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基本情况
性别：男
年龄：39岁
籍贯：河南
婚姻状况：已婚
文化程度：高中
打工时间：1999年至今
打工地点：上海、北京、深圳、嘉兴
打工类型：电工
在准备去李明家访谈前，我先去约了时间，在门口碰到了他妻子。李明的妻子说她丈夫傍晚五点下班，明天（星期天）上午也在家。我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晚饭后去比较合适，因为我想把这次的访谈当作是一次普通的聊天，吃过晚饭后，似乎这种闲聊的氛围会更好，也更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晚饭后，六点左右，我跟我奶奶一起去了他们家，因为我奶奶家跟他们家住得很近，平时见面经常打招呼，我想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沟通桥梁。走进院子，看到有三间屋子，一间没人，其他两间都租出去了，他们家在最里面的那间。那个院子本来住着一个老人，老人过世后，他的儿子就把房子租出去了，没想到，原本一个老人住的房子，现在居然被分成了三间。
门开着，我跟着奶奶走了进去。一个男人还有一个小孩坐在小板凳上看电视，看见我们进来，急忙站起来招呼我们坐下。他的话不多，脸上带着笑容，穿着厂里发的职工服，一看就知道是个憨厚的人。我去约时间的时候，他妻子就说过她的丈夫不太会说话，看来初步印象倒真是如此。我粗略地观察了一下他们的房子，20平方米左右，一张床，一个21寸的彩色电视机（后来得知这台电视机是从老家带过来的），一张矮的小方桌，几条小板凳，还有就是停放在门口的一辆电瓶车，放电视机的桌子下面堆了好多的白菜，整个屋子不分卧室、客厅和厨房，只有卫生间被隔离了出来。不一会儿，他的妻子也回来了，穿着大红色的外套，颇有点过年的气氛，一进来也是笑脸相迎，笑声很爽朗。从第一次碰到她起，我就觉得她是一个蛮干练的妇女。
家里来了两个人，凳子就不够坐了，于是丈夫坐到了床上，他拿起遥控器把电视机的声音调低了。就这样，我们开始“聊”了起来。起初，李明有点拘束，大多是他的妻子在和我们聊，他只是偶尔插几句，聊着聊着，彼此也就热络了起来，虽然他的话不多，但是很坦诚。
能简单地介绍一下您老家那边的情况吗？
我叫李明，今年39岁，老家在河南省罗山县（李明把这几个字写在了我的本子上。“字写得好漂亮，比我的漂亮多了”，我忍不住夸起了他，从他写的字中可以看出他受过一定的教育，于是我又好奇地问了他的学历）。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差了几分（李明带着笑容却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那时我们大别山区搞照顾，像我这种情况当时只要出点钱就可以得到照顾上大学，以后工作还可以包分配到大别山区，只不过当时家里穷，出不起这个钱。那时的观念跟现在不同，哪里有想过再去考一次，更何况也没那个钱。
既然没考上就想早点干活挣钱，边干活边学手艺。我也不后悔当初没有选择再考一年，家里的情况确实太困难了。正是由于我自己的这种经历，所以我和她（李明的妻子）才出来打工，拼命挣钱，为的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钱念书，只要他们愿意念书，好好学，我们夫妻两人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供他们上学，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决不会因为没钱而让他们辍学。
在我们老家那个地方，没有工厂，只能干点农活，挣钱的机会少，填饱肚子虽然不成问题，只不过要供小孩上学就困难了，尤其是上初中，更是负担不起。不过老家还是很重视教育的，为了孩子，大部分人都出去打工了，很多人家里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早几年，我们那里的农民要交的提留款很多，像我们四个人一年就要交1000多元，近些年来，交的提留款是少了很多，但是镇里还是变着法子来向我们收钱。我记得有一次镇里把国家要修建高速公路占用土地而补贴给我们的大部分钱都贪污掉了，为这事，我们镇有一部分人去了北京上访。不过这事后来还是解决了，钱讨回了一部分，对这个结果，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
能谈一下您的打工经历吗？
嘉兴已经是我的第四个打工地了，我最早去了上海，她（李明的妻子，下同）在家里带孩子（第一个孩子——女儿）。当时我在上海找了份电工的活，在外打工总想把一家人都接过来，不过上海的消费水平实在是太高了，一家人都搬过来肯定负担不起。后来等女儿大了点，我们两人又决定去北京闯一闯，女儿由家里的老人在家带着。我们在路边摆了个小吃摊子，生意很是红火，来买早点的人经常排起长队（说到这里两人脸上都露出了自豪的笑容）。北京的物价水平是我们所有打工地中最低的，原本以为可以在北京待上好一段时间，不过那时儿子出生了，孩子年纪小，一把屎一把尿的，一边摆摊子一边带小孩很不方便，来买东西的人看着也不舒服。有点无奈，不过我们还是离开了北京，她回老家带小孩，我一个人再出来找工作，后来我去了深圳。我主要是干电工的活，还算有点技术，在深圳找工作不是很难。当时，我是在李嘉诚，就是香港的那个，经营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当电工（谈到曾经在李嘉诚经营的一家公司工作，李明脸上流露出自豪感）吃的、住的都在公司，工资也比以前高，不过那里的消费水平也高，我一个人生活还过得去，要是全家一起过来，肯定吃不消。深圳跟上海一样，也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后来我就来到了嘉兴，在经济开发区的一家外商独资企业找了份工作，仍然是电工的活，她和儿子也跟了出来。
儿子上幼儿园了，不过上学、放学得有人接送，不然我们不放心。儿子放学的时间早了点，所以她只能打打零工，替人绣绣花。要不是接送儿子，她早就去厂里打工了，这样也能多挣点钱，现在只能绣绣花，而且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活干。她以前去市区找过家政工作，通过中介所帮忙找家政工作的人很多，大家都等在家里，等到有人要请钟点工时，中介所才打电话通知其中的一个去干，有时等了一天也可能等不到一个，况且我们住的地方是在郊区，来回路程也比较远，不方便，所以她就不干了。她有想过要做做小生意，本来仍然想卖卖早点，不过我们觉得在这里的早点生意不好做，赚不了多少钱。她的妹妹还建议过她去买台老虎机（李明妻子的妹妹现在就在做老虎机的生意），说那个东西很赚钱，但是派出所要管，她妹妹告诫说她必须和派出所搞“熟”。现在我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是1100元，她的活虽然不稳定，但平均四五百元还是有的。不过，这样的工资水平还是不高的，我们的生活勉强过得去。这几天我厂里一些基本工资只有每月800元的普通操作工人就因为嫌工资太低在闹罢工，厂里也答应在今年三月告诉我们对加工资这个事的决定。我一般不会给小的私营企业打工，找工作就专门找比较大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往往信誉比较好，不怕企业赖工资什么的。现在我工作的那个厂，在职工权益和福利方面就做得比较好，从来没有拖欠过我们一分工资，所有的员工都买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企业出一部分钱，我们自己也出一部分钱。到今年三月份，厂里还会有住房公积金。现在，我一天工作8个小时，周六、周日都放假，不过我倒希望星期六、星期天也能够上班。
在我们厂，工人们都自愿地争着加班加点，因为工作日加班加点，一小时的工资按一个半小时算；双休日加班加点，一天的工资按两天算，多合算呐！
但是厂里不是经常加班加点的，应该说是很少，在我们厂里，谁的权力越大谁加班的机会就越多，我今天就是刚加班回来。（这时李明的手机响了，等他接完电话回来，我试着询问了电话的内容），刚才是厂里来的电话，今天一个工人加班时忘记关机器了，其他人不会关，所以在厂里值班的人就打电话过来问我。在双休日，我也有去找过别的活干，可是一个星期只干两天，多数厂是不会要这样的工人的，所以我只能去建筑工地打打零工。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工地干活时就发生了工资拖欠的事。当时我们几个人是要跟包工头签劳动合同的，可是包工头怎么都不肯，因为没有劳动合同，讨工资就比较麻烦，后来我们就找劳动局投诉，通过劳动局向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施压，十多天后，我们还是把钱要了回来。所以以后如果碰到不签劳动合同的活，我都不干，吃一堑就要长一智。在来到嘉兴的这两年里，我就一直在现在的那家厂干，但是我也没有打算在嘉兴长期打工下去，哪里的钱好赚我就去哪里，是不是长久干下去这要看企业的工资待遇，但是也没有回老家的打算。
平时有空的时候我就看看书，自学，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厂里。现在这个社会没有技术的工人不但工作不好找，而且工资也不高。我非常想学电脑，现在厂里的机器都是由电脑操控的，要用电脑的地方很多，比如，有关机器方面的资料看不懂就需要用电脑查，资料的文字有英文的、日文的，还有韩文的，我只有一本英汉字典，要是碰到日文、韩文就看不懂了。我在厂里也学过几次电脑，只是别人的电脑通常都不让我们碰，生怕我们把程序搞乱掉。我有想过去上个电脑班什么的，只是现在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只能是买点资料自己看看。（我向他介绍说当地的农民可以免费接受电脑技术培训），我也很想参加当地政府搞的免费电脑技术培训，只不过我一个外地人，谁愿意给我出这个钱。
能谈一下您的两个孩子吗？
我们有两个孩子，女儿留在老家上学，儿子我们带出来了。（在谈到自己的女儿时，李明站了起来，在门口望着天空踱来踱去。他似乎不愿多谈自己的女儿，所以关于他女儿的情况，大多是从他妻子那边了解到的）我们之所以没把女儿也接过来，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学费实在是太贵了，和我们老家那边相比要贵上十多倍。要是把两个小孩都带过来，我们肯定负担不起，就算现在这样，两个小孩上学的钱也几乎花掉了我们俩挣的一半，每月还要寄钱给她姥姥。
我们老家那边虽然学费便宜，但是从女儿上小学开始，学校就经常以各种名义收费，一交就是几十块钱。听人家说上初中还要糟糕，有时一个星期一收就是好几百的，更难以接受的是学校收的钱都没有单子，我们那边“山高皇帝远”的，平时也没有人来管。为这事，我们那边的人向上头反映过好几次，上头也来检查过，只是来之前学校早就做好了准备，所以检查不出什么来。就“乱收费”这个事儿，电视台也播过好几回了，可是过不了多久，学校还是像以前一样收费。（在讲到“乱收费”现象时，李明的妻子有点顾忌，讲了一半她就跟我说），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事儿说出去，这样对我们的女儿肯定不利。虽然老家的学校经常这样乱收钱，但是总的加起来还是比这里的学费要少，我们现在的工资水平要负担两个孩子在这里上学的学费还是有点困难的，所以暂时把女儿留在老家，由她的姥姥照顾。但是我们俩还是很不放心，老人家年纪大了，很多方面肯定想得没我们周到，还怕她姥姥太顺着孩子，把孩子宠坏了。而且小姑娘长大了，方方面面的问题也多了起来，我们俩不在她身边，也不能很好地照顾她、教育她。现在，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和女儿通一次电话，小姑娘也经常给我们打电话，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我们经常是在晚上九点以后打过去的，因为用的是联通的卡，联通的卡过了九点打长途就比较便宜。虽然民工子弟学校的学费比本地学校便宜多了，我们还是让儿子上本地的学校，一方面是他年纪太小，乘民工子弟学校的校车我们不放心；第二是本地学校的教育肯定比民工子弟学校来得正规，老师对学生也比较负责，所以我们就算多花点钱也心甘情愿，小孩子的教育马虎不得。等我们生活好一点了，最好是把她姐姐也接出来。（说到这里，李明夫妇的眼神里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能谈一下您现在在这里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情况吗？
我们是去年五月份才搬到这里的，房租一个月80元，不包括水电费，这里比较偏僻，所以月租费还算比较便宜的。原来我们住在庙下桥，庙下桥在外来民工管理方面比这里要好得多。
就比如说，在庙下桥，小孩打预防针房东会事先来通知，而这边根本没有人来跟我们讲，小孩什么时候要打预防针我们完全不知道；在庙下桥，暂住证快到期了，办暂住证签证的人都会事先来通知我们，如果我们人不在，通知的人以后还会来，每次只来一个人，说话和和气气的，其他有什么事情也都会事先来知会一声。有一次下暴雨，他们害怕我们住的房子塌掉，就下强制命令，要求我们搬到楼房里去，楼房条件比较好，像现在我们住的矮屋子在庙下桥是绝对不让住的；我们住在这里已经有半年多了，办暂住证签证的人一次都没来过，直到暂住证过期了才来，而且一来就是六七个，说是派出所的，气势汹汹的，警告我们不想办就马上搬家。我们并不是在乎办证的5块钱，5块钱也不算什么，主要是我们刚来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要到哪里签，一时忘记了，过期了也不知道，但是来办签证的派出所的人态度也差了点，那天就差点和他们吵起来。
搬到这里来，主要是因为离学校近，小孩上学比较方便。我们到嘉兴打工的这几年，物价一直在涨，像油价一斤就涨了十多块钱，可工资就是不涨。
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赚钱供孩子上学，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至于在生活方面，我们没太多要求，可以过得马虎一点，有什么好吃的还是先让孩子吃，我们自己吃什么无所谓。现在家里有了电视机，也买了手机，不过我最想买的就是电脑，越便宜越好，只要能用就行。要是我将来有钱了，想在乡下买套房子，我不喜欢住在城里。在城里，人与人之间人情比较淡薄，而且城市生活比较紧张，城里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嫉妒心太强，好面子，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还是乡下比较悠闲，我有时会去后面的活动室逛逛，看那些人打打麻将，他们的生活也过得挺轻松、挺开心的。有时还会去后面的操场和几个小青年打打篮球，运动一下。后面的操场还放过几回电影，我们只去看过一次，现在我们对这个也不太感兴趣了，人多就图个热闹，几次放的时候我下班还没回来。
平时我没事就喜欢去商店逛逛，去市图书馆看看书，看些电工方面和法律方面的书，多学点技术，多了解些法律。不过我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在双休日找一份活干。我们平时和周围的人也不怎么走动，大家都是各过各的。
和老乡聚在一起的机会也不多，大家放假的时间经常合不到一起。
我们已经两年没回老家了，今年也不回去。回家一次车票又贵，车又挤，有时买票也困难，这几天我看电视新闻，听说今年在嘉兴打工的人，有的为了买票排了几天的队。今年年底女儿会过来和我们一起过年，我们基本上一年到年底才见一次面。我们去年是和她妹妹一家一起吃的年夜饭，今年估计也是这样过。
（在走之前，我提出来要给他们一家拍张照片，李明的妻子笑着说，他们已经好多年没拍过照片了，她欣然地接受了我的建议，李明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他笑着说，穿着厂里的衣服拍照不好看，不过最后还是答应了。不过遗憾的是，他们的儿子怎么也不肯拍，所以给他们三个人一块照张相的希望也就落空了。聊了很久，我和奶奶准备走了，他们一家热情地送我们到院子的门口，还招呼我们有事没事常去玩）
访谈员手记：
一个高中毕业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男子，原本花点钱就可以上大学，或许他的命运也将从此改变，只因当时家里没钱，于是他就成了在外漂泊的打工一族。但是他没有怨恨命运，即使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不得不到处奔波，他也始终没有放弃通过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技术，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来改善全家人的生活，因为他深信知识就是力量。他知道因为没有钱而不能上学的痛苦，知道知识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所以他努力挣钱供自己的两个孩子上学，在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范围内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他的这种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妻子。一个农民工家庭会如此重视教育，如此渴望知识，这在我采访前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在他们眼里，钱和知识是挂钩的，没有钱，求学的道路就举步维艰。知识是王道，钱同样也是王道，有钱才有获取知识的途径，有了知识才能挣更多的钱。
他憨厚，话语不多，但是句句真诚。他冷静、沉着。他知道一个在外打工的人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像遇到工资拖欠这类事，他不会去闹而是会去找劳动局。他知道签劳动合同的重要性，知道要看清合同的条款内容。
他知道如何选择合适可靠的企业，知道买保险对于一个打工者的重要性。
他有一个平静的心态，他不喜欢城市喧嚣紧张的生活，他讨厌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他憧憬乡村恬淡舒适的生活，他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在外漂泊的八年中，他尝尽了人情冷暖。在工厂，老板对他们说话的语气比当地人不客气；辛苦攒钱买了一辆新车却被人怀疑是偷来的；因为延期办证而被人勒令搬家……在他的眼里，当地人还是把他当外地人看，有时甚至还戴着有色眼镜。他没有融入当地人的圈子，应该说连试都没试过。其实，在他自己眼里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外地人，从他的言谈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他会利用已有的条件，但是不会主动去寻求社会的帮助，他不会去向当地的政府部门反映自己的需求。他说，党中央有关农民工方面的政策是很多，但是让他真切感受到关怀的却不多，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求打工地的政府为他们做些什么。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被动的，但是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的态度还不足以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感激，某些地方的政府在保障农民工权益、造福农民工方面确实做得不够。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的氛围，某些地方政府政策方面的缺陷，在农民工的心里筑起了一道屏障，使他们不能对这个社会敞开心扉，尤其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在这些方面会更加敏感。
社会就像一部大的机器，而生活在社会上的人就是这台大机器上的零件，少了任何一个，这台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农民工在当今社会上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样需要“维修”和“保养”。
（访谈员：俞轶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