在内地，他露面最频繁的是各种各样的讲座。在讲座现场，你常常会听到听众们这样说“就想听听这个敢说真话的人会说点什么”。
一口台湾腔的普通话、一头灰白的银发、一副金边的眼镜、俊朗的五官，就是他标志性的特写。美誉有“郎监管”、“中国民营企业教父”，不过“流氓教授”、“疯子经济学家”也是他响亮的外号。
郎咸平，1956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祖籍山东，在台湾做了几年报社记者之后，去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一直读到博士。本来想进入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工作，没有如愿；本来想回到台湾当大学教授，也未能成功；香港中文大学聘他为客座教授。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位郎教授曾经在香港立法院舌战群雄，但第二天，他仍旧没有在主流报纸上看到关于自己的大幅报道，郎咸平觉得，他的声音可能在内地才能更加得到重视，于是他回来了。
从对德隆系的一系列言论开始，郎咸平迅速树立起了“中小股民利益代表”的形象。其实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公司监管、项目融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2003年以来，郎咸平把主要精力转向企业战略研究，2004年的八、九月间，他用最为传统的财务分析方法，痛诉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弊病，质疑某些企业侵吞国资，并提出一些地方推行的“国退民进式”的国企产权改革已经步入误区，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又被称为“郎旋风”。
他的经济讲座一点都不枯燥，更有趣的是他的语言，在他嘴里很少听到经济学家固有的严谨味道，多的却是媒体人的犀利和张扬。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他的笑，他笑起来是前仰后合，哈哈大笑。听郎咸平谈话你永远不会感到乏味，他有一肚子小故事，他的谈吐也极具表现力，好像他知道什么最能吊起你的胃口，再加上丰富的肢体语言，时不时地手舞足蹈，所以即使他说“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们，你们是怎么死的，我不是来救你们的！”台下仍然报以热烈的掌声。
2008年以来经济形势不好，好多人把郎咸平比做精神白酒，说他和白酒一样，能让你暂时感到痛快，属于减压产品。但其实我们听得出，郎咸平最想做的，还是让民营企业都能活起来，能够按照他所说的“6＋1的模式”走出创新的路。这样，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就业难、消费低、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不稳定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