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是一个特殊的地域，在保有牢固的传统文化积淀的同时，还具备吸纳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一特质使江南文学在中国文学进程中的重大变革期总是突显出一种积极的先锋姿态。五四时期，当中国社会文化步入现代化的新的历史进程，一批深受江南文化熏陶的作家就勇敢地担当起这场文学变革的先锋与主将责任。
同样到了新时期，当中国社会和文化再度面临新的转折，一向细腻敏锐的江南作家的创作激情被全面激发，纷纷着文抒发历史的伤痛，或者期许未来的美好，再度以改革者的姿态投入到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如茹志鹃、柯灵、徐迟、汪曾祺等一批老作家的回归，及张抗抗、叶文玲、李杭育等文学新人的涌现。其中，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三大思潮后的“寻根文学”思潮中，江南作家的表现和贡献尤为突出。
第一节边缘状态下的“寻根”
各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论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思潮时，对其的定义通常包括缘起、“寻根”理论主张和“寻根”小说三大方面。1984年12月，《上海文学》编辑部、杭州市文联《西湖》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三家单位在西子湖畔联合召开部分青年作家和评论家的对话会议。与会者有后来成为“寻根文学”思潮主将的韩少功、李陀、郑义、阿城、李杭育等。会后，韩少功、李杭育等作家纷纷在报刊上撰文，宣扬关于“文化寻根”的主张。因而，在西子湖畔的这次会议通常被看成“寻根文学”思潮的缘起。这些“宣言”式文章有：韩少功的《文学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郑万隆的《我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带》等。以这些文章为主导理论，“寻根文学”思潮兴起。综合几本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着作，被归为“寻根”小说的有：该主张提出前的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等，郑义的《远村》、《老井》，阿城的《棋王》、《遍地风流》等，及主张提出后的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郑万隆的系列小说《异乡异闻》，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葛川江小说”，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小说，叶文玲的“长塘镇风情”小说。更宽泛的“寻根文学”家谱还包括了陆文夫、冯骥才等。这在当时文坛引起了很大的震撼，由此成就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场轰轰烈烈的“寻根文学”思潮。
从这些“寻根文学”思潮的阐述中，我们看出，江南文化与“寻根文学”思潮的关系非常微妙。首先，这股思潮缘起于1984年底西子湖畔的对话会议，此次会议的三家主办单位均来自江南地区，会议的召开地点选择的则是秀丽的西湖；第二，当时的与会者即后来“寻根文学”思潮的主将们，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江南地区，如李杭育、李庆西、陈思和、许子东等；第三，被叙述为“寻根文学”的小说中，很多作品都出自江南作家的创作，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陆文夫的《美食家》，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葛川江小说”，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小说，叶文玲的“长塘镇风情”小说等。由此推论，“寻根文学”思潮与江南这一地域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寻根”文学思潮另一个富有新意的特征，就是它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次罕见的“观念——创作互动”的文学思潮。原本就小说创作和前景相关问题进行磋商讨论的“杭州聚会”，后来被称为“寻根”文学思潮的缘起，会后，与会的作家与评论家便纷纷在报刊上撰文，宣扬寻根文学的理论主张。韩少功的《文学的“根”》提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因此这篇文章被看作是“寻根文学”思潮的宣言。其他文章还包括：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带》等。“他们互有差异的讲述中，有着重要的共同点：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开掘这块古老土地的‘文化岩层’，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此后，在该主张提出前的一些作品被提倡者作为“寻根文学”主张的范例列举；该主张提出后的一些作品，都被叙述为“寻根”的小说。至此，“寻根”文学思潮正式形成。“‘寻根派’作家以理论推动现实的做法，开创了此后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模式，使小说现象从自发变成了有组织的，从盲目和偶然变成按一定观念预先设计的，从散兵游勇变成‘山头主义’……凡此一切，均自‘寻根派’始。”可见，“寻根文学”思潮，是一次目的明确、理论主张齐全的文学运动。从这些理论主张中，我们看到，“走向世界”是“寻根”文学思潮的最终目的，如何在“现代意识”与传统文化之间取得平衡，则是寻根作家担于肩上的文化使命感。“寻根文学”思潮就是在此指引下形成的。但当我们阅读江南寻根文学时，又发现这些作品中没有如此强烈的目的性，反倒突显出一种更加纯粹的“寻找”状态，仅为了找寻出遗失在现代文明或规范化文明中的那些可贵的传统文化而已。这就与“寻根文学”主张之间存在着裂缝，在原来的“寻根”意义上呈现出一种暧昧的态度。
何谓暧昧？新华字典上的解释是：1.（态度、用意）含糊；不明白。
2.（行为）不光明；不可告人；带有贬义。但这里的“暧昧”是美学意义上的。它是一种模糊的审美感，并无褒贬之分。它指的是事物间的一种距离与分寸，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关系，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体会，同时蕴涵着无限的可能性。它是游离在两重底线间的多义复杂的一种感觉，边界是模糊的，态度是不确定的，是一种很特别的审美体会。这是在其他“寻根”小说里搜索不到的一种感觉，正是这种暧昧感使得江南“寻根”小说与整体“寻根文学”思潮之间产生了若即若离、忽远忽近的关系。于是，江南文化与“寻根文学”思潮之间丰富复杂的关联便有了深入探讨的意义。本章就从地域文化角度切入去探讨江南文化视野中的寻根文学，探讨这一特定环境中的寻根文学呈现出的“暧昧”状态及其原因。
第二节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边界徘徊
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一场颇具声势的文化思潮与运动，“寻根文学”源于一种现代意识的历史愿望。1976年底，“文革”宣告彻底结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的确立，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重新打开国门面向世界，吸收西方现代科技与文化以求达到现代化，积极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中，都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命题。然而“80年代东西方文化‘碰撞’，（也）使文化比较和不同文化的价值观的评价重新凸现。一些作家不仅体验到‘文革’等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压力，而且猝不及防地遭遇到‘现代化’进程和‘文化冲突’所产生的令人困惑的难题，感受到最为广泛、深刻的‘文化后果’的压力。他们会认为，如果以‘现代意识’来重新观照‘传统’，将寻找自我和寻找民族文化精神联系起来，这种‘本源’性（事物的‘根’）的东西，将能为社会和民族精神的修复提供可靠的根基。”“寻根文学”的发生，从根本上讲就源于此。它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协调传统与现代之间所作的一次尝试，表达了这样一种理想与向往，即希望在现代意识下重新观照和塑造民族传统文化，以免民族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文明的侵袭下走向覆灭。
在这样的创作初衷下，“寻根”小说必然就集中于对原始的、边缘的、不曾遭受现代文明破坏的传统文化的追寻。因此很多作家的创作完全脱离现实，逃避对种种社会现实矛盾的揭露，不注重表现时代的变化，而是自我陶醉在那些深山野林式的陌生化的文化形态里。
所以，“文学‘寻根’的提倡，既得到热烈欢迎，也受到诘难和批评。批评的主要根据之一，是指责它表现了‘复古’倾向，会导向对需要批判性反思的传统文化的回归。在文学取材和主题意旨上，则忧虑于可能使创作纷纷潜入僻远、原始、荒蛮的地域和生活形态，而忽略对现实社会人生问题和矛盾的揭示。”不过，“寻根文学”的发起者之一李庆西撰文指出：“他们当初的主要意图，是在于‘寻找民族文化精神’，以获得民族精神自救的能力——实际上回答了人们有关他们脱离现实的责难。”在“寻根文学”主张中，作家们都不断阐述“寻找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性，“我的悲观依据是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大约是不好达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同样也是与世界文化对不起话的”。因此，以“走向世界”为目标的“寻根派”必然自觉不自觉地将笔墨全部放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掘上，而忽略了现实社会的描绘。将“根”挖掘到最彻底，表现得最深刻，强化民族文化意识，成了他们当时创作主导倾向。
因此，我们看到，“寻根”小说“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草原、林区、山地、水乡，投向那诡秘莫测的大岭深坑，投向那渺渺茫忙的边缘地带……由此而给我们带来一个阔大、奇异、瑰丽、壮观的自然”。在这些自然里，我们领略到了一个个远离现实的陌生的文化形态。比如郑万隆“异乡异闻”系列小说中展现的粗野强悍的世界，狩猎、淘金、伐木、骑马、背枪、抽烟、酗酒、杀人也被人杀，到处都充满冒险、好奇和暴力；乌热尔图创作的鄂温克族文学作品，描述了一个个发生在大兴安岭森林里的故事，与狼搏斗、保护鹿群、屠杀恶熊，等等，体现了鲜为人知、热爱自由、坚韧强壮的狩猎文化；郑义的《远村》、韩少功的《爸爸爸》展现的则是一个个神奇诡秘的世界，野狼出没、瘴气毒虫，还有各种怪异的巫术占卜，让人讶异不已……在面对这些陌生的文化形态时，来自文明世界的人们经常感到莫名的惊诧，因为“作者对这个世界倾注了一种特别复杂、浓烈的感情，在野蛮的表象之下，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激荡，这不仅来自于文明对愚昧的斗争，更主要的，恰恰是被我们视之为野蛮的东西中所升腾出来的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然而，在阅读江南“寻根”小说时，我们却感觉不到如此强烈的震撼力，反而是一种慢慢化开的细腻复杂的情感。这是因为“在现代目光的理智注视中，吴越写作人无疑是看到了处于终结状态的传统的尴尬和走出尴尬变革观念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然而，作为从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之中‘过渡’过来的本土文化之子，留落在他们身上传统文化的种种积淀，以及他们对历史文化情怀的自觉参与和沟通，又使得他们对在情感上处于尴尬状态的传统不无留恋和依从”。
江南文化与处于中心的中原文化来说，是“边缘-中心”这样一组关系。“本来，春秋时的四大氏族集团，黄河上下的诸夏和殷商，长江流域的荆楚和吴越，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中华文明。殷商既成规范做大，其余三种形态的文化便在规范之外（当然不是绝对的）。”这三种规范之外的文化，包括老庄哲学、楚文化还有吴越文化。这样一种中原规范之外的边缘位置，使江南文化在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变迁中却能固守原有的传统，甚少遭到打击破坏，因而江南独有的品质一直牢牢地扎根于江南的每一寸土地上和每一个人心中。而它在保留传统积淀的同时，又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江南文化从来就不是自我封闭的系统。从历史沿革上看，北方文人的南下，为原本“尚武”的江南注入了大量的文化气息，江南慢慢地由“尚武”转向“崇文”，从而在“武”的文化层面上多了“柔”的味道，由此可见江南文化一向具备开放性特征。同时，浙江——江南地理位置的主要中心之一，濒临东海，是一个开放型省份。“浙江区域文化富有水性，依赖于水的浸润与滋养，浙江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属于海洋文化圈，属于水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主要特征，即开放性、创造性、交融性、互补性的特征。”因此，相对于其他地域文化来说，江南文化眼界更开阔，思维更敏捷，包容性更强，更富有活力。
